文章 | 李新宇

轉自 | 《齊魯學刊》，有刪節

說起魯迅，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五四文學革命成就的最高代表等等，而常常忽略一個基本事實：五四前后的魯迅是一個業余作家，他的本職工作并非文學創作，也不是翻譯和學術研究，而是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的行政事務。他是國家公務員，需要每天按時上下班。

然而，大半個世紀以來，浩如煙海的紀念文章、回憶文章和研究成果，卻大多在談論他的文學活動，而1950年代以來的回憶文章則更注重他與革命相關的細節，而關于他在教育部的本職工作，卻少有回憶。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二：一、機關工作與文學創作或學術研究不一樣，一年到頭忙忙碌碌，公文寫了一大堆，卻留不下《吶喊》或《中國小說史略》那樣的成果；二、魯迅為之服務的政府后來被稱作“北洋軍閥政府”，性質是“反動”的，那么，似乎為它干的越多、越好，也就越不光彩。

這樣一來，魯迅的官場生涯和本職工作，似乎成了他的污點。有人翻出來，是為了打破“魯迅的神話”，讓人們看到他與北洋軍閥政府同流合污的罪證。比如，當年的鄭學稼就是這么做的，當下網上的“倒魯”的人們也是這么做的。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尊崇魯迅的人，又往往陷入為魯迅辨污的境地。要維護魯迅的形象，怎么辦呢？常見的方式是努力說明他與政府是對立的，找出一些只言片語來證明他對政府不滿，強調他雖然在政府中工作，卻與政府處于對立的狀態，似乎魯迅一直是“身在曹營”的徐庶。如此辯護，當然很尷尬，因為種種事實都可以證明，魯迅并不是徐庶，他為政府很賣力，成績顯著，屢受嘉獎。于是，最后還能做的，就是要求人們對魯迅也要“同情的理解”，也就是說，魯迅也是一個人，魯迅要吃飯，生存不容易，要求魯迅扔掉飯碗去革命，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可是，只要這樣為魯迅辯護，魯迅就成了可憐蟲，人格光彩也就談不到了。

認為魯迅的本職工作并不光彩，其實是很早的事。早在1950年代，甚至更早，在1928年民國易幟之后，魯迅的同事們，包括他的弟弟周作人，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說到魯迅去教育部辦公，常常對他的積極表現和德能勤績閉口不談，而說他“只是例行公事”。

然而，魯迅卻不是例行公事。歷史的事實擺在那里，他在教育部盡職盡責、兢兢業業，做了大量工作，成績有目共睹，因而多次受獎。同時，歸他管的事不少，權力也不小。

那時的國家權力機構中沒有宣傳部，也沒有文化部、新聞出版署等意識形態和文化事業管理部門。所以，今日宣傳部、文化部、新聞出版署的那些事務，當時都歸教育部。教育部分普通教育、專門教育、社會教育三個司，前兩司管的是學校教育，這些事務就都歸社會教育司。也就是說，今日宣傳部、文化部、新聞出版署的那些事務，當時都歸社會教育司。所以，魯迅的工作很繁雜：要考察戲劇、審核小說，要管美術、音樂和演講，要管圖書館、博物館、展覽館、戲院、影院、說書場，幾乎所有的文化活動和娛樂設施都歸他們司來管。甚至鄉間有人覺得自己的寡母一生不容易，希望政府表彰母親的節與孝，呈文最后也要送到魯迅的手里。

據1912年8月2日由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公布的《參議院決議修正教育部官制》規定，社會教育司的工作分為9個方面：

（一）關于厘正通俗禮儀事項。

（二）關于博物館、圖書館事項。

（三）關于動植物園事項。

（四）關于美術館、美術展覽會事項。

（五）關于文藝音樂演劇等事項。

（六）關于調查及搜集古物之事項。

（七）關于通俗教育及演講會事項。

（八）關于通俗圖書館巡行文庫事項。

（九）關于通俗教育之編輯調查規劃等事項。

魯迅于1912年5月5日到達北京，6日就是教育部開始在北京辦公的日子，那一天，魯迅坐騾車去教育部報到。6月10日即與齊壽山一起去天津考察戲劇，那時的考察不是調演，而是直接去戲園子與觀眾一起看。他們午后到達天津，當晚就去廣和樓考察新劇，卻因為天氣不好而劇院停演，只好去丹桂園考察舊戲。回到北京后，6月14日考察天壇、先農壇，因為農林部建議將天壇改為林藝試驗場，將先農壇改為畜牧試驗場，拱衛軍則提出要在先農壇建軍械庫，京師議會則要把這二處改為公園。魯迅等人就要去考察，看究竟怎樣更合適。6月20日籌辦夏季演講會，邀請哲學、歷史、文學、藝術方面的學者演講。21日魯迅還親自開講，講的是《美術略論》。25日考察國子監和孔廟，看是否適合建成歷史博物館……魯迅的日記主要記私事，對工作記述甚少，往往是下班后與誰一起喝酒吃飯都記了，一天中批了多少文件、發了哪些公文卻不記。不過，有時也會留下一些工作的痕跡，比如1912年9月6日：“上午赴本部職員會，僅有范總長演說，其詞甚怪。午后赴大學專門課程討論會，議美術學校課程……”機關工作往往枯燥乏味，但有時也會遇到使他興奮的事。周作人曾經回憶說：“有一回見到中華書局送到部里來請登記還是審定的《歐美小說叢刊》，大為高興。這是周瘦鵑君所譯，共有三冊，里邊一小部分是英美以外的作品，在那時的確是不易得的，雖然這與《域外小說集》并不完全一致，但他感覺得到一位同調，很是欣慰，特地擬了一個很好的評語，用部的名義發了出去。”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那個評語中有不少批評意見，但最后的結語卻是將其稱之為“昏夜之微光，雞群之鳴鶴”。那是魯迅審核小說時發現的優秀作品，所以要寫評語進行提倡。

沿著時間的線索考察魯迅的工作，可以發現他做過許多重要的事。

像所有的行政官員一樣，魯迅要參加會、舉辦會。1912年7月，他參加了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這個會開了一個月，會上討論了92個決議案，議決23個。接著，他又參加了“大專學校課程討論會”和“教育行政討論會”。魯迅對這些會頗有不滿之處，但冷靜考察那些會，卻是創建民主共和國教育體制的重要會議。臨時教育會議更大程度上是一個務虛會，但涉及的卻是一些重大問題，比如，國家祭不祭孔，學校讀不讀經，美育該不該進入教育綱領，民國的教育與帝國的教育有哪些不同；大專學校課程討論會討論的是關于課程設置等一系列具體問題；教育行政會議則制定了大、中、小學從學制到管理的一系列規章。那時的人們很認真，開會的形式也值得一提：會前先發議案，會議開始后先推舉議長和副議長，由他們主持會議，而不是由教育部官員主持。一個議案議決之后，全體都要簽名，然后送交相關部門辦理。從臨時教育會議留下的文獻可見，當時的教育家有神圣的使命感，包括會議上的激烈爭論和大動肝火，都顯示著他們還沒有學會敷衍。作為一個省的代表參加會議，就覺得要對得起全省的委托，作為一類院校的代表參加會議，就覺得必需對得住那類院校。而且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從事的偉大事業：帝制終結，共和創建，要有新的教育。他們做得非常認真，比如第一次會議上選舉議長，與會者50多人，王劭廉以30票當選；然后選副議長，張伯苓以28票當選。然而，張伯苓卻站起來作揖推辭，謙遜地說自己深怕有負眾望。于是會議再次表決，結果仍然是他當選。這時候張伯苓只好服從，發表演說就任副議長。從思想觀念上看，歷史傳統固然沉重，新教育的開創者卻也顯示了新的風貌。

正是在那個會議上，蔡元培發言說：“民國教育，與君主時代之教育，其不同之點何在？君主時代之教育方針，不從受教育者本體上著想，用一個人主義，或用一部分人主義，利用一種方法，驅使受教育者遷就他之主義。民國教育方針，應從受教育者本體上著想……”在那樣一個時代，從事新國家的教育建設，魯迅是幸運的。所以，他從未因為事務的繁多和參加種種會議而厭煩。

1912年9月，為了開展美術館和博物館的工作，教育部成立“美術調查處”。這個處不是有行政編制的實體，而是以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為基礎，吸收一些相關人員兼職充任。魯迅是第一科的科長，自然要擔負起領導職責。他們從調查書籍入手，首先查閱教育部圖書室和京師圖書館的書籍，然后再調查全國的書籍，還曾派齊壽山、許壽裳、戴蘆齡前往沈陽考察清宮的美術物品。齊壽山等人到沈陽不久，就寫信向魯迅匯報工作。他們在沈陽考察了一個月，工作結束后于12月12日回到北京，魯迅當天的日記寫道：“上午許季上、戴蘆齡、齊壽山自奉天調核清宮古物歸，攜來目錄十余冊，皆瓷、銅及書畫之屬。”下午，魯迅即同他們一起到司長夏曾佑家中匯報。他們帶回的調查目錄隨即在《教育部編纂處月刊》上連載。從刊物發表時的按語可以看到：“古器凡八百件，周漢之物，居其泰斗；書畫凡四百余件，多唐宋以來名流所作；瓷器凡十萬件，形制采繪，并多精妙……編存其目，庶覽者可以見中國美術品之存佚云。”

1913年2月，教育部根據臨時教育會議上通過的“采用注音字母案”而召開“讀音統一座談會”。到會者40余人，魯迅是正式代表之一，又是會議的組織者和管理者。第一天由教育部次長董鴻祎主持，然后推選出議長吳稚暉和副議長王照。此后3個月的會議，即由吳、王二人主持。第一步先審定字音。某個字到底應該讀什么音，各地大不相同，所以要一個一個地討論確定，只要有爭議，就要辯論，辯論后投票表決。一個省無論有幾個代表，只有一票的權利。每審定完一個字，就用魯迅等人特別準備的“記音字母”記下來。審定字音的工作進行了一個多月，審定了6500多字。第二步是確定字母方案，會議代表卻提出了各種方案：有人主張仿效日本的假名，有人主張用中國人自創的符號，有人則主張用拉丁字母。不同的方案各有長短，代表們各執己見，會場陷入終日爭吵，會議主席吳稚暉和王照不但不能制止爭吵，而且他們本人就爭得面紅耳赤。爭吵到激烈處，有人抑制不住沖動，搶起板凳就要動武。魯迅后來在《門外文談》中曾經寫到：“勞乃宣和王照他兩位都有簡字，進步得很，可以照音寫字了。民國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們倆都是會員，勞先生派了一位代表， 王先生是親到了，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先生大戰，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棉褲也落了下來……”如此爭吵，怎么收場？最后還是魯迅和許壽裳等想出了辦法，建議把審定字音時所用的“記音字母”作為“注意字母”。也許是代表們對爭論已經厭煩吧，投票表決，人們選擇了魯迅、許壽裳、朱希祖、馬幼漁等人提出的章太炎于1908年擬定的一套符號。魯迅1913年3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午后赴讀音統一會，意在贊助以舊文為音符者，迨表決后竟得多數。”那次通過的注意字母，就是從民國初期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課本和字典所使用的“ㄅ、ㄆ、ㄇ、ㄈ、ㄉ……”。

此外，有幾件事是魯迅付出精力甚多，而且做得相當投入的。

首先是“兒童藝術展覽會”。展覽會從1913年3月開始籌備，名義上是社會教育司司長夏曾佑和教育部秘書長陳任中牽頭，但司長和秘書長只是發指示，具體操辦卻是魯迅的第一科。3月31日，魯迅與司長前往全浙會館，看那里是否可以做展覽會的會場。察看幾處之后，還是選了教育部禮堂，禮堂空間不夠大，就擴展到禮堂后面的許多房屋。至11月6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道：“午后同稻孫布置兒童藝術品。”這次展覽品類分得很細，有字、畫、刺繡、編織、玩具、以及各類手工制作。為能讓更多的作品有參展的機會，魯迅和工作人員設計了若干方案，最后把大幅的字、畫掛到了墻上，小作品擺在桌子上，手工作品也擺在一排排的桌子和架子上。從教育部對作品的要求，可以看到魯迅的美學主張：參展的兒童不論男女，不論學識高低，作品不怕稚拙，但有一個要求：“以存兒童本真為第一誼，長者不得為之刪潤。”

展覽是1914年4月21日開始的，展覽期間，魯迅經常在會場值班，連星期天也不休息。5月20日的日記寫道：“下午四時半兒童藝術展覽會閉會，會員合攝一影。”這張照片上，人們站了5排，魯迅作為這次活動的主持者，站的是最后一排。整整一個月的展覽結束了，教育部又指派魯迅和陳師曾組成評委會，不但評獎，而且要選出優秀作品送巴拿馬萬國博覽會。5月23日，魯迅日記載：“上午開兒童藝術審查會。”這是第一天，此后連續若干天，直到6月24日才完成，評選出甲等獎151人，乙等獎423人。

其次是圖書館的建設。

魯迅對圖書館似乎特別關心。在他和同事們的努力下，教育部出臺了《通俗圖書館規程》，以教育部的名義通知各省，要求“各省治縣治應設通俗圖書館儲集各種通俗圖書，供公眾之閱覽”。魯迅和他的同事們想得很周到，通知中還要求圖書館要附設體育場，為的是讓人們讀書時能到體育場活動一下。從體育器材只能借用半小時看，又防止了有人把圖書館當成體育場。京師通俗圖書館是在魯迅的直接指導下創辦的。該館設于宣武門內路西，1913年10月21日開館。它的藏書主要是從京師圖書館分出來的一些專業性不強、也許沒有收藏價值、卻有利用價值的書。魯迅很關心書籍對普通民眾的影響，尤其是兒童。《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之類，是專家們用的，畢竟離普通民眾太遠，真正影響社會的是街頭隨處可見的通俗讀物。所以，在他和同事們的努力之下，中國有了這樣的通俗圖書館，面對的不是專家，而是普通民眾。魯迅還把他校閱過的翻譯小說《碳畫》等書和他看過的《新青年》贈送通俗圖書館。1914年12月22日，魯迅在日記里寫道：“午后同徐吉軒、許季上至通俗圖書館檢閱小說。”這是來檢查工作，主要是檢查該館收藏的小說。魯迅很關心這個圖書館，多次前往檢查工作。

1916年，經魯迅等人建議，教育部把通俗圖書館遷到中央公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并且于9月21日致函內務部。從教育部給內務部的咨文，可以看到魯迅等人當時的想法：

查公園之設，一以為公共娛樂之地，一以為陶冶民眾之所，故各國通例，恒于公園中附設圖書館、教育博物館等，使一般國民于藏修息游之際，無形自然之中，得增進其常識，涵養其性情，所謂不召而來，無言而化之國民教育公園有焉。京師中央公園自開辦以來，其間設備點綴頗臻完美，惟關于上述各項，尚付闕如。本部有鑒于此，擬就園中社稷壇大殿二重附設通俗圖書館，購置通俗圖書，并陳設教育上簡易物品，專備游人觀覽，庶公園添有益之娛樂，而社會蒙無形之福利。事關公益，諒荷贊同相應咨請貴部轉知該園董事會，即由本部派員與之接洽……

此事進行得還算順利，1917年的8月，通俗圖書館在中央公園開館。圖書館設到公園，借閱量大增，圖書的價值得到了發揮。可是，圖書館很快與公園發生糾紛，最后是圖書館失敗，只好又遷到宣武門內頭發胡同。幾年之后，這個圖書館又和京師圖書館合并起來，形成了專業與通俗共處一館的新模式。

在這段時間里，魯迅對京師圖書館也非常關心，投入了極大精力。

早在1912年秋，京師圖書館剛剛開館不久，他就以教育部的名義咨調各省官書局所刻書籍，入藏京師圖書館。1913年，他又數次為京師圖書館調撥圖書，包括一部活字銅版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由此可見，那時的魯迅就有意將京師圖書館建成國家圖書館。

也是在那一年，京師圖書館原館長江瀚另有高就，館長一職由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夏曾佑兼任。夏曾佑是個懶得管事的人，他的人生哲學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他一般不到部里上班，部里的事差不多是魯迅等人跑到他家里去匯報。魯迅是他手下的兩員大將之一，而且管理圖書館是第一科的分內工作，于是，京師圖書館的許多事就都成了魯迅的事。1913年2月17日，魯迅日記寫道：“午后同沈商耆赴圖書館訪江叔海問交代日期”。江叔海就是原館長江瀚，這是魯迅第一次替夏曾佑去聯系交接。3月6日記：“下午同沈商耆往夏司長家。”3月7日記：“午后同沈商耆赴圖書館商交代事務。”可見，這次館長易人，圖書館的交接事務都是魯迅辦理的，而新館長上位后的管理事務，也幾乎都落到了魯迅身上。

夏曾佑喜歡喝酒而不喜歡管事，逮著魯迅就要陪他喝酒，而魯迅卻是真對圖書館特別熱心，于是二人各得其所。無論是圖書館的規劃，還是管理人員的安排，都是魯迅建議，夏曾佑點頭，事就辦妥了。魯迅想把京師圖書館辦成什么樣子，也就基本能辦成什么樣子。京師圖書館本來地處偏僻，而且房屋破舊，陰雨天還有房屋漏水，很不利于珍本圖書的保存。魯迅在下雨天去圖書館，體驗了借閱者的種種不方便。圖書館應該建在交通便利的地方，魯迅當然明白，他又特別重視那些珍本書，所以不能不為它的保管不善而憂慮。于是，他向夏曾佑建議：搬遷京師圖書館。這樣的大事，夏曾佑同意了，教育部也同意了，解決的方案是雙管齊下：一邊尋址建新館，一邊先找地方設分館以解燃眉之急。所以，1913年4月1日，魯迅“午后同夏司長、齊壽山、戴蘆舲赴前青廠，觀圖書分館新賃房屋”。此后的時間里，魯迅一邊處理科室事務，一邊就忙這件事。僅日記中記載，不長的時間里，他就到分館12次。1914年10月，京師圖書館停止閱覽，暫時移至國子監。1915年，確定以安定門內方家胡同國子監南學舊址為京師圖書館。這一切，都是魯迅親手操辦的。

在這個過程中，魯迅一步步使京師圖書館向著國家圖書館的方向發展。先是據理力爭，把《永樂大典》殘本和文津閣《四庫全書》移交京師圖書館。1914年初，熱河避暑山莊所藏《四庫全書》36000多冊運抵北京，魯迅趕往接洽，卻不料此書已為內務部截留。后經多方交涉，才于1915年9月1日“同戴蘆舲往內務部協議移交《四庫全書》辦法”，至10月12日移交告成。1916年4月，經魯迅努力，教育部社會教育司通過政事堂取得內政部同意作出規定：凡經內務部立案的出版物都必須送交京師圖書館一份。同時，他還為京師圖書館征集各省新修的地方志，并征收各種著名碑碣石刻拓本。這就使京師圖書館在1917年1月在方家胡同重新開放時，已經具備國家圖書館的性質并初具規模。

此后，魯迅對京師圖書館的關心并未結束。張宗祥在《我所知道的魯迅》一文中說：有一次祭孔，他和魯迅都是執事官，事畢去京師圖書館參觀，兩人就善本書發了一通議論，結果被悄悄進來的總長傅增湘聽見了。由傅增湘任教育總長，可知事情發生在1917年至1919年之間。總長偷聽了他們的議論，當時沒說什么，但幾天后就找張宗祥，要他負責去辦京師圖書館。并且表示說：要人給人，要錢給錢，一定要把善本圖書管理好，把書目整理出來。這正是魯迅與張宗祥當時所議論的內容。可是，面對總長的信任和重托，張宗祥卻不愿受命。總長就讓魯迅去做張宗祥的工作。魯迅去對張宗祥說：“你真是個木瓜，如此寶山，何以不去開發？”張宗祥一聽，欣然去找總長，接受任命，辦京師圖書館去了。此后，魯迅又與他一起討論當務之急，解決了一系列問題。比如：京師圖書館搬到方家胡同，偏僻的問題解決了，卻又出現了另一問題：四面居民雜處，萬一發生火災，珍本如何搶救？于是，他和張宗祥想出一個辦法：做一些單人能抱得動、扛得起的箱子，把珍本圖書裝起來，危急時就能迅速搬走。再比如，許多古書蟲蛀和殘破，需要專門的技工修理。在魯迅支持下，張宗祥請專門的技工進館修補。魯迅還特意叮囑張宗祥：善本書目一定要抄寫副本，由張宗祥個人收藏一份，原因是他考慮到“付印無時，世事變遷不定，必須另錄一份，他時方有依據”。

魯迅的工作非常雜，博物館、展覽館都是他的分內事。因此，他籌備過參加萬國博覽會的展品，為守護將送去參加萬國博覽會的文物，曾經通宵不眠。他整理過故宮檔案，翻閱過“內閣大庫那有名的八千麻袋廢紙”。著名的敦煌卷子運往北京，他參與了接收：“他知道有些京官老爺在這劫余的經卷中，又竊取了不少，賬上數目不符，便將較長的卷子一撕作兩，補足缺數”。

還有一些臨時性的工作，來自總統府的，來自國務院的，只要到了教育部，大多落到社會司，而社會司的工作多半都是魯迅的工作。比如：國家初建，要確定國徽，由誰來設計？總統府把任務交給了教育部，教育部交給了社會司，結果就落到了魯迅、許壽裳和錢稻孫身上。1912年8月28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道：“與稻孫、季市同擬國徽告成，以交范總長。”再比如：國家要有國歌，由誰來選定？最后也成了魯迅的事。1917年11月12日魯迅日記：“午后往高等師范學校聽唱國歌。”蔡元培在魯迅逝世之后寫的紀念文章中說：“我記得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教育部廢去洪憲的國歌，而恢復《卿云歌》時，曾將兩份歌譜，付北平的中學生練習后，在教育部禮堂唱奏，除本部職員外并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細聽，選擇一份，先生與我均在座。”魯迅所記是在高等師范學校，蔡元培所說是在教育部禮堂，日記當然比回憶更可靠。但是，蔡元培也未必錯，因為試聽國歌不止一次。兩年后，1919年12月9日，《教育雜志》還登出一份“教育部令”：“本部籌設國歌研究會，現經酌定，即日開會，應派僉事周樹人、沈彭年、視學錢稻孫、主事李覺、陳錫賡為本會干事，先行籌備一切事務。”很清楚，國歌的負責人仍然是魯迅。直到1920年10月10日，日記中仍有“午后往美術學校國歌研究會聽演唱”的記載。

這就是魯迅的本職工作。他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埋頭干，不張揚，但每做一件事、每一次考核都讓人無可挑剔。正因為這樣，教育部一次次裁員，從來裁不到他。1913年冬天，政府修正官制，各部官員大裁減，教育部僉事由32人減為18人，主事由80人減為42人。這樣大規模的裁員，魯迅沒有被裁，而且與魯迅關系密切的人都未被裁。魯迅12月25日日記：“教育部令減去僉事、主事幾半。相識者大抵未動，惟無齊壽山，下午聞改為視學云。”1923年、1924年教育部又兩次裁員，魯迅仍然穩坐釣魚臺。這當然與他的工作表現有關，也與他跟總長、次長們的良好關系有關。

魯迅不但不會被裁，而且還屢次受獎。1915年2月，獲得大總統袁世凱授予的五等嘉禾勛章。1921年4月，獲得大總統徐世昌授予的四等嘉禾勛章。能得勛章，正如《勛章執照》上所寫，是因為“功勛卓著”。所以，魯迅在狀告章士釗非法免除他職務時，才敢于理直氣壯地說：“樹人充教育部僉事，已有十四載，恪恭將事，任職以來屢獲獎敘。”

那種認為在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等人當政時好好干就是污點，只有與政府搗亂才是光榮經歷的門戶之見，不應該繼續成為判斷人們功過是非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