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3日，西班牙媒體《機密報》El Confidencial發表了其國際版主編Enrique Andrés Pretel撰寫的名為《史詩級停電，歷史性扭曲——西班牙屈服于電力意識形態：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綠色停電”》的評論文章。視知產研院翻譯如下，作為本系列的終結篇。為理解方便，部分文字做了細微編輯。

“不存在停電風險。西班牙電網公司保證供電。”4月9日，這家運營國家電力系統的半公有企業作出的斷言在短短19天后就迅速破產——西班牙陷入黑暗，證明這完全是一則政治聲明而非技術判斷。因為風險早有預警且客觀存在。

阿斯克核電站（塔拉戈納）監督員阿爾弗雷多·加西亞（社交媒體科普博主@OperadorNuclear）回應該公司稱：“西班牙電網公司由安永審計的年度財務報告承認，核電站關閉后西班牙存在停電風險：系統運營難度加大；穩定功率與平衡能力下降；可能影響供電的運營事故風險上升。這將帶來潛在聲譽損害。”

4月28日星期一，這種風險終于成為現實，導致四個國家超過5000萬人失去電力供應，西班牙至少有五人死亡，初步估計國家經濟損失達10億歐元。現在本應是反思、分析事件經過、進行自我批評并提出解決方案的合適時機。應該讓專家發聲，將辯論去政治化。

然而……

“我們擁有歐洲最好、最具韌性的電力系統。這種情況不會再發生……盡管零風險是不存在的。”國家電網公司的董事長貝阿特麗斯·科雷多爾（Beatriz Corredor）在停電45小時后首次公開露面時，在接受塞拉廣播網的采訪（而非召開所有媒體都能提問的新聞發布會）中這樣保證道。這位前社會黨住房部長、法學學士拒絕因作為電力系統最高負責人（她每年的收入約為55萬歐元）而辭職，因為她“沒有意識到自己做錯了什么”。“將周一的事故與可再生能源聯系起來是不正確的。”科雷多爾在同一采訪中堅持要求在調查結果出來之前不要對原因進行猜測。

這不是個人解讀。這是整個政府異口同聲的敘事，首相佩德羅·桑切斯更是如此。“公民們必須知道，在這場危機中，核電站不僅沒有成為解決方案，反而是一個問題，因為它們處于關閉狀態，不得不將大量電力分流到核電站以維持其核心的穩定。”這位社會黨領導人周二在評估電力緊急情況時這樣表示。“核能并不比其他能源更具韌性。”

一

右派親核，左派親可再生？

這種毫無縫隙、自動化的全面關閉并非應對當前形勢的舉措，而是一種繼承而來的政治反射行為。這讓西班牙在關乎未來數年重要性的辯論中，完全受制于執政黨的電力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將在未來幾年的辯論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預計全球電力需求每年都會增加，從2025年到2027年，其增長量相當于日本的用電量（電動汽車、數據中心、人工智能）。

阿爾弗雷多·加西亞在接受《機密報》采訪時表示：“當然，電力結構是有意識形態的”，“國家2030年能源和氣候計劃（PNIEC）的一個前提是關閉核電站。其想法是大規模安裝可再生能源。但與此同時，我們將保留所有天然氣聯合循環發電的裝機容量，盡管這種技術的碳排放量是煤炭的60%。這相當于26個西班牙現有的核電反應堆，而我們實際上只有七個。這不是基于技術標準，而是基于政治標準。”

那么，為什么在西班牙，核能被視為右翼，而可再生能源被視為左翼呢？在我們國家，原因還是老生常談——獨裁統治。

在佛朗哥（Franco）統治時期（其中三個已經關閉），國家的十座核電站中有八座開始建設，與該政權的經濟勢力密切相關。20世紀70年代，對其不透明發展的批評——沒有公眾辯論，也沒有公民參與——與當時進步政黨的民主化話語相結合，形成了一種非常獨特的反核立場。這與其他歐洲國家（如德國）的情況相呼應，這些國家的反核運動受到政治環保主義興起的推動。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得核能項目激增，而重大核事故，特別是切爾諾貝利事故，使得核能辯論在媒體和政治上都變得更具分量。早在那時，社會黨（PSOE）就已經在1984年通過了一項暫停建設新核電站的禁令，至少取消了三個項目。從那時起，沒有任何技術、科學或戰略論據能夠改變國家左翼的反核立場。2025年的大停電也不會改變這一點。政府中沒有人考慮重新思考西班牙核電站的關閉計劃，該計劃將于今年開始，并將在2035年前逐步實施。

“這次停電是2030年的預演，屆時我國半數核電站將關閉。盡管各領域專家工程師已警告這將削弱供電保障、推高電價和排放（因轉向天然氣聯合循環），但許多人選擇視而不見。國際能源署甚至在2021年就建議西班牙重新考慮核電站關閉，”這位核技術專家警告道。

二

故障根源

目前確切原因仍未查明。西班牙電網公司初步調查指向太陽能電站“極可能”出現故障——在某個時刻因未知原因，發電量低于預期。數秒后隨即發生發電量“大規模驟降”。當時電網75%以上依賴可再生能源運行，多座核電站和水電站因經濟原因停運或低負荷運行。專家指出，系統缺乏慣性——即核電、天然氣和水電提供的穩定功率。這對維持發電機運轉、調節電壓波動及保障電網整體穩定至關重要。

彭博社能源專家哈維爾·布拉斯撰文指出：“在化石燃料供電的一個世紀里，我們積累了關于停電原因、方式和時機的豐富經驗。如今我們需要學習綠色能源引發停電的新課題。4月28日周一，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小部分地區遭遇的，可能將成為可再生能源時代的首次大停電，”“像西班牙這樣的國家甚至應該考慮限制太陽能發電在總發電量中的實時占比——這對可再生能源堅定支持者而言簡直大逆不道。”

三

并非首例

但這并非首次可再生能源大停電。斯里蘭卡國有電力公司解釋今年1月“陽光周日大停電”（導致全國電網崩潰的連鎖故障）時稱：“由于非同步太陽能發電系統高滲透率，電網慣性不足導致系統脆弱。”本次事故明確找到誘因：一只觸電的猴子。在問題未被政治化的情況下，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保持更多同步發電機最低限度運行，并在關鍵點選擇同步調相機模式的燃氣輪機運行以增強電網穩定性和電壓”，為此已向亞洲開發銀行申請2億美元貸款。

伊比利亞停電事件敲響警鐘。在澳大利亞等可再生能源爆發式增長的國家，專家警告能源結構劇變帶來的風險。國際能源署一份關于能源安全未來的報告警示：“隨著可再生能源（其產量依賴氣候）日益主導電網，在傳統發電產能過早退出且缺乏適當替代方案的情況下，平衡電網將面臨系統性挑戰。”

四

投資失衡

與此同時，可再生能源發電的迅猛發展并未伴隨相應的輸電網絡投資改造——這些網絡原本是為傳統大型渦輪系統設計的。在綠色轉型中，所有投資和補貼焦點都集中在生產端，而基礎系統（選舉吸引力低得多）卻日益過時。此外，行業政治化也扭曲了經濟激勵和能源成本認知。雖然可再生能源生產成本更低，但政府在過去20多年投入超1000億歐元補貼在全國推廣。同期卻通過增加核電稅負扼殺其經濟可行性——這還未考慮保持系統自主性與可靠性的地緣政治和戰略成本。

布拉斯在彭博社文章中總結：“世界并未因1977年紐約大停電放棄化石燃料和核電站，也不該因西葡兩國數小時停電否定太陽能和風能。但我們應該認識到，當前電網設計、政策與風險規劃尚未準備好應對過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可悲的是，環保主義者認為這些擔憂只是拖延淘汰化石燃料的借口。相反，可再生能源行業應通過工程和公共政策解決方案引領變革。失敗將反噬生態轉型本身。”

這讓許多業內人士懷疑，停電當日及前幾天系統中可再生能源比例過高，是為博取媒體關注。在缺乏必要技術和手段（如電池或泵站）實現100%可再生能源運營的情況下，執意加速轉型卻不制定應急預案，與人民黨前兩屆政府出于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阻撓綠色能源發展同樣不負責任。

“我們正面臨能源三重困境，”阿爾弗雷多·加西亞解釋道，“實現低排放可持續系統的平衡；保證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經濟可行性和可負擔性；確保供應安全。這需要更多常識，更少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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