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2025年4月29日，筆記俠團隊專訪建國后第一位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歷任哈佛大學/國立澳大利亞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教授、筆記俠PPE（政經哲）導師丁學良教授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核。

責編| 賈寧排版| 鵝妹子

第 8946篇深度好文： 7052字 | 15 分鐘閱讀

政經哲思維

筆記君說：

這兩年，“出海”成了頻繁出現在我們目光里的熱詞。

中國企業出海，正在形成百舸爭流，千帆競渡的狀態。

筆記俠的很多讀者朋友也在研究出海歐洲以及東南亞國家的可行性，并開始積極布局。

為此，筆記俠團隊專訪了建國后第一位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歷任哈佛大學/國立澳大利亞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教授、筆記俠PPE（政經哲）導師丁學良教授，與丁教授深入交流了中歐關系、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關系、中國企業如何在歐洲和東南亞發展等問題。

以下為根據本次專訪錄音整理的內容，希望今天的內容，對你有所啟發。

一、歐洲消費者對中國產品的看法

歐洲人對中國大陸出口產品的負面評價，并非當下現象，而是延續了數十年（從 1984年至今已逾4 0年）的觀念。

盡管中國產品在品質、設計、技術等方面有了顯著進步，但還是得明確出口到發達國家的“中國制造”并不等同于100%由中國企業主導生產。

因為產品品質的提升涉及復雜的產業鏈體系，包括研發設計、生產工藝、售后服務等環節。

全球消費者普遍追求“物美價廉”——即價格合理、品質可靠、供應穩定、設計優良，但歐洲市場（這里指歐洲最發達的核心區域）相比其他地區，對消費品的設計和品質標準更為嚴苛。

即使中國產品價格低廉，若品質差距過大，仍難以獲得認可。

我到訪意大利時，當地朋友告訴我，本世紀初（約25年前）有溫州商人赴歐務工。他們初期在歐洲認真學習當地工藝，數年后將家人接來共同創業。

經過持續積累，這些溫州人在歐洲市場推出了與本土品牌高度相似的優質產品，如西裝、包、皮鞋等。

意大利朋友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商人的學習行為本身無可厚非，但若涉及設計盜竊就是惡劣的犯罪行為。

在全球化進程中，歐洲引以為傲的精致產品體系——從設計研發到制造工藝再到營銷渠道——正面臨中國大陸出口產品的強烈沖擊。

這種沖擊背后的核心矛盾集中于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已成為歐洲社會持續發酵的重大爭議。

以意大利為例，該國強調其西裝產業擁有數百年歷史積淀。從面料選擇到工藝處理（如抗變形、防掉色等特性）都經過嚴格標準把控，絕非簡單追求生產速度。

而中國出口的“仿制品”在外觀上雖與原版相似，意大利本地消費者憑借多年認知即可輕易識別出是否是仿制品。

這種產品生態，既反映了中國制造在工藝細節上的差距，也是歐洲市場對原創價值的追求。

歐洲市場對中國大陸出口產品的核心爭議從單純的質量討論升級為系統性制度沖突。無論是設計盜用、工藝剽竊，還是供應鏈中的侵權行為，都引發了歐洲本土產品的集體焦慮。

這種焦慮在近6-7年間尤為顯著，于是，歐洲提出要建立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全球最高市場準入標準。

其目的是，即便產品在傳統質量指標上達標，若不符合ESG標準，就難以獲得長期市場生存權。這種標準不僅涉及產品本身，更延伸至生產鏈全環節。

以跨境電商為例，歐洲近期對低價中國產品的審查呈現出“顯微鏡式”特征。依賴委托調查，發現諸多生產廠家觸碰ESG紅線的案例，比如工廠存在超長加班、環境污染嚴重等現象。

還有包裝材料污染問題，有的形成區域性環境負擔。歐洲在環保標準執行上是具有絕對性而非選擇性的。

上周歐盟對美國兩家科技巨頭開出巨額罰單的案例證明，ESG審查是超越國界的規則武器。

中國產品即便在價格和質量維度取得突破，若無法跨越ESG鴻溝，就難以在歐洲高端市場建立可持續競爭力。

這種市場邏輯既包含對“物美價廉”的傳統認知修正，也預示著全球貿易規則正在從“成本競爭”向“責任競爭”的戰略轉型。

二、中國企業在歐洲的機遇與挑戰

歐洲當前面臨的多重戰略困境，反而為中國企業創造了特殊機遇窗口。

首先，歐洲深知自身存在歷史遺留問題和結構性缺陷，這種認知在特朗普發起貿易戰后愈發凸顯。

歐洲在關鍵技術、原材料等領域的自主可控能力嚴重不足。全球范圍內，沒有任何國家能實現100%的產業自給自足。

當前歐洲試圖通過強化與美國的合作緩解對華壓力，但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預測性打破了預期平衡。

歐洲因為烏克蘭與俄羅斯沖突，暴露了自身的能源危機及其戰略脆弱性，冷戰結束后形成的能源依賴格局被打破，歐洲不得不重新審視其能源安全戰略。

歐洲迫切需要構建獨立于俄羅斯的能源體系，這必然催生對清潔能源技術、儲能解決方案及能源效率提升服務的強烈需求。這種困境為新能源和綠色能源領域帶來重大機遇。

除了歐洲本土自主開發外，也希望中國廠商能在新能源領域發揮重要的補充、引領或推動作用。

中國企業在廣義新能源范疇（包括太陽能、風能、電池、電動車及相關產業鏈）具備顯著優勢，歐洲方面希望加強與中國的合作。

然而，受制于歐盟政策限制，歐洲既無法完全放棄對華合作，也無法簡單沿用過去對進口新能源產品的開放態度，更難以一步到位地允許中國企業在當地大規模建廠。

在具體合作中，若歐洲在某些產業環節（如設計、制造）已具備本土化能力，那么就會重點審查中國出口產品的補貼標準。

歐盟制定了嚴格的補貼審查機制，要求外國產品進入市場時必須提供所有關鍵補貼數據，并通過對比判斷補貼是否過高。

若認定中國企業的補貼遠超歐洲水平，將直接削弱本土產品的競爭力。這一審查過程極為復雜，因補貼涉及生產鏈條的每個環節，而歐盟目前尚未建立完全透明的核查體系。

歐盟對補貼問題的核查源于深層矛盾，一方面，歐洲企業普遍認為中國產品價格低廉源于政府補貼，若不提高進口關稅或提供同等補貼，本土產業將失去競爭力；另一方面，過度依賴補貼審查可能引發中歐貿易摩擦。

這種爭議已持續多年，未來仍將持續。

新能源領域是中歐合作的特殊窗口。歐洲無法完全獨立發展新能源產業，尤其在能源安全層面，其對俄羅斯的緊張關系與對中國產品的現實需求形成矛盾。

相比之下，美國在能源自給率上更具優勢，而歐洲則面臨能源轉型壓力。

此外，特朗普政府的不確定性使歐洲難以依賴美歐聯盟完全替代中歐合作。因此，在新能源領域，歐洲與中國仍存在合作空間。

除新能源外，日常消費品（如服裝、手機、家電、家具等）及系統集成領域，中國和歐洲仍存在合作需求。

但合作并不等同于無條件接納，歐洲始終通過規則設定（如補貼審查、本地化生產要求）平衡市場開放與產業保護。這種復雜的博弈關系決定了中歐新能源合作的長期性和曲折性。

在歐洲市場開展業務時，需充分認識當地環境的復雜性。

與非洲等地區相比，歐洲的市場環境更為規范和復雜。在發達國家，政府的權力受限，企業面臨的不僅是政策監管，還包括多元利益相關方（如行業協會、法律機構、媒體等）的持續監督。

這些力量可能通過游說、訴訟或輿論施壓影響企業運營，新能源領域的企業尤其需要關注這一點。

三、俄烏戰爭對中歐關系的影響

通過客觀觀察的分析，中國在俄烏戰爭中的立場引發了歐盟的爭議，這種爭議對中歐關系造成了新的挑戰。盡管中國的立場是“不選邊站隊”，但還是與歐盟的預期產生較大落差。

如果歐盟能與美國在所有重大領域建立一種相互支持、相互提升的關系（例如拜登執政時期），那么歐盟在其他重要議題上與中國發生摩擦的可能性就會增加。

但目前并非如此，可見歐盟對中國的立場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問題的核心在于特朗普的政策讓歐盟陷入兩難。

目前，由于特朗普的政策，歐盟在某些領域對中國采取了相對溫和的態度，試圖尋找更多合作空間。

原因很簡單，他們無法同時惡化與美國和中國的關系。畢竟，全球只有少數幾個主要經濟體，這種兩難局面對歐盟而言是難以承受的。

四、歐洲經濟的衰退

歐洲經濟衰退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是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不足，這也是歐洲吸引合法與非法移民的主要背景。 第二是能源依賴性過強，俄烏戰爭導致能源價格飆升且供應不穩定，這對歐洲經濟造成嚴重沖擊。 第三，盡管歐洲有歐盟的統一框架，但各國經濟體量有限，導致關鍵投資項目資金投入不足，國家間合作也相對薄弱。因此，歐洲在規模經濟上難以與中國或美國競爭。

不過，目前歐洲已開始嘗試一些改善措施。例如，德國近期計劃大幅提升國防開支，這一舉措不可小覷。

全球重要的經濟體中，軍工產業占據重要份額，而歐洲此前在國防投資上長期不足。

如果德國持續推進這一政策，其軍工產業有望躍升至全球第4位。這一轉變不僅對德國本身意義重大，也將對整個歐洲經濟產生顯著刺激作用。

其他歐洲國家若效仿德國模式，通過增加國防投入提升安全預期，可能帶動區域經濟聯動發展。畢竟，當國家長期處于不安全感中時，無論是發展經濟還是社會建設都會受限。

現在，波蘭已將國防開支占GDP的比例提高至4%以上，而立陶宛、愛沙尼亞等國家已計劃將國防開支提升至GDP的5.6%。這種趨勢若持續擴大，將對歐洲經濟形成示范效應。

歷史上，俄羅斯（蘇聯）對部分歐洲國家的威脅長期存在，如果各國無法將國防開支提升至合理水平，歐洲經濟將難以擺脫困境。

當然，這種調整需要以犧牲部分社會福利為代價，“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未來如何在民生和國防兩者間取得平衡，將成為歐洲經濟復蘇的關鍵挑戰。

五、中國與全球貿易格局

1991年后的全球化是“open frontier”（開放邊疆）模式，就是沒有邊界限制的全球化。如今這一理念已基本消失，沒人再鼓吹完全的開放。

現在的全球化已不再是“無邊界”的，而是高度分化的。這種調整的代價極高，也并非一蹴而就。

無論是供應鏈重組、原材料安全，還是技術可靠性，都需要大量時間和成本。

比如一些國家雖然擁有豐富的稀土資源（如加拿大、澳大利亞），但因環保要求嚴格，長期停止開采。現在這些國家想重啟稀土產業，就必須大幅降低環保標準，但這并非易事。

特朗普政府雖試圖從民主黨標準中“降級”，但仍無法達到中國的水平。

這種“去中國化”的嘗試，本質上是全球化從“開放邊疆”向“可控邊界”轉型的縮影，其代價和復雜性遠超表面想象。

六、中國企業如何在歐洲經營

在當前貿易戰背景下，中國一些專家呼吁刺激內需。他們認為，若內需釋放后，其增量規模遠超與美國貿易的減量，是否可以用這一增量市場為基礎，推動建立一個比WTO更規范的國際組織？

所有關于經濟體制的討論并非今日才提出，早在1940年代后就已存在，貿易戰并不能成為改變的契機。

中國加入WTO時，因其經濟體量龐大，卻未達到高標準，導致現有體系難以發揮作用。

美國和歐盟后悔的正是1990年代接納中國時標準過低——若經濟體量小，低標準可逐步提升；但中國體量過大，低標準反而破壞了原有規則。

現在若想另起爐灶建立一個比WTO更高的新組織，不如直接推動WTO內部改革，提升現有標準即可。

中國企業首先要做到符合歐洲的標準——包括環境保護、勞工權益、社會福利、少數民族權益、性別平等等方面。

你只要符合這些標準，理論上可以繼續談合作。但一旦你真的做到這一點，歐洲本土企業就會抗議，為什么對中國企業的標準這么高，而對我們本地企業卻寬松等等，所有矛盾都由此產生。

如果中國產品價格過低，歐盟本地的中小企業或大企業的某些環節就難以維持生存。因為歐洲的生產標準（如環保、勞工權益、質量監管）極高，導致其制造成本遠高于中國。

例如，中國內地公立醫院的醫保藥品價格僅為國際制藥企業在中國設廠生產的價格十分之一。這直接導致國際藥企無法與中國本土企業競爭。

七、中國企業如何在東南亞

進行可持續發展

東南亞國家的工業化水平遠低于歐盟，仍處于初級階段。中國產品一旦進入，往往直接沖擊當地低附加值的手工業和加工業，導致大量工人失業。

而多數東南亞國家允許獨立工會、定期選舉、媒體自由，民眾對自身利益受損的敏感度更高。當本地消費者或生產者發現利益被威脅時，容易引發抗議甚至社會動蕩，政府也不得不采取行動應對。

因此，如果中國產品直接威脅到當地基礎產業（如低端制造業），便很難長期立足。

拉丁美洲也面臨類似問題，即使政府希望開放市場，但社會壓力會迫使政策調整。

另外，東南亞市場的準入標準比歐盟低，但中國企業也不能盲目選擇最低標準。建議采取“中等偏上”的策略，在符合當地中上等標準的前提下，盡可能提供就業崗位，才能建立長期信任。

部分中國企業在東南亞存在“文化優越感”，認為當地國家“落后”“貧窮”，從而忽視合規和本地化。這種心態只能短期獲利，無法持久。

如果中國企業將國內“低成本、低標準”的做法直接復制到海外市場，最終成為輿論攻擊的靶子。

我們需珍惜自己的口碑，這一點我強調了30多年。中國企業切勿將國內最劣質的經營方式復制到海外。

中國企業進入越南、印尼、柬埔寨、馬來西亞等地時，需提高標準、公平競爭，并注重可持續性。

就像日本，在東南亞的項目雖規模不大，但質量可靠。我在老撾見過日本人修建的道路，即便暴雨沖刷也完好無損。

八、企業怎樣與東南亞社會建立良好的關系？

東盟十國能否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治理制度的分歧，以區域文化認同（如東亞文化）和經濟利益為基礎建立合作？

比如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國家，你能要求它放棄宗教意識形態嗎？社會安全和意識形態問題也非常重要。

意識形態極端化會引發沖突，鄧小平當年與西方合作的策略值得借鑒，就是擱置意識形態分歧，采取“求同存異”的務實態度，先推動經濟合作。

東南亞有很多華人社群，最早是沿海地區出海的華僑，最早可追溯至明朝時期，許多家族已在此生活數代。

但不同代際的華人背景差異極大，早期移民多因戰亂被迫遷移，其生存策略與后代截然不同，在文化適應、經濟活動等方面存在顯著區別。如果想在當地扎根，就必須與本地人建立良好互動。

中國企業或個人如果想與當地社會建立良好關系，必須尊重本土傳統。例如，中國游客在宗教圣地隨意拍照、不遵守禮儀的行為，極易引發沖突。

東南亞國家因歷史上長期遭受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沖擊（如被歐洲列強占領），對外來強勢力量的文化滲透極為敏感。

這種歷史記憶導致他們對“外來者”的行為標準要求極高。

所以，你到了當地千萬別讓人覺得你們已經進入21世紀了，甚至2025、2026年了，行為卻連19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的基本水平都未達到。

當地人會拿你們與19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20世紀初的日本企業或20世紀中期的中國臺灣省企業對比，如果你們在比較中成了表現不佳，就會成為“最差”的參照對象。

九、誰是東南亞地區的替代者？

所有企業在進入新市場時，都會綜合評估成本與收益。通常會設定一個時間表，估算在當地能維持多久，評估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和環保標準）的成本變化。

若當地勞動力成本或環保要求提升，企業需通過技術升級提高生產力與效率，以維持利潤。

東南亞當前的發展趨勢（如勞動力成本上升）是積極的，表明其工業化進程在推進。

歷史上，東亞經濟體（如韓國、新加坡）的發展路徑與此相似，當本土人口老齡化、成本上升時，它們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勞動力更廉價的地區。如今，東南亞可能面臨類似轉型，企業需提前布局。

未來，自動化與機器人技術可能緩解勞動力成本壓力，但完全脫離人力依賴不現實。

企業仍需在供應鏈中平衡勞動力成本，徹底放棄人力投入是不可能的。

因此，東南亞的替代性并非“非此即彼”，而是需結合技術迭代與區域發展動態，采取“梯度轉移”策略。

十、東南亞地區，

是一個理想的“中美關系緩沖帶”嗎？

東南亞各國情況差異顯著。盡管存在東盟這一區域組織，但涉及國家安全議題時，各國政策難以統一。

總體而言，經濟發達的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更傾向于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保持緊密關系，因其技術、資本來源及安全盟友依賴西方。

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如緬甸、柬埔寨）因受西方制裁或發展需求，更傾向于與中國合作。例如緬甸政府曾將國內發展項目全面向中國傾斜，這種“機會主義”行為并非孤立現象。

所以，東南亞難以形成統一的“緩沖帶”，各國將根據自身經濟需求、安全考量及歷史背景，在中美之間采取差異化策略。

新加坡的“精致機會主義”是區域中小國家應對大國博弈的典型縮影。

十一、中國企業如何平衡當地政策與運營效率？

這要借助前人經驗少走彎路。看看過去50年、40年、20年的經驗，看看日本人、中國臺灣省人、香港人、新加坡人是怎么一步步走過來的。他們的失敗不要重復，他們的成功經驗可以被我們復制。

比如越南就發生過多次針對中國企業的游行示威，而中國臺灣省企業卻很少被牽連。

為什么，因為中國臺灣省公司和當地關系處理得好，連招牌都設計得很協調。

結語：企業家要具備政經哲思維

當下，企業出海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商業行為，而是涉及到國際關系、地緣政治、經濟趨勢和經營哲學的復雜決策行為。

所以，今天的企業家尤其是出海企業家，要具備“政經哲思維”。

什么是“政經哲”思維？

就是理解國際關系變化調整動作、認知權力結構、國際博弈權衡等，重構競爭維度，穿越周期陷阱，突破創新瓶頸，建立組織價值觀和原則，不至于讓自己的視野太狹窄，太技術化。

政治是望遠鏡，經濟是放大鏡，哲學是指南針。

政治學揭示權力博弈的普遍規律，經濟學解構資源配置的底層邏輯，哲學構成通過事物表象直達本質的能力。

對于企業家和創業者，系統學習政經哲思維帶來的不是立竿見影的戰術技巧，而是重構商業認知范式的綜合能力。

政經哲思維是企業家和創業者終其一生的學習領域和研究范疇。它會讓我們看得更遠，決策更科學。

作為國內第一個面向企業家的PPE，筆記俠希望“建一流的政經哲商學院”，賦能第五代企業家兼具中國智慧與國際視野。最好的學習方式是向最好的學習，有一流的同學、一流的導師、一流的校組織，就一定會有一流的智識、見識和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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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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