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集前言：我的祖父晉佩章先生并非工藝美術科班出身，但是他對傳統藝術有著獨到的見解，他尊重傳統，并發揚傳統，深得傳統藝術的精髓。在結合工藝和自身的文化底蘊的基礎上，創作了大量形制規整嚴謹，雅致內蘊而不跳脫的鈞瓷作品，欣賞他的作品，就像讀古風詩篇一般，格調高貴，氣韻萬千。從中既能領略古代匠人的智慧，也能體味現代大家的神韻?，F有“劉山十八式”傳世，筆者身為晉佩章先生后人，據多年研究心得，為您一一解讀。

正文：

劉山十八式之方瓶

劉山十八式之小方瓶

四方瓶是劉山十八式之一，其全名應為“四方連座瓶”，下文簡稱方瓶，其規格高約36.5公分，長寬均為13.5公分左右，該作氣韻沉靜簡暢，規制古樸典雅，歷來方器罕有大器，難得此瓶過尺，為藏家所鐘愛。

而小方瓶規格高約28公分，長寬均為9公分左右，與方瓶相比略顯清減，顯得瓶頸頎長，更具文房賞玩器物的韻味。另一處不同則是瓶座的差異，方瓶的基座上下寬度一致，與須彌座的型制更近，而小方瓶的基座上沿內收，此型制與寶塔基座相類。

這兩件其主體造型輪廓（箍口長頸，溜腹內收）是比較接膽瓶的，也就是前篇《鳳耳琵琶瓶》提到的“玉壺春-膽瓶”系，其造型直接藍本應為南宋官瓷造型，為宋元連座瓶雙耳膽瓶與四方型制的結合。在造型和制作時，更多的是注重通過體、面、線的塑造，傳達濃厚的人文氣息，并順應鈞窯的工藝要求，拋棄了耳飾、紋飾，以型之真，賦窯變之異彩，為范之慎，彰文脈之匠心。

現代鈞窯的泥料以禹州境內的礦脈為主，其成分中雜質多，直接采用帶來如不穩定，易瑕疵，成本難控等問題。晉佩章先生基于對泥釉料的認識，放棄了覆碗結構與瓶體粘接的舊辦法。改用底座與瓶身一體的方法——可稱之為“假座法”，避免了工藝繁瑣、易出瑕疵的問題。有詩贊曰：

伏牛胎土嵩陽釉，歷練淘籮鑲作鈞。

瓷苑素來方器貴，師崇古韻又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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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磁齋札記：

方器早期見于青銅，青銅方器便于模范鑄造，如碩大的“司（后）母戊”方鼎，規整的“杜嶺方鼎”皆是其代表。四方瓶的型制可追溯到戰漢青銅、陶漆器的鈁，即方壺。高溫燒制方形陶瓷器的難度較大，用：“十圓抵一方”就可見一斑。除了四方、六方、八方之類的等邊方器，亦有長寬不同的長方器物，這些在傳統工藝中統稱“鑲器”，顧名思義，就是把泥片的邊緣鑲合成型，這對陶瓷材料和手工技藝都是極大的考驗。而陶瓷中成熟的方器，較早見于唐宋時期，如唐代的絞胎方枕，宋代的鈞窯四、六方花盆等。在清代康熙年，才由景德鎮窯燒制出50公分以上的方身圓口的瓷器。即便是當代的工藝技術，仍不能避免高溫下變形的風險，大型方器仍是能工巧匠展示絕活的挑戰項目。

連座瓶是宋代出現，元代流行，常見于鈞、龍泉等窯口，受其影響明中葉之前亦不少見，通常為兩瓶一爐配置，作為“三供”使用（有時爐亦連座）。最早的連座型制，見于青銅簋，一般是圓簋方座。而宋元陶瓷的創新是將陳設器皿的木座與瓶連接，或“尊”類型制的“外撇的底足部分”單獨列為設計對象，通常采用覆爐型制（倒香爐型），賦予裝飾元素，既能拔高器皿的高度，呈現不一樣的視角；又能符合禮制用品的要求，使之與應用場景的要求相協調，實現使用目的。這樣的瓶式除了作為供奉器物，也見于明清文人的交流活動，清中后期同樣作為正堂高條案“鐘聲瓶鏡”的陳列元素之一。

圖引：

↑西周 竊曲紋龍耳方座青銅簋 高26.4cm 巴黎市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藏品

↑漢 鋪耳銅鈁（方壺）39×27.6 cm 波士頓美術館藏品

↑唐 絞胎方枕 5.5×12×9.1 cm 波士頓美術館藏品

↑宋 饕餮紋扉棱方尊 23×13×13cm 銘文“春禾堂作”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品

↑金-元 鈞窯 天藍葡萄紫釉長方花盆 H14.8CM 銘文：十 建福宮凝暉堂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

↑南宋 龍泉鱔黃釉雙耳六方瓶 23.9×13.1 cm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品

↑宋 官窯 粉青雙耳方瓶 高26.2cm 口4.6*4.6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

↑元-明 青釉印花四方玉壺春 22.9×10.7 cm 波士頓美術館藏品

↑清石灣（宜興？）仿鈞青釉三犧尊 高20.5 口徑12.5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此物曾被列為宋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