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字子美，鞏縣（今河南鞏縣）人，杜審言之孫。開元年間他曾漫游吳越齊趙作詩交友，雖然據(jù)說當(dāng)時一些文壇名人都稱贊他像漢代的揚(yáng)雄、班固（《壯游詩》），可是去考進(jìn)士卻落第了。天寶五載（746），杜甫來到當(dāng)時政治文化中心長安，希望在這里找到實現(xiàn)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理想的階梯，但四處投詩獻(xiàn)文卻得不到當(dāng)路者的援手，生活陷于困頓之中。雖然他于天寶十載、十三載兩度獻(xiàn)賦，曾使唐玄宗頗為驚奇，但他卻沒有李白那么走運(yùn)，直到安史之亂前夕才得到了一個掌管兵器甲仗和門禁鎖鑰的正八品下的小官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安史之亂中，他曾在西去途中被叛軍俘虜送往長安，脫逃后到當(dāng)時朝廷所在地鳳翔當(dāng)了左拾遺，但隨即又觸怒唐肅宗，乾元元年（758）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第二年杜甫棄官西行，度關(guān)隴，客秦州，寓同谷，最后到了四川，定居于成都浣花溪旁，一住就是六七個年頭。在這段時間里，他有時賦閑在家，也有時在幕府任職，曾當(dāng)過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永泰元年（765）他離開成都后，又在夔州（今四川奉節(jié)）住了兩年，大歷三年（768）他結(jié)束了蜀中生活，攜家出峽，在鄂、湘一帶又漂泊了三年，最后在“郁郁冬炎瘴，濛濛雨滯淫”、“烏幾重重縛，鶉衣寸寸針”（《風(fēng)疾舟中伏枕書懷》）的凄慘境地中死于途中，最終沒能回到他夢魂縈繞的“故國”。

[元] 佚名《杜甫像》（局部）

在古代文人心目中，杜甫贏得“古今詩人第一”的地位，有一半靠了他詩歌內(nèi)容里對國家君主忠貞不渝的信念、始終如一的熱愛以及對苦難百姓的憐憫。不過，在中國詩史上杜甫贏得“詩圣”的桂冠卻有一半要憑他在詩歌語言技巧上的變革與創(chuàng)新。毋庸置疑，他詩中感情的真摯和胸懷的博大是了不起的，很少有人能和他那種“時危思報主”（《江上》）與“一洗蒼生憂”（《鳳凰臺》）的拳拳之心相比，所以宋人說“古今詩人眾矣，而子美獨(dú)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蘇軾《東坡集》卷二十四《王定國詩集敘》），“大抵哀元元之窮，憤盜賊之橫······亦騷人之倫而風(fēng)雅之亞也”（孔武仲《宗伯集》卷六《書杜子美〈哀江頭〉后》）。問題是這種情感和抱負(fù)雖然不能說是“老生常談”，卻絕不是詩歌的新鮮話題，就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為例，《甌北詩話》卷二就指出這個對比在《孟子》《史記》《淮南子》中已經(jīng)有過，而這一思想也只是《論語》《禮記·禮運(yùn)》中某種大同理想或平均主義的唐代詩歌版，對于杜甫這樣一個“奉儒守官”又“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的文人來說，有這樣的人格境界固然難能可貴但也理有必然（《新唐書》卷二〇一本傳）。在中國富于入世精神的詩歌傳統(tǒng)中，寫出這樣的詩句固然令人敬佩但不能令人驚異，詩歌的一些主題常常是代代沿襲的，沿用傳統(tǒng)主題并不能使人成為思想家，更不消說成為杰出詩人，因為詩歌顯然不靠你寫什么，只能靠你怎么寫，也就是如何變化、創(chuàng)新詩歌語言技巧來決定詩人的“詩史意義”。

是宋代人發(fā)現(xiàn)了杜甫在人格上的意義，也是宋代人察覺了杜甫在詩歌史上的價值。雖然杜甫在唐代已經(jīng)名氣很大，但唐代人卻不怎么真正了解杜甫的詩，即便是宋初有王禹偁說到了“子美集開詩世界”（《日長簡仲咸》）、孫何說到了杜甫“語成新體句”（《讀杜子美集》），宋初大多數(shù)人也只是跟著元稹那一句“辭氣豪邁”順口打轉(zhuǎn)，憑著印象大贊杜詩之“豪”，像田錫、歐陽修、張方平、蘇舜欽、范仲淹等等，于是杜甫似乎成了一個只會粗聲大氣說豪言壯語的莽漢。直到宋人想翻個筋斗跳出唐詩的天羅地網(wǎng)，自己開墾一塊生荒地的時候，他們才仔仔細(xì)細(xì)地看出了杜詩的好處在于語言技巧的更新，于是他們細(xì)細(xì)地剔理杜詩的篇法，分析杜詩的句法，學(xué)習(xí)杜詩的字法，揣摩杜詩的聲律，發(fā)現(xiàn)杜詩原來是一座開不盡掘不完的詩歌技巧寶庫，是一份足夠模擬仿效很久的詩歌語言范本，杜甫在詩史上的“詩圣”桂冠才被宋人恭恭敬敬地奉上，因此便有了仙童教杜甫在豆壟里掘“詩王”金字的神話（《云仙雜記》卷一）、杜詩可以驅(qū)瘧的鬼話（《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七引《藝苑雌黃》）、杜詩是詩歌中的“六經(jīng)”的迂話（《捫虱新話》卷七）。

[近現(xiàn)代] 張大千《杜甫詩意圖》

但是，宋人發(fā)現(xiàn)了這些詩歌語言技巧卻沒有認(rèn)真思索這在整個詩史上的意義，秦觀《淮海集》卷二十二《論韓愈》所說的杜詩“集大成”，給人的印象仿佛杜甫真的是掌管前代詩歌各種家什的鑰匙的胄曹參軍，把古人遺產(chǎn)統(tǒng)統(tǒng)搜羅在自己武庫中供人挑挑揀揀，所以蘇軾說“為詩欲法度備足當(dāng)看杜子美”（《竹莊詩話》卷一引），而明清人生在宋人之后卻看清了杜詩的意義在于它是詩史上的“變體”或“變調(diào)”，它不僅改變了漢魏齊梁的詩歌語言甚至改變了“溫柔掩雅，典麗沖和”的盛唐詩風(fēng)（清施閏章《學(xué)馀堂文集》卷六《徐伯調(diào)五言律序》，參見明何景明《大復(fù)集》卷十四、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清沈德潛《說詩晬語》、葉夔《原詩》），于是他們給了杜甫一句更切合的評語“子美中興……一變前人而前人皆在其中”（馮班《鈍吟雜錄》卷七《誡子帖》），所謂“前人皆在其中”即秦觀所謂的“集大成”，“一變前人”則是《說詩晬語》所謂的“獨(dú)開生面”，而“中興”就是說杜甫承上啟下成了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個標(biāo)幟，劃分著前后兩個詩史時代。

我們曾用“快”字來象征李白的詩思，我們也可以用“細(xì)”字來形容杜甫的詩藝。這個“細(xì)”字不是我們的杜撰而是杜甫的夫子自道，他曾說“老來漸覺詩律細(xì)”，這“細(xì)”就是他“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結(jié)果。古人常以“飄逸”、“沉郁”來分別形容李、杜詩，這種近乎對仗的象征主義評語雖然未必有意對舉卻讓人想到另外兩個比喻：“李青蓮詩佳處在不著紙，杜浣花詩佳處在力透紙背”（清洪亮吉《北江詩話》），不著紙的飄逸仿佛列子御風(fēng)，透紙背的沉郁仿佛拈針繡花，如果說李白的脫口而出常常是不自覺的宣泄情感，那么杜甫的反復(fù)長吟則是自覺地造句作詩，用劉熙載《詩概》的話來說就是“少陵思精，太白韻高”，思精正是為了在詩歌語言上“獨(dú)開生面”。

[明] 沈周《杜甫騎驢圖》

杜甫生當(dāng)聲律風(fēng)骨大備的盛唐，不另辟蹊徑花樣翻新勢必淹沒在詩海里無聲無息，杜甫并非自甘寂寞的人，“詩是吾家事”的念頭使他全身心地寫詩，“好勝”的性格使他嘔心瀝血地創(chuàng)新，“性僻耽佳句”的習(xí)慣使他挖空心思地造句，明陸時雍《詩鏡總論》曾指責(zé)他“在于好奇，作意好奇則于天然之致遠(yuǎn)矣。……細(xì)觀之，覺幾回不自在”，其實“作意好奇”正是杜甫自覺的追求，“不自在”正是杜甫革新的效果。他對詩歌尤其是近體律絕的句法、字法、篇法、聲律都苦苦地琢磨，近體詩中虛字日益消退，他便有意羼入虛字使它化虛為實并曲折詩意（參見《石林詩話》卷中、《對床夜語》卷二、《甌北詩話》卷二），近體詩日益陷入典麗雅致的套話，他便有意用生新的僻語和平暢的俗語去矯正（參見《冷齋夜話》卷四、《歲寒堂詩話》卷上、《師友詩傳錄》《峴傭說詩》論杜詩中“粗俗語”），近體詩日益受到定型句法與節(jié)奏的束縛，他便刻意用省略、倒裝、虛詞、離析句等反常的句法去扭曲它（參見《麈史》卷中論杜詩“多離析或倒句”條、《藝圃擷馀》論杜詩“結(jié)構(gòu)自成一家言”條、《甌北詩話》卷二論杜詩“獨(dú)創(chuàng)句法”條、《說詩晬語》論杜詩“倒插”、“反接”條），近體詩聲律日益諧調(diào)定型，他就刻意破棄音律作拗律吳體來矯正它（參見《環(huán)溪詩話》卷中論黃山谷拗體在杜詩中條，《瀛奎律髓》卷二五論老杜吳體條），尤其是他緊縮與舒展的兩種句法，清人潘德輿《養(yǎng)一齋李杜詩話》卷二曾看出杜甫“有極意研練之詩，亦有興到疾揮之詩”，其實前者即《童蒙詩訓(xùn)》引謝無逸所說的“雕琢語到極至處”的句式，它用了緊縮節(jié)略、顛倒錯綜、反接實插各種方式“冥心刻骨，奇險到十二三分”（《甌北詩話》卷二），以至于“一句說得多事”、“意脈深藏曲折”、“字字不閑”（參見《誠齋詩話》《環(huán)溪詩話》《?溪詩話》卷四），使這些詩句仿佛到處潛伏著機(jī)關(guān)，讀到它時似乎迎頭撞上意象接踵而來的車輪大戰(zhàn)，讓人目不暇接、手忙腳亂，又似乎踏進(jìn)意脈變幻莫測的天門大陣，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跟著它走兌踏坎尋找生門；后者即《童蒙詩訓(xùn)》引謝無逸所說的“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的句式，它看上去自然流暢明白如話，即元稹所謂“直道當(dāng)時語”（《酬孝甫見贈十首》其二）、元人所謂“只把尋常話作詩”（《逸老堂詩話》引），其實這種看似“近質(zhì)野”（《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的句式對于當(dāng)時詩壇已慣熟的句法恰是一種矯枉的變體，而這些看似平易尋常的詩句恰恰也是一種深思熟慮的“人造自然”，仿佛雕梁畫棟的大觀園里精心布置的那個稻香村。這兩種句法對當(dāng)時的詩歌實在是一種變革，所以當(dāng)看慣了按部就班照本宣科式詩歌的人看到杜詩時便覺得它很“生”很“怪”，而宋初人讀了杜詩之后也覺得它“馳驟怪駭”（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得像“萬蛟盤險句”（張伯玉《讀子美集》），因為對于走慣了平坦而熟悉的路子的人來說，杜詩大變常態(tài)的確讓人感到陌生與驚畏，但是當(dāng)宋人想明白了“隨人作詩終后人”（《仕學(xué)規(guī)范》卷三十九引黃庭堅語）的道理之后，這種把詩寫得很“生”或很“熟”的方法就無疑給后人指出了一條生路，開出了無限法門。所以，當(dāng)我們仔細(xì)梳理杜甫身后詩歌語言的變化脈絡(luò)時，我們就會同意王禹偁的那句話：“子美集開詩世界。”

（摘自《唐詩選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