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的十字路口前，德國選擇了右轉。

2025年5月6日，69歲的弗里德里希·默茨在德國聯邦議院第二輪投票中艱難勝出，當選新一任德國總理。這位曾被默克爾“流放”政壇長達15年的保守派政治家，以“德國需要重啟”為口號，將一場本應平淡的權力交接演化為歐洲政治格局的風向標。他的上臺，不僅是基民盟時隔四年重掌大權的標志，更折射出德國乃至歐洲在多重危機下的集體焦慮——當經濟衰退、極右翼崛起、地緣沖突疊加時，一個以強硬著稱的“政治老將”被推到了舞臺中央。

這背后，既是歷史的輪回，也是時代的裂痕。

蟄伏與逆襲：“棄子”的政治重生

默茨的政治生涯，是一部充滿戲劇性的“復仇史”。1955年出生于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保守天主教家庭的他，早在1972年便加入基民盟青年組織，卻因與默克爾的權力斗爭屢遭挫敗。2000年，默茨出任基民盟議會黨團主席，并試圖向總理寶座發起沖擊時，卻在2002年的聯邦議院選舉中遭遇挫折，被默克爾取而代之。之后他在與默克爾的爭斗中一直處于下風，最終迫使他在2009年退出政壇，轉向商界發展。這段經歷被他自嘲為“政治冬眠期”，卻在十幾年后成為其東山再起的資本——在商界積累的財富（據稱達1200萬歐元）與跨國企業人脈，讓他獲得了“務實改革者”的標簽。

2000年時的默克爾和默茨。

這段蟄伏期塑造了默茨獨特的政治人格。身高1.98米的他，駕駛私人飛機的精英形象與早年騎摩托、玩紙牌的叛逆氣質形成微妙反差。這種矛盾性在其政策主張中同樣明顯：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反對婚內強奸入刑；作為貝萊德集團前高管，他主張“更多資本主義”卻反對金融投機；作為默克爾的宿敵，他繼承了她對歐洲一體化的支持，卻將“去默克爾化”作為競選綱領。這種復雜性，恰是德國社會分裂的鏡像——在民調機構Forsa的調查中，45%選民認為他“過于傲慢”，但卻有52%的人承認“德國需要這樣強硬的領導者”。

他的回歸路徑更折射出德國政治的深層變遷。2022年以95%支持率當選基民盟主席時，正值德國選擇黨得票率突破20%的歷史節點。默茨敏銳抓住民眾對移民問題的焦慮，將基民盟政策從默克爾的中間路線拉向右翼：主張驅逐非法移民、削減社會福利、恢復“工作優先”價值觀。這種策略看似冒險，卻成功遏制了極右翼勢力的擴張——2025年大選中，基民盟得票率較2021年提升8個百分點，而選擇黨增幅僅為2%。政治學者這樣評價道：“他證明了傳統右翼政黨可以通過政策右轉，而非意識形態對抗來收復失地。”

“右轉”：重塑德國政治版圖

默茨的執政協議，堪稱戰后德國最激進的改革藍圖。在經濟領域，他提出“啤酒墊稅改”——將個人所得稅簡化為15%、25%、35%三檔，同時將企業稅從30%降至25%。這種所謂的“新自由主義2.0”方案，旨在刺激被“紅綠燈政府”窒息的市場活力，但其代價是未來五年預計600億歐元的財政缺口。更富爭議的是他提出的移民政策：新政府計劃將每年接收難民上限設為20萬人，并授權警察在邊境直接遣返非法入境者。這既是對默克爾時期“歡迎文化”的徹底否定，也暗含與德國選擇黨爭奪選民的政治算計。

這種右轉趨勢在外交領域體現為“自主性焦慮”。默茨高調宣稱要“終結歐洲對美國的附庸地位”，推動設立2000億歐元國防基金，目標在五年內將德國軍費提升至GDP的3%。但現實困境在于：既要遵守憲法“債務剎車”條款（年度赤字不超過GDP0.35%），又需應對特朗普政府要求歐洲承擔更多防務開支的壓力。為此，新政府計劃發行“特別戰爭債券”。這是二戰以來德國首次啟用這一融資工具，暴露了德國戰略自主的脆弱性。而其對烏軍援政策的搖擺更顯尷尬——既承諾提供“金牛座”巡航導彈，又以“避免直接參戰”為由拒絕派遣軍事顧問，這種矛盾姿態被《明鏡周刊》毫不留情地譏諷為“戴著天鵝絨手套的拳頭”。

在對華政策上，默茨政府則呈現出“經濟依賴”與“政治正確”的撕裂。盡管默茨在慕安會上承諾“重視對華關系”，但其內閣卻將華為排除在5G建設之外，并計劃審查中國對德關鍵行業投資。這種轉變的背后，既有美國施壓的陰影，也折射出德國產業轉型的困境——當傳統汽車產業遭遇中國電動車沖擊，柏林試圖通過技術壁壘為本土企業爭取轉型時間。正如復旦大學學者丁純所言：“中德關系正在從‘互補共生’轉向‘競爭性共存’。”

荊棘之路：內憂外困的考驗

默茨上任后面臨的挑戰，遠比選戰復雜得多。首當其沖的是“黑紅聯盟”的脆弱性：社民黨雖在組閣中讓出總理府，卻依然掌控著財政部和國防部等7個關鍵部門。兩黨在核心議題上分歧顯著——社民黨要求放寬“債務剎車”以增加公共投資，默茨則堅持減稅優先；在能源政策上，基民盟主張延長核電站壽命，社民黨卻力推可再生能源補貼。這種結構性矛盾，在首個預算案討論中已顯露無遺：面對600億歐元稅收缺口，財政部長林德納（自民黨）堅持緊縮政策，與社民黨主張的“氣候投資特別基金”產生了直接沖突。

經濟復蘇更是棘手難題。德國制造業PMI已連續18個月低于榮枯線，大眾、巴斯夫等巨頭加速向北美轉移產能。默茨寄予厚望的“產業回遷計劃”，卻因能源成本高企（工業電價是美國的2.3倍）和技工短缺（預計2030年缺口達700萬人）舉步維艱。更深遠的結構性危機在于創新乏力——德國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領域的專利占比不及中美十分之一，這種“路徑依賴”讓改革派經濟學家薩克斯感嘆：“德國正在從工業4.0的領跑者淪為數字時代的旁觀者。”

極右翼的陰影也始終揮之不去。選擇黨憑借20.8%的得票率成為議會第二大黨，其“反歐元、反移民、反氣候政策”的主張正在重塑政治話語體系。在薩克森州等地，選擇黨通過地方議會推動“文化戰爭”：否決性別平等法案、削減移民語言課程經費、質疑氣候變化科學性。這種“議題綁架”迫使默茨政府不斷右傾妥協，形成危險的“競次效應”——當基民盟收緊移民法時，選擇黨立即呼吁退出《歐洲人權公約》；當政府削減福利開支，選擇黨趁機提出“全民基本收入”計劃。這種螺旋式對抗，正在侵蝕德國戰后建立的共識政治基礎，并將德國拖入極右翼的泥沼之中。

結語

站在歐洲的十字路口，默茨的成敗早已超越其個人政治命運。他的經濟自由主義實驗，可能決定德國能否避免“日本化”停滯；他的戰略自主主張，將檢驗歐洲能否擺脫“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宿命；他對極右翼的遏制策略，更關乎西方民主制度的韌性。當這位老飛行員駕駛德國這架“歐洲引擎”起飛時，迎接他的不僅是亂流與雷暴，更是一個不確定的新世界秩序——在這里，所有舊地圖都已失效，而新航向尚未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