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程姣姣
2025年上海靜安戲劇谷的重磅劇目——俄羅斯圣彼得堡馬斯特卡雅劇院帶來的八小時話劇《大師與瑪格麗特》,無疑是備受期待的劇目之一。這部改編自布爾加科夫魔幻現實主義巨著的超長劇目,由著名導演格里高利·科茲洛夫執導,試圖在舞臺上重現小說中莫斯科的荒誕、彼拉多的千年悔恨,以及大師與瑪格麗特的愛情。
觀眾在劇院坐足了八小時,在拖著身體疲憊走出劇院后,各種不同的感受迫切要相互交流,在幾次的幕間休息中都能聽到不少觀眾兩極般的討論。一部戲的長度,可以是特點,但從來不是一種價值標準。這位曾經用八小時史詩話劇《靜靜的頓河》打動上海觀眾的導演,這次是否給觀眾帶來更高級的藝術體驗?
話劇《大師與瑪格麗特》海報
俄羅斯文學+魔幻現實主義,中國受眾能共情
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布爾加科夫還沒有達到列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等所為人熟知的程度。他的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創作于20世紀30年代,但直到作者去世26年后才得以面世。這部揭示了人性、愛情、公正和善惡有報等主題的小說一經翻譯,在中國讀者心中的地位就遠非一部簡單的魔幻小說可比。
這種“被壓抑的杰作”的命運,讓當時的人們能找到隱秘的生活回響。中國讀者常將該書與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比較,可能淡化其蘇聯歷史背景,更關注超現實敘事和哲學隱喻。小說中的基督教元素(如耶穌與彼拉多的故事)對部分中國讀者可能較為陌生,而撒旦舞會的荒誕性更易引發對權力與道德的反思。人們也會將小說中眾生相進行異時異地的類比,賦予其本土化解讀。這些本是“題外事”,似乎與創作本身無關,但卻是中國觀眾接受這部戲的絕對前提。
原著作者布爾加科夫
中譯本《大師與瑪格麗特》書封
《大師與瑪格麗特》在1987年被翻譯到中國,正是中國新時期文學與西方魔幻現實主義雙向奔赴的時期。莫言、余華等人在當下短視頻中頻繁閃現出的名言快語,常將青年人折服并為之追捧,其實質是他們能以高明智慧的表達方式,將原本赤裸殘酷的現實以更直擊靈魂的真實來呈現,并又多了幾分無奈坦然和清醒的哲思。他們都閃現著魔幻現實主義的歷史光彩。
關于這部戲的原著,中國觀眾對它的內容不但共情,更期待的是其魔幻現實主義的“魔幻”因素。?
取舍之下,“布爾加科夫宇宙”如何讓觀眾沉浸
“讓人知道”,這句話出現在原著小說的關鍵場景——羅馬總督彼拉多私下審問耶穌(書中稱“約書亞·哈-諾茨里”)時,耶穌提到“真理之國”終將到來。“讓人知道”在小說中既是宗教預言,也是政治隱喻。布爾加科夫暗示藝術(如大師的小說)和超自然力量(如沃蘭德)可能是打破沉默的途徑。這句話凝聚了全書的核心命題:面對壓迫,個體是否有勇氣“讓人知道”真相?而對于布爾加科夫這樣一種隱喻式吶喊,創作者又該如何讓觀眾知道?
原著小說體系龐大、人物眾多、線索繁雜,在現實與幻想、歷史與傳說兩個敘事層面展開,共有四條情節線:當代莫斯科眾生相、地獄來訪者,大師和瑪格麗特的故事,還有古代耶路撒冷的事件。通過魔鬼撒旦造訪蘇聯莫斯科引發荒誕事件,串聯起一位被壓制的作家“大師”與愛人瑪格麗特為守護藝術與愛情的抗爭,以魔幻寓言批判極權社會的虛偽,并探討善惡、救贖與人性永恒的矛盾。構建有效的戲劇語言來傳遞小說的精神內核是搬演名劇的核心任務。可以說,無論觀眾進入劇場前是否看過原著,從戲劇作為劇場空間藝術而言,都必須做出取舍剪裁才能適合搬上舞臺。
劇照
科茲洛夫似乎在打造一個“讓觀眾完全沉浸的布爾加科夫宇宙”,為此不惜采用八小時的馬拉松式演出結構。上半場和下半場各四個小時,共分四幕:《萬尼亞·流浪者》《大師》《莫斯科與邪惡力量》《瑪格麗特》。敘事上其實頗費了不少工夫。由于布爾加科夫在創作時將不少自身經歷與感受投在小說中,因此創作者將他設計為串聯所有內容的線索人物,直接出現在劇中。
這一手法不算新鮮(如近來巴西倉庫劇團來上海演出的《布拉斯·庫巴斯死后的回憶》,作者馬查多也化身為一個角色出現在劇中進行講述),但相對能有效地加強敘事,將幾條線索進行有效的串聯。但值得注意,在注重敘事完整性的同時,又采取以全景式敘述俄羅斯百年來的現實與歷史,并加入不少的戲中戲,這無形中又加劇了內容體量——從戲劇作為空間藝術而言,這種構思設計顯然有些理想化了,極大挑戰演員與觀眾的生理極限。
原著中那些原本魔幻的社會諷喻和存在主義思考,創作者采取的是相對含蓄的處理,尤其是對現實主義手法的偏重。例如小說中沃蘭德在雜耍劇院那場揭露人性貪婪的魔幻場景,在舞臺上被賦予了一種近乎寫實的質感,使得原著那種嬉笑怒罵的荒誕張力有所降低。導演團隊顯然在“講好故事”方面傾注大量心血,但布爾加科夫原著的偉大,恰恰在于它如何用魔幻的敘事外殼包裹對權力、藝術與自由的深刻思考。當這些思考未能找到恰當的舞臺對應物時,再精確的文學轉譯也容易流于表象。
下半部的超現實場景的視覺轉化相對較多,主要依靠多媒體投影和燈光變幻,但在表現瑪格麗特飛行、黑貓別格莫特的詭譎等關鍵意象時,想象力似乎受到一定制約。放在靜安戲劇谷中眾多以追求技術與藝術結合的探索中(如同一時間演出的加拿大導演羅伯特·勒帕吉的《月球背面》)來看,該劇技術上的處理會給觀眾一種過于質樸之感。
此外,極為重要的彼拉多,其內心掙扎在時間分配上略顯局促,使得他與耶穌的對話缺少了原著中那種直擊靈魂的哲學重量。
顯然,這對沒有讀過或了解過原著的觀眾而言,能從演出中“知道”的內容就會相對有限。中國觀眾對布爾加科夫的親近,本質上是對相似歷史境遇下個體命運的關注。如果舞臺不能敏銳地捕捉這種情感連接,那么再完整的文學再現也難免會與當代觀眾產生某種疏離。
劇照
超長演出證明上海對戲劇多元的接納能力
無論是現代社會節奏還是從人的生理角度而言,在劇場超過4個小時的演出都極大增加了多重挑戰。上海觀眾向來以開放包容的觀劇態度著稱,更對前沿的藝術表達有著強烈的期待和呼喚。本土導演賴聲川的《如夢之夢》長達八個小時,多年來即便在昂貴票價之下,仍是每次演出一票難求;波蘭導演陸帕的《酗酒者莫非》《狂人日記》都長達五小時以上,卻能夠在上海引發“陸帕熱”。這都證明了這座城市對戲劇多元的接納能力。“超長”本身若要成為藝術優勢,必須建立在每一分鐘都不可或缺的基礎之上。
真正的“讓人知道”,不在于演出時長的絕對數字,而在于舞臺呈現能否像布爾加科夫的筆觸一樣,既呈現故事表象來揭示現實的本質,又以一種超現實和哲學隱喻的魔幻敘事來呈現“讓人知道”的內容,完成藝術表達的需要——直達精神和靈魂層面的震撼。這,恐怕就需要作為主創和觀眾一起重新考慮,如何獲取在魔幻與現實之間游走的鋒利感,以及那種讓讀者在荒誕中看到自己的共情力。減少對文學敘事的亦步亦趨,更多探索戲劇本體語言(如肢體、空間、聲音等)的表現潛力。
劇照
八小時的《大師與瑪格麗特》是一次值得尊敬的藝術探險,但它還提醒我們:觀眾愿意為優質的長劇付出時間,但前提是每個場景都能在情感或思想上帶來不可替代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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