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學校在具體的教育管理工作中常常面臨教師“懲戒”與“體罰”界限模糊、家長監督邊界難以界定、校園糾紛各方責任認定困難等問題，這讓許多教師在教育學生時如履薄冰……

來源 | 《中國教師報》

本報記者 | 萬景達

家長監督學校的邊界在哪里？學校未及時發現并制止校園暴力行為需要承擔責任嗎？學生在校受傷學校必須擔責嗎……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選取六件涉校園管理民事糾紛的典型案例發布，對這些困擾教師已久的問題進行了回應。

“這些案例針對性很強，其依法處理給了學校、教師底氣和指導，我們不用再像以往一樣唯恐被無理糾纏，為息事寧人不得不委屈求全。”吉林省長白朝鮮族自治縣第一中學原書記、校長王永彪告訴記者。

記者注意到，當下學校在具體的教育管理工作中常常面臨教師“懲戒”與“體罰”界限模糊、家長監督邊界難以界定、校園糾紛各方責任認定困難等問題，這讓許多教師在教育學生時如履薄冰……

“我們往往成了弱勢群體”

以教師懲戒權帶來的糾紛為例，記者了解到，2021年3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明確了中小學教師可以實施懲戒的范圍和可以采取的措施。2024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弘揚教育家精神加強新時代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也提出“維護教師教育懲戒權，支持教師積極管教”。

但在實際工作中，發生在學校內部的糾紛常常難以真正依法處理。不少教師告訴記者，當學生出現事故或舉報教師，學校與家長發生糾紛時，學校一方往往會為了“息事寧人”不得不忍氣吞聲。一項覆蓋1334名受訪者的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在日常教學管理中教師不敢懲戒學生的情況比較普遍。“我們往往成了弱勢群體。”一位中學教師告訴記者。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北京市冠衡律師事務所律師雷思明告訴記者，我國法律對學生傷害事故中學校責任的界定比較籠統，只是原則性規定：學校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應承擔責任；已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不承擔責任。但在實踐中，對于何為“盡到教育、管理職責”，何為“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學校、家長等不同主體往往會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其次，學校安全事故經常涉及多方責任，各方在責任的有無和比例上很難取得共識，目前也尚未建立完善的事故損害賠償分擔機制。

“這是一個老問題，長期以來無法解決，其中存在著深層次的矛盾。”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注意到，部分地區的行政機關經常發文要求學校減少事故糾紛，為了完成上級任務，學校往往只能讓步，他認為“當下學校和教師的自主管理權不足，尤其教師承擔的責任大于權利，這使得學校糾紛難以依法處理”。

“風險規避式”困局

為了規避風險，校方往往會采取自保措施，這使得不少學校陷入了“風險規避式”困局。新華社記者調查發現，部分中小學生課間10分鐘被約束，除喝水和上廁所外不能走出教室活動。部分教師反映，一旦學生課間活動時出現磕碰等意外情況，校方不僅需要向家長道歉，還可能涉及經濟賠償。為此學校干脆減少孩子外出活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記者也注意到，為了防止學生出事，一些學校甚至在教學樓和宿舍裝上鐵絲網，要求家長簽訂“免責同意書”等。

困在其中的教師負擔也隨之增加。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九師一六三團中學原校長張斌告訴記者，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學校需要不斷完善各類制度、方案、預案來“織密安全網”，勢必導致教師在教學工作之外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他們需要在這張網中做好陪餐員、護學崗、樓道值班員等角色。同時學校還要開展安全教育課、研判會議、應急演練、隱患排查等工作，均需形成詳盡的過程性材料。這些額外的文案整理、資料歸檔工作進一步增加了教師負擔。

“這種防御性管理方式將使校園失去應有的活力。”山西省長子縣東方紅學校黨支部副書記晉慧芳憂心忡忡，她發現受“懲戒即風險”的心理壓力影響，教學秩序維護難度上升，部分教師對課堂紀律管理態度消極。“當合理的教育懲戒遭遇家長異議時，校方息事寧人的處理方式會進一步挫傷教師職業尊嚴與管理積極性。”此外，教育活動也會發生“目標異化”，比如一些學校為降低責任事故發生率會主動削減實踐課程、集體活動等育人環節。“長此以往，人才培養質量會受到根本性影響。”

以法律為準繩

處理校園糾紛，司法裁判有規范、評價、教育、引領的功能。本次最高人民法院選取的六件典型案例旨在強化學校的教育、管理職責，依法維護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依法支持合理的教育懲戒，促進家校攜手呵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等。

雷思明告訴記者，以往同樣或者類似情形的學生傷害事故，在不同的法院有時判決結果差異明顯，而裁判尺度的差別不利于形成對校園安全事故法律責任的統一認識，也會影響人們對司法公正的信仰。這次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典型案例有利于促進國內校園事故糾紛裁判尺度的統一，推動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進一步貫徹落實。

學校和教師該如何利用這一風向標，以法律為準繩完善校園管理？在雷思明看來，學校和教師應當遵守“盡職免責，失職有責”的思路。一方面學校和教師要放下思想負擔，放手組織學生參加各類文體活動。另一方面要按照法律和有關規定，嚴格落實對學生的各項安全教育和管理職責。“一旦發生事故，要依法妥善處置，保障師生的合法權益。”

更深層次的工作在于推動學校法治建設，保障依法治校、依法治教，讓學校真正成為“學校”。“要減少行政部門過多發文和不合理要求，厘清行政管理與學校教育之間的關系。”儲朝暉說。

家長的示范作用也不可忽視。王永彪告訴記者，根據他的經驗，要在日常教育教學中高度重視學校的法治教育，同時要求家長密切關注孩子的日常言行，將‘尊法守法’作為底線。“家長作為孩子的監護人，要在法治原則下主動承擔責任。于孩子而言，成人處理問題的態度是孩子謹言慎行的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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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中國教師報》

編輯 | 皮皮兵不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