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阿毛
編輯丨歷史國編輯部

臺灣、朝鮮都曾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如今朝鮮半島不論南北，都對這段歷史同仇敵愾，稱之為“日帝強占期”、“日帝暗黑期”、或者“倭政時代”。然而在臺灣島內，卻居然反其道而行，民間對日本的殖民統治褒多過貶，有時甚至被扭曲為溫馨的回憶。

蔣家軍事統治的年代，起碼將此時期稱作“日據時代”，凸顯日本強占臺灣島的事實。蔣氏失勢之后，島內后繼的政權更加顛倒是非，將日據二字改為“日治”，竟認為日本人沒有“強制占據”臺灣，而是前來用心治理的明君。話說面臨外來異族統治時，人們為求生存，自然不免虛與委蛇之言，然而日人離臺早已超過一甲子，如今島民尚且諂媚昔日的侵略者，實為世間少見。

日據時期，日人建臺灣總督府，獨攬島內權限，乃其殖民統治的象征。上圖為1919年于臺北啟用的總督府新廳舍。該建筑物至今仍是臺灣領導人的辦公之所。

筆者兒少時就對此現象甚感不解。詢問身邊長者，多說這是由于臺灣人生性溫和純樸，面對日本人逆來順受，不事反抗。下民既已臣服，上主遂寡屠戮，施政亦漸寬和，形成良性循環。反觀朝鮮，則因民心剽悍，屢多抗爭，迫使日人鎮壓，則成惡性循環。

但這是個漏洞百出的說辭，只能拿來哄小孩。1895年，日本初占臺灣之際其實用兵甚重，酷懲逆反，并未多行寬仁之舉。而清廷割臺之前，島上居民亦以輕佻好斗聞名，完全稱不上“溫和純樸”。

當時的臺灣不是一個平靜和諧的務農之鄉，反而更像美國西部片中的偏荒小鎮，無法無天，充斥著決斗時的槍聲。

臺灣島內的漢族大多是祖出福建漳州、泉州的閩南人，其次則是來自廣東潮州、惠州等地的客家人。這些閩南、粵東地區原本就有民間械斗的不良風氣，來到相對蠻荒的臺灣開墾后，農地、水源等資源均比大陸匱乏，再與方言不同的異鄉人隔村而鄰，發生沖突時便經常動武解決。

清代民眾爭執情景。這若發生在臺灣，很可能就會演變成械斗事件。

并且臺灣的人口與耕地雖于清代開始穩定成長，但清廷對該島的治理卻十分消極。康熙于1683年攻下臺灣時，本打算遷其民而棄其地，將整個島賣還給荷蘭東印度公司。

而荷蘭人無意收購，朝廷內便爭議了十個月之久才將臺灣納入版圖，交由攻臺重臣施瑯治理。此前兩年，吳三桂等人發動的三藩之亂才剛被平定，康熙擔憂施瑯亦在臺灣坐大，或起反心，島內駐兵乃采用輪調戍守的班兵制，三年一更，使施瑯無從培植一支固定的親信武裝。

班兵的薪餉不高，軍紀不嚴，又不在島內定居，多數人便只想在三年內盡量多撈點油水。駐臺班兵又大都自福建沿海臨時抽調，老家亦有打群架的惡習，各個軍營之間便也時傳械斗之事，維持治安的效果非常低劣。

且除紀律問題之外，清廷在臺駐兵的人數亦不多。后來殖民臺灣的日本，與天朝上國相比雖是小國寡民，卻在島內常駐17萬日軍。反觀清朝治臺兩百余年間，島內人口縱使增長數倍，歷年班兵則總在萬人上下，目的僅在預防民變。只要別打進衙門造反，百姓們再怎么私斗相殘、違法亂紀，班兵實也無多理會，有時甚至蓄意放任地方望族互相打殺，以求漢民兩敗俱傷，無力抗清，械斗之風遂久久不得禁絕。

清末官兵

滿洲人就怕臺灣島上又鬧出個反清復明的鄭成功，故此對前往臺灣的移民亦嚴加管控，清治之初近90年禁止攜帶家眷來臺。有時暫時開放攜眷，也因限制繁瑣而成效不彰，欲與家屬來臺主要得經由偷渡。婦女鮮少愿意冒此風險，來臺闖蕩者便大多是身無家小積蓄的單身男子。

如此從康熙發展至乾隆年間，島內男女比例已嚴重失衡，眾多一窮二白的單身漢成為無業游民。這些人衣衫襤褸，狀如佛家苦行的羅漢，又連鞋子也買不起，終日赤腳，閩南語乃稱之為“羅漢腳”。絕大多數的羅漢腳生計無定，只能靠乞討或一些偷雞摸狗的勾當補足溫飽，平日便樂于煽動事端，引發群眾斗毆，以求趁亂搶奪些財物。

日據時期總督府為了整頓游民而進行統查，如上圖般搜錄眾多羅漢腳照片，以及前清縣衙門發出的行乞戳記。戳記署名是給“丐首”林國俊，可見此人應該是在流丐間略有聲望之徒，尋常羅漢腳不太可能領有任何證紙。

臺灣于是成為一個民心剽悍好武，官兵督管松散，又有大批游民隨時可被糾集為打手的地方，島民相殘之事因而連綿不息。

其中傷亡重大，官府有記的案例，于乾隆年間（1736~1796）約有30起，嘉慶年間（1796~1821）約17起，道光年間（1821~1851）約29起，咸豐年間（1851~1862）約16起，同治年間（1862~1875）約5起，光緒年間自1875至1895割臺為止則約有11起。總計159年間，共約有108起重大械斗散布于全臺漢人聚落，若再加上小規模的斗毆則根本無從計數，民間故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之說，可見當時社會之動蕩。

械斗的起因，很多時候都是異類族群之間的利益沖突，譬如福建閩南人與廣東客家人之間的閩粵械斗，抑或同為福建人之間的漳泉械斗，因此清廷文書將其稱為“分類械斗”。但其實就算在同鄉、同姓、同業團體、甚至在班兵百姓之間，也會基于各種情由動起手來。事件的導火索大至爭奪田產水源，小至賭債、捉奸、偷挖蘿卜，簡直無奇不有。

兩方人馬一旦動員起壯丁，往往不至死傷累累不罷休，屆時打家劫舍、虜人勒贖、焚燒屋房、奸淫婦女等惡行全都無所不為，對民眾的生命財產形成極大威脅。

由于班兵制度敗壞，百姓們看穿官府無意主持公道，習武自保之風遂而盛行。各地富家豪族經常籌備拳術武館或民防團練，美其名曰是為了強身健體，實際則在募集鄉勇以成私兵，并又出資走私武器，為隨時可能爆發的械斗做準備。

清代民兵聚集團練

譬如在臺北附近的板橋，有一戶買賣鹽米致富的板橋林家，為臺灣五大家族之一，便是主要靠著武力服人。林家源出漳州，1850年代板橋屢起漳泉分類械斗，林家乃斥巨資修筑城墻，環繞家中產業。其又辦理團練，雇用數百壯漢為家丁，再購置大量土槍、步槍、車炮、大炮。家丁人人頭戴銅盔，衣衫蓋有一個碩大的“勇”字，儼然已是一支戰力可觀的民兵部隊，遂震懾泉州幫的徒眾不敢來犯。

此后板橋林家的勢力有增無減，割臺之后經日人調查，林家無需特別動員，僅是平日看守主宅與周邊七處寓所之人員武器，已超過日軍兩個連以上。

板橋林家至今仍是臺灣巨富，當年作為居所的宅邸庭園也是富麗堂皇，現被當作古跡保存，人稱林家花園，上圖即為園中一景。

又在臺灣南部的屏東、高雄一帶，亦有當地客家族群為保衛家園而自組民兵，人稱“六堆軍”。臺灣客家人大抵出于粵東，施瑯治臺時，以粵東與前明鄭氏多有往來為故，奏請禁止粵東人赴臺。

此禁解時，島內富地俱已為閩南人所占，粵東客家移民只能住在丘陵或山區，不只更難開墾，也更鄰近山中兇悍的原住民。客家人口寡于閩人三倍，凡起閩粵分類械斗，或遇原住民下山侵襲，客人多陷不利，日常練兵乃較他族勤奮，許多像六堆軍那樣的客家民兵團故以善戰負名。

然而閩南人也不乏善戰者。臺中霧峰另有閩人富戶姓林，與板橋林家同屬五大家族之一，島內甚至有“一天下，兩林家”之稱。霧峰林家的私人武裝素來頗具規模，自19世紀中葉以來，曾協助朝廷平定太平天國等動亂。中法戰爭時（1883~1885），霧峰林家第六任家主林朝棟組成一支“棟軍”，與福建巡撫劉銘傳的官軍一同作戰，數度擊敗法軍，成功防守臺北。

戰后臺灣建省，劉銘傳為首任臺灣巡撫，裁撤島內民兵30余營，卻獨因賞識林朝棟而不裁棟軍，使其保有精兵千人，槍械亦較充足。

中方所繪法軍登陸基隆圖

于是在清朝末年的臺灣，為了械斗而生的各路民間武裝變得更加精強，有些或已不亞于官兵。

若在和平時期，血氣方剛的民兵們不定就會為了什么原因彼此相殘，但在1894年甲午戰爭時，眾多江湖好漢則先找到共同的敵人，齊心抗日起來。

甲午開戰后，清廷為防止日海軍奪取臺灣，加派正規官兵來臺，其中包含部分的滬軍、淮軍、湖南之新楚軍、又有在越南打過中法戰爭的廣西黑旗軍，甚至還有被招安的太平天國殘黨。這些部隊與眾多民勇團練一般，同時于島內招兵擴編，使臺灣變得比平常更加高度武裝。

嘗于越南抗法、臺灣抗日的黑旗軍，因慣用北斗七星黑旗而得名。此軍雖于中法戰爭有功，卻受清廷猜忌，多經裁減，甲午戰爭時則又動員為臺島主要戰力之一。

但是日本人還未來登陸搶灘，滿清已于朝鮮、東北等地慘敗，簽下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好斗成性的臺灣軍民激憤不服，不肯依從朝廷命令歸降，乃舉當時巡撫唐景崧為臺灣民主國大總統，自成一國抵拒日軍來占。

是歲為1895年，也就是甲午次年之乙未年，日本人前來接收臺灣時，便需再打一場乙未戰爭。

這場戰爭的發生說明了臺灣民心的剽悍程度，也證實了日本人并未被島民視為正統的治理者，而是必須動用武力占據臺灣，之后到來的時代便理應稱作日據時代。

可惜乙未年間臺灣好漢雖眾，究竟不敵已然現代化的日軍。1895年五月末，日陸軍近衛師團等部隊于臺灣東北角登陸，迅速攻下基隆，之后一路向南挺進。臺島守軍半官半民，組織松散，實戰經歷與裝備也參差不齊，于日軍面前節節敗退，卻仍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下奮戰了184天。

日軍于10月下旬攻入臺南，但途中亦蒙受不少傷亡，戰死病死者共計8,500余人，臺方亦戰死至少14,000人。身為日軍主力的近衛師團名義上是天皇的衛兵，故交由明治天皇叔父輩的能久親王指揮，而此人亦在乙未戰爭中身亡，可見臺民抗敵之烈。

近衛師團攻克基隆之日本浮世繪。圖左于國旗下高舉軍刀的指揮官，應該就是后來戰死的能久親王。

然而臺島或許一歲可陷，島上尚武好斗的民風卻要許多年才能磨滅，六堆、棟軍、新楚、黑旗等各軍殘部在戰敗后也不甘臣服，皆遁入鄉野繼續游擊。

日人據臺前20年，便幾乎年年都有武裝抵抗事件，迫使日本在臺設立的總督府不斷出兵鎮壓。

1895年十月，臺灣民主國亡于臺南，隨后12月臺北即有前清鄉勇揭竿起義。1896年初，臺島中北部苗栗地區之民兵聯合泰雅族原住民，共與日軍死戰，遭日軍重炮包圍轟擊，將領一概陣亡。

同年六月，中南部云林地區又有漢族民勇進攻日軍，日軍將其擊敗后，在云林清鄉焚村以為報復，史稱云林大屠殺。1902年，苗栗、新竹一帶又有原住民因不滿歧視而起兵抗日，兩方交戰數月，逼得日軍必須入山圍剿乃止。

根據日方統計，僅在1898至1902四年期間，臺灣總督府既已剿殺“土匪”11,950人，日據開始前八年間（1895~1903）則殺害32,000余人，超過當時島內人口百分之一。

之后自1907至1915年，臺灣一共又發生13起零星的武裝抗日，但除了1915年臺南的西來庵事件造成1,400人遇害之外，其他規模都已變小。

此后多數臺灣人覺悟日帝之強，憑借武力不可能將其驅逐，便改而專注于社會與政治運動，試圖爭取民主自治。而在1930年，當日本的高壓統治從平地推入山區之后，卻還是有原住民部落發起了霧社事件，襲殺日本軍民警察160余人，事件主謀的賽德克族亦因此被日軍幾乎屠戮殆盡。

被押解經過臺南車站之西來庵事件主謀。

霧社事件為臺灣島內最后一場武裝抗日，但此時距離日據時代結束也只有15年而已，可見日本人是花費了相當時間才將臺灣徹底平定，長年頑抗的臺灣人也完全未比朝鮮人溫順。最大的差別，是朝鮮的抗日分子可以逃往中國東北繼續與之周旋，而臺灣位處海上孤島，不服日本統治的人無處可逃，便注定被逐步殲滅。

霧社為地名，位于南投山區，是賽德克族主要聚落。上圖為日軍于霧社事件攻山時的破擊炮陣地。

臺島之民性本剽悍，日人總督府是在連年出兵掃蕩，硬是將愛鬧事端的羅漢腳、愛爭上下的閩粵莽夫都殺成順民之后，刑罰律令甫才稍寬。

如今島內因有心人士的政治操作，刻意淡化前人力抗外侮、慘遭屠戮的史實，只強調日據后期的寬和之政，不少臺灣年輕人反將日人視作善主，實在可悲又可惡！話說清末臺灣械斗四起，民兵林立，固為世道紛亂之兆，但這些草猛人物敢于抗日的勇氣，也不該被后人遺忘。

狼群生來各得好牙，若不齊心狩獵，終日與同類們撕咬內斗，最終當然必無善果。但若將狼的獠牙一顆顆拔除，將其轉化成人畜無害的寵物，一來再無惡斗，二來卻也再無膽量迎擊入侵的惡獸。

臺灣人曾經像是狂傲難馴的狼，卻在日本人的殖民期間被拔光了牙齒。這對加強治安，建設現代社會來說或許是必要的，但拔牙之手亦是異族屠我國民之手，感受也就引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