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的上海，每天抬眼看得到的是希望”，鄔立強的語調不自覺上揚，目光仿佛穿透時光。外灘的風裹著油墨香鉆進每個街角，自行車鈴鐺聲混著股票交易大廳的喧囂，霓虹燈一盞接一盞亮起，人山人海的外灘上，每個人都在期待世紀之交。年輕的人生盡情浸潤在生機勃勃的城市氣息中，跟隨時代，一路向前。

1960年代出生在上海的鄔立強當過工人，從事過媒體工作，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穿梭，嗅聞到即將發生的翻天覆地的改變，他舉起相機，試圖與歷史并行，這就是《上海-1991》的由來。鄔立強用半生記錄上海的光影，也試圖在以他為原型的電影里照見生活的實相：“《愛情神話》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些你們見過的、沒見過的人，他們每天說著《愛情神話》里的那些話，我們上一輩人也在重復這些話。”

1999年出生的姑娘問老鄔，“上海有個亞洲第一彎？在哪里？”他意識到自己如此深刻地與這座城市的過去和變革相連。本期《如此城市》，老鄔和你講述他與上海的故事。

以下是他的自述：

《愛情神話》劇照

——《愛情神話》的原型——老白和老烏

《愛情神話》可能在2018年就已經有初稿了。那時候，我和畫家白紅衛一個星期會有幾晚聚在一起聊天，聊藝術、聊人生，也聊吃喝玩樂。我們兩個人加起來的年紀已經百十歲了，我年紀比他稍大一些。因為都是單身，所以我們還繼續追逐著愛情。我們和年輕的、不那么年輕的單身女性，常常會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像我們這樣的人，這種老上海人，在這樣的環境里、在老上海傳統的環境中，并不稀奇。

邵藝輝那個時候也經常和我們在一起。她覺得這里存在一種非常強烈的文化差異，那是上海與許多城市之間在生活方式和文化習慣上的不同。我們以為她聽不懂上海話，其實她聽得懂。我們在聊天、在做事的時候，她悄悄地拿出小本子，把這些內容記下來。

2019年2月，就有了一個雛形，名字叫《老白的愛情故事》。

我非常感謝邵藝輝。她在創作過程中，保留了原型人物老白和老烏，并沒有把我們抹掉。如果她把角色改成老李和老王，其實也跟我們沒什么關系。我和老白，無非就是上海這座城市里許多有趣靈魂中的兩個代表而已。

——延續至今的“規矩”成為城市底色

1843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協議，開放了上海這座城市。英租界原本只是一部分老外居住的區域，但隨著太平天國戰爭的爆發，大量難民涌入上海躲避戰亂，他們進入了租界區，于是逐漸形成了華洋雜居的局面。

不過，它與香港是不同的。租界內所有的社會活動規則、生活規范已經制定好了。從租界外遷入的華人，必須遵守這一套已有的規矩。從1862年開始，這套規矩隨著城市的發展延續至今。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審美標準，就這樣在上海根植了下來，成為這座城市深藏不露的底色。這就是一種與眾不同的、明顯區別于中國其他地方的城市文化，簡單來說，就是一種“咖啡與大蒜”的矛盾。這種矛盾的背后，說到底是現代城市文明與傳統農業文明在生活習慣上存在的一道巨大鴻溝。

因為《愛情神話》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些你們見過的、沒見過的人，他們每天說著《愛情神話》里那些話，我們上一輩人也在重復這些話。我想，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新上海人，越來越多新來到這座城市的朋友。他們接受了這座城市原本的文化，他們又進一步地迭代了這座城市。因為我們所看到的上海，是我們這一代人眼中的上海，而年輕人眼中的上海，隨著時間的發展，又會是另一個樣子。但這座城市骨子里的東西沒有變。

我們是很市井氣的，但我們也很有一個正向的東西——該做什么就做什么。

早晨五點半，我爸爸會陪我去跑步。那時候我才十歲左右，下雨天也要跑。我覺得很煩，但大人們會告訴我：“這是為你好。”在跑步回來之后我會寫鋼筆字。我媽媽說：“一手好字是人的第二張臉。”因為那時的我們正處于、交往在一個以書信交流、用文字來傳遞信息的時代。所以，當對方還沒見過你這個人的時候，最先接觸到的就是你的書信。一封信所傳遞的是你的內涵、你的能量，而它的載體，就是你的筆跡。

圖源老鄔

——70年代的梧桐區，呈現的是一種生活狀態

過去的梧桐區是生活區，是那種大雜居、雜亂無章的生活區。

現在能看到的“巨富長”的巨鹿路，其實原本就是個菜場，五原路，以及新天地的淡水路，以前也都是菜場。因為這座城市早期的菜場規劃本來就是這樣的，比如說英租界里的三角地菜場，四川路上的四馬路菜場，那些都是一棟棟像百貨公司一樣的樓。就像你現在到國外看到的菜市場，那種模式是一樣的：每個攤位是固定的，需要繳費才能經營；你進去買東西的時候，樓道里干干凈凈的。

1980年代的虹口三角地菜場 圖源公眾號：看懂上海

我小時候看到的三角地菜場，現在再到那一帶去看，根本沒變，一模一樣。只是我們這里變了，因為樓改變了它里面的功能，變成了辦公室和倉庫。在中國內地，賣菜是集市的形式，集市就是在馬路邊上的。后來，像巨鹿路這樣的地方，全部變成了馬路集市，為了改善買菜的環境，上面還搭了一個棚子。但這些變化并沒有真正考慮這座城市的文化，也沒有顧及所謂的“優雅性”。這些是不被需要的。

——從當工人到做媒體，從上海記憶到記錄上海

我那時候上班的地方，就是現在的云錦路那一帶，單位叫“中國民航102廠”，主要是負責飛機零部件的替換。我記得有一款非常老的飛機，叫“運”，是上下兩個翅膀的，屬于一戰以前的型號，是從蘇聯那邊引進過來的。

那個時候，中國的航空工業還沒有真正起步。七〇四研究所當時正在研究如何將美國的波音707進行改良，并研發出了一款中國自己的飛機——運-10。試驗是在大場機場進行的。當時這是一個軍事機密，后來我們才知道這件事。

整個1980年代的上海生活變化也非常明顯，比如說牛仔褲、彈力T恤、音樂磁帶，都是托人從深圳帶到上海來的。還有口紅、漂亮的女裝，也都是從那邊帶過來的。

1980年代的上海已經有超市了，錦江飯店里就有一家超市。一個女性朋友第一次在那家店里買了衛生巾。她記得特別清楚，那時候花了6塊錢等值的兌換券。我們男人那時候還不知道這個東西，但從女性角度來看，衛生巾的出現確實是一種物質生活上的巨大提升。

還有一次，我在現在的淮海TX那一帶吃生煎饅頭。對面坐著兩個香港女人，她們從口袋里拿出一個塑料袋，里面掏出兩張紅色的紙片，嘴巴一抹就扔下了。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餐巾紙”，這大概是在 1983、1984年的時候。

1991年那個時候拍照片還是一種奢侈品。盡管當時上海已經有“三報兩臺”——《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以及兩家電視臺，還有一些專業類、垂直類的小報小刊，但他們在配圖時，還是喜歡使用插圖。其實，那時候美國的雜志早就已經用真實的照片來排版了。

我當時每天拎著兩個相機，口袋里揣著四卷膠卷，同時為13家小型報紙和雜志供稿。因為那時我的月工資是一百塊左右，而一張照片如果被采用，稿費大概是35塊錢。所以我盡量多拍、多供稿。

圖源老鄔

上世紀90年代，有一次，中國著名攝影師雍和帶我上了國際飯店的樓頂。我們俯瞰下去，只見下面已經是一片拆遷地。那時候南北高架還沒建，他說：“這邊將來要造一座橋。”其實我們當時已經窮到沒什么想象力了，根本想不到要拆多少房子，橋要從哪里建到哪里。雍和老師當時對我說了這番話，我才真正意識到，這個城市將要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拍攝的照片就是若干年以后寶貴的記憶。

于是我開始拍更多的照片。一方面是為了賺稿費，另一方面就是腳踏實地地記錄我眼中的上海。

圖源老鄔

我眼中的上海，就是“梧桐區”。在以上海圖書館巨富長為半徑的方圓三公里內，我進行了大量拍攝。這段時間大致是從1990年到1992年，其中大部分照片拍攝于1991年。我覺得，1991年是1949年之后，上海在物質與精神層面發生巨大變化的元年，是一個真正的“起點”。所以，我的這本書定名為《1991-上海》。

圖源老鄔

時尚這個東西是永遠存在的。1991年的時候，上海還沒有發生巨大的變化，但整個國家的改革開放讓人看到了希望。從有一份穩定的經濟收入，到后來出現了“萬元戶”，這對很多人來說就是希望，是看得見的希望。人們每天都感受到一種朝氣蓬勃的變化，時髦的東西也隨之而來。差不多每兩三年，女性的發型就會有新的變化，服裝款式也不斷更新。那時候，男性也開始關注自己穿什么牌子、去哪兒買、該買什么。

1980年代約女孩子是要寫信的，后來開始在家里裝電話。那時候裝一部電話要4000塊錢，算是一筆巨款了。接著，又出現了BP機，再后來有了大哥大。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就在這樣的過程中突然被拉近了。

圖源老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