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臨近，和高校有關的新聞總能撥動家長心弦。

據官媒報道，廣東省正在密集建高校，具體來看，涉及深圳、廣州、佛山和東莞等城市。

先來看看深圳，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中山大學（深圳）等合作辦學先后開辦，還在籌建香港大學（深圳）、深圳理工大學、深圳海洋大學等新高校；廣州的高校建設也不遑多讓，和香港科技大學共建廣州校區，同時加快籌建廣州交通大學、黃埔大學等；而佛山在建的高校數量也不在少數，佛山科技學院升為佛山大學，引進南方醫科大學（順德校區）、廣東財大（佛山校區）、華南師范（南海校區），和港澳合作辦學香港理工大學（佛山）；讓人意外的是，東莞也正式設立香港城市大學（東莞），并向教育部申報設立大灣區大學，這是首個以“大灣區”命名的高校。

據媒體分析稱，36年蟬聯全國經濟第一大省的廣東，人才或已經無法滿足發展。廣東制造業非常發達，對高層次技術人才需求本來就特別旺盛。另一方面，隨著半導體、人工智能這些新興產業加速布局，人才缺口更大了。

廣東發展經濟為何要人才為先？

近年來，廣東在高等教育領域動作頻頻，這一系列舉措背后，折射出廣東經濟發展的核心邏輯——人才是高質量發展的第一資源。為何廣東如此重視人才？

廣東作為中國經濟第一大省，正面臨從“制造大省”向“智造強省”轉型的關鍵階段。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外遷，電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成為增長主力。例如，深圳的華為、大疆等科技企業需要大量高端研發人才，而佛山、東莞的智能制造升級也依賴工程師和技術工人。

然而，廣東本土高校資源長期落后于北京、上海，頂尖人才供給不足。2022年數據顯示，廣東每十萬人口高校在校生數僅為全國平均水平。通過密集建設高校，尤其是與港澳合作辦學，廣東正試圖彌補這一短板：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開設的人工智能、數據科學專業直接對接深圳科技產業；大灣區大學聚焦微電子和先進材料，服務東莞制造業轉型。沒有人才支撐，產業升級如同無源之水。

在全球科技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廣東明確提出建設“科技創新強省”。但創新不能僅靠企業單打獨斗，需依托高校的基礎研究能力。以美國硅谷為例，斯坦福大學和加州伯克利分校為其輸送了大量技術成果和創業人才。

廣東近年布局的高校均強調“產學研融合”。比如香港科技大學（廣州）設立“紅鳥碩士班”，學生直接參與騰訊、廣汽等企業的課題；深圳海洋大學依托大鵬新區的海洋產業，培養深海探測技術人才。這些高校不僅是教育機構，更是創新鏈的前端樞紐。據統計，2023年廣東高校發明專利授權量同比增長40%，其中60%來自新建合作辦學機構。

長三角、京津冀等地區同樣在加碼人才爭奪。上海引進特斯拉超級工廠的同時配套建設上海科技大學，蘇州聯合南京大學建立蘇州校區。廣東若要保持經濟領先，必須構建更強大的人才磁場。

與港澳合作是廣東的獨特優勢。香港高校在QS排名中表現亮眼（港大、港科大均居全球前50），但受限于本地市場狹小。廣東通過“名校+灣區”模式，既為港澳高校拓展空間，也為自身吸引國際化人才。例如，香港城市大學（東莞）首批招生中，30%學生來自“一帶一路”國家，未來將為東莞外貿升級提供跨文化人才。

從“三來一補”到“雙區驅動”，廣東的發展史本質是人才集聚史。當這些高校培養出第一批畢業生時，廣東或將在新質生產力的賽道上再次領跑。

高校是科研轉化的“孵化器”？

在深圳南山區的一片科技園區內，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實驗室正與華為聯合研發6G通信技術；東莞松山湖畔，大灣區大學的微電子團隊已為本地企業完成3項芯片設計專利轉化；廣州生物島上的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區，紅鳥碩士班學生帶著廣汽集團的課題在實驗室攻關新能源汽車電池技術……

這些場景生動詮釋了高校作為科研轉化“孵化器”的核心價值。在廣東打造科技創新強省的進程中，高校正從傳統“象牙塔”蛻變為創新鏈的關鍵節點。本文將從機制突破、生態協同和全球競爭三個層面解析這一現象。

科研轉化長期面臨“死亡之谷”困境——大量論文成果停留在實驗室階段，無法跨越到產業化應用。廣東新建高校通過制度創新破解這一難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實行“教授創業計劃”，允許科研人員保留70%專利收益，該校李教授團隊研發的柔性顯示屏技術已孵化出估值超10億元的初創企業；大灣區大學采用“企業導師制”，寧德時代工程師直接參與課程設計，學生畢業論文就是企業待解決的技術難題。數據顯示，2023年廣東新型高校技術合同成交額達58億元，是傳統高校的3.2倍。

這種轉化效率的提升源于辦學模式的根本變革。與傳統高校不同，這些機構多數采用“市校共建”模式，如深圳市政府為香港大學（深圳）配套設立50億元成果轉化基金，政府作為“風險共擔者”大幅降低研發市場化風險。廣州黃埔大學更首創“實驗室即公司”機制，科研團隊可隨時注冊企業，使用學校設備進行中試生產。

在波士頓128公路創新區，麻省理工學院每年催生數百家衍生企業；在硅谷，斯坦福大學校友創辦的公司總產值相當于全球第十大經濟體。廣東正在復制這種“高校-產業”共生模式：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的無人駕駛實驗室，已成為小鵬汽車、文遠知行等企業的共享研發平臺；佛山仙湖實驗室（隸屬佛山大學）聚集了美的、碧桂園等本土企業的研發中心，形成“15分鐘產學研圈”。

這種生態構建呈現三個特征：一是空間聚合，如深圳海洋大學與大鵬新區海洋產業園同步規劃，教學樓與企業研發中心物理距離不超過500米；二是人才環流，華南師范大學（南海校區）教師可同時在季華實驗室（省級重點實驗室）擔任研究員；三是資本滲透，深創投等機構在深圳理工大學設立專屬投資基金，對科研成果實施“全周期陪跑”。

尤為重要的是，港澳合作高校帶來國際專利布局優勢。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依托香港本部PCT國際專利申請體系，2023年幫助16家深圳企業通過“香港通道”完成海外專利布局。這種“前研后廠”模式（香港基礎研究+廣東產業化）正成為大灣區參與全球科技競爭的特有范式。

人才戰略是廣東的“長遠投資”？

在經濟學中，人力資本被認為是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廣東近年來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密集投入，這一戰略背后，是廣東對人口紅利消退、產業升級壓力和全球科技競爭的前瞻性回應。

過去40年，廣東依靠龐大的外來務工群體，成為“世界工廠”。但如今，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老齡化加劇，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難以為繼。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廣東15-59歲勞動人口占比下降5.8個百分點，而大學學歷人口占比僅為15.9%，低于北京（41.4%）、上海（33.9%）。這意味著，廣東必須從依賴“人口數量”轉向依賴“人才質量”。

新建高校正是這一轉型的關鍵抓手。我們來看看香港科技大學（廣州），該高校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直接對接廣汽、美的等企業的技術需求；深圳理工大學重點培養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才，服務華為、華大基因等科技巨頭。這些高校的定位并非“學術象牙塔”，而是“產業人才庫”，確保廣東在“工程師紅利”時代仍能保持競爭力。

科技創新的爆發往往需要長期積累，而非短期沖刺。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曾表示：“芯片研發不是砸錢就能馬上成功的，需要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坐十年冷板凳。”廣東要打造“科技創新強省”，必須建立可持續的科研人才供給體系。

在這方面，廣東的高校布局具有明顯的前瞻性：

基礎研究領域：中山大學（深圳）設立先進能源學院，聚焦核聚變、儲能技術，這些研究可能10-20年后才能產業化，但卻是未來能源安全的關鍵。

交叉學科培養：大灣區大學設立“科技金融”專業，培養既懂技術又懂資本的人才，以適應未來科技產業的發展需求。

國際化科研網絡：香港大學（深圳）依托香港本部的全球合作網絡，吸引國際頂尖科學家入駐，使廣東能持續接觸世界最前沿的研究方向。

這些投入短期內可能看不到直接回報，但正如斯坦福大學孕育了硅谷，MIT催生了波士頓生物科技產業一樣，高校的長期科研積累終將轉化為產業競爭力。

在全球化競爭背景下，人才已成為最稀缺的資源。上海憑借復旦大學、上海交大等頂尖高校，吸引了特斯拉、微軟亞洲研究院等國際巨頭；杭州依托浙江大學，培育出阿里巴巴、?？低暤瓤萍计髽I。廣東若要在新一輪城市競爭中保持領先，必須構建更強大的人才磁場。

與港澳合作是廣東的獨特優勢。香港高校在QS排名中表現優異（港大、港科大全球前50），但受限于本地市場，科研成果難以大規模產業化。廣東通過“港澳高校+灣區產業”模式，既為港澳學者提供廣闊應用場景，也為自身吸引全球高端人才。

廣東的高等教育布局，本質上是一場面向未來的“人才儲備戰”。它不同于基建投資或產業補貼，其回報周期可能長達10年、20年，但一旦成熟，將釋放持久的經濟增長動能。經濟學家保羅·羅默曾說：“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是思想，而思想的載體是人才?！碑斏钲诤Ｑ蟠髮W培養的深海工程師助力中國開發南海資源，當大灣區大學的芯片專家推動國產半導體突破“卡脖子”技術時，今天的投入將被證明是最具戰略眼光的決策。

廣東正在下一盤大棋，而人才，就是棋盤上最關鍵的那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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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