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2年，七十五歲的華歆去世。

梨花風起正清明。2025年的春天，華歆的故鄉，高唐縣固河鎮，千畝梨花競相開放。一年一度的梨花節，引來行人無數，駐足欣賞。

千畝梨園不遠的地方，便是華歆的墓地，在高唐縣城東固河鎮大華村北200米的地方。古墓保存完整，上為圓形拱形，底部呈八邊形。根據《高唐州志》記載，確認為三國時期魏臣華歆之墓。

如果說，林語堂對于蘇軾，是偏愛，那么，身為高唐人的我，以家鄉人的視角審視，對于華歆，也會有說不出的情愫，別樣的寬容與尊重。

一樹梨花春帶雨，承載著家鄉人對華歆的懷念。梨花落后清明，梨花一瓣，訴說遠去的思念，古老的傳說。

公元157年，青州平原郡高唐縣，一個望族家中，一個男孩出生了，他就是華歆。年輕時的華歆，人稱“龍頭”，以品行高潔聞名。他與管寧、邴原并稱“一龍”。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劉邦統一中國，史稱“西漢”。西漢初期，在高唐邑設立高唐縣（在今固河鎮），隸屬青州平原郡，這也是高唐縣名之始，三國時期，高唐縣位于魏國境域，屬于冀州平原郡。

《世說新語》中“管寧割席”的典故，讓世人對華歆的評價，剖成兩半。華歆在讀書時，因為關注外面富貴的車馬，而被管寧鄙棄，管寧與他“割席斷交”。管寧這一刀下去，成就了他自己的千年美名，卻讓華歆蒙塵，凝成難以消融的道德污點。

對照《三國志》的記載，"清純德素"的華歆與筆記小說中的人物，有著天壤之別。一個是正史記載的漢室純臣，一個是筆記小說中的勢利小人。

華歆一直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他身處漢末三國亂世，一生歷經靈帝、獻帝、曹操、曹丕、曹叡數朝，官至三公，既被贊為“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又被質疑“貪慕榮利”。若以儒家思想為經、《菜根譚》處世智慧為緯，重新審視華歆的一生，其人生軌跡恰是儒家“內圣外王”與《菜根譚》“圓融機趣”的生動實踐。

華歆，字子魚，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曹魏重臣。他以清廉、才干聞名，身兼不凡的政治才干。他歷經漢末動蕩，最終成為曹魏開國元勛。

根據《三國志》的記載，華歆任豫章太守時"政清而不煩，為民所愛"。董卓亂政時，他冒險護送故吏西行。然而，華歆的這些事跡，在筆記小說中全然不見。歷代文人，仿佛集體選擇了遺忘這些歷史細節，對于華歆的評價，過于主觀，將復雜的人格簡化為道德符號，這何嘗不是另一種不公？

《世說新語》記載了華歆另外一個被后人遺忘的故事。華歆和王朗乘船避難,,他們上船后，有人請求搭乘他們的船。最初，王朗欣然同意，華歆卻猶豫不決。后來，賊寇追來，先前同意的王朗，此刻想要拋棄那位搭乘者。但華歆反對，他認為既然已經答應了人家，又怎能在情況危急時選擇拋棄呢？可見，真正的道德考驗，不在乎平常，而在于危機時刻，對原則的堅守。

站在另一個視角，少年華歆，"議論持平，未嘗詆訾于人"，初現儒家風范。初平年間，他拒絕袁術征召，建安時期卻接受曹操辟命，這種轉變看似突兀，實則是他對身處亂世，面對生存困境做出的抉擇。要知道，面對董卓“焚燒洛陽”、李傕“禍亂長安”這樣的大事件，"擇主而事"，已然成為生死攸關的抉擇。

華歆投效曹魏的選擇，讓他深陷道德審判的漩渦，后世的負面評價，層出不窮。反觀華歆的所作所為，無時無刻不在反駁后世的負面評價。他勸說袁譚罷兵時，"下車歆揖"；他對待故主始終執禮他力諫曹操緩刑寬役，保持儒臣本色。

可惜，在"漢賊不兩立"的言辭下，華歆的努力，依然是他揮之不去的"貳臣"標簽，成為被人詬病的一個污點。當我們跳出當時的局限，客觀地評價，會欣喜地發現，華歆身上獨有的的政治智慧。相比同時代荀彧的悲劇，華歆一直在理想與現實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想當年，孫策崛起，華歆審時度勢，歸附孫策，被奉為上賓。在孫策死后，他一度輔佐孫權。后來，何進征召時，他"稱病乞退"。離開孫權后，華歆投奔袁術，無意中發現他圖謀不軌，毅然離開，最終選擇了曹操。他的這一做法，被很多人視為“背吳投魏”。對他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或批評其趨炎附勢，或認為他洞察漢室將傾，欲借曹操之力安定天下。

然而，以我們現代人的觀點來看，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華歆有什么錯呢？很快，華歆的眼光，被荀彧證實：華歆勸曹操迎天子，正與荀彧的建議不謀而合。曹操當權，華歆深受器重，歷任尚書令、御史大夫等職，成為曹魏政權核心謀臣。他助曹操穩定朝綱，推行屯田制。華歆是曹丕禪漢儀式的主持者，是曹丕代漢的關鍵角色。

陳壽在《三國志》中弱化其漢臣背景，突出華歆"清德純素"的品格。唐代《晉書》，將"割席斷交"的故事納入管寧傳記，宋代《太平御覽》，將其列為"交友"類典故，而明清戲曲則不斷渲染其負面形象。真實的華歆，需要被我們重新認識。

"逼宮漢獻帝的奸臣"，這是普通百姓對華歆的固有印象。這一印象的根源，來自于《三國演義》。《紅樓夢》不是曹雪芹的自傳，同樣，《三國演義》是一部小說，而非史書。無論是"識時務的俊杰"，還是"背棄漢室"的評價，都不能正確詮釋華歆的一生。

儒家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論語》中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觀點，華歆任豫章太守時，他“為政清靜不擾民”，以簡政安民為要務，使“吏民感而愛之”。這種“以民為本”的做法，與儒家的仁政思想一脈相承。

華歆的清廉，堪稱典范。身居高位的他，“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甚至將朝廷賞賜的女奴釋放嫁人，恪守儒家“克己復禮”的原則。

《菜根譚》說，涉世無段圓活機趣，便是個木人，處處有礙。這個觀點，完美契合華歆。他“慎獨”、“重信”，早年拒絕參與王芬廢立靈帝的密謀，因其深知“廢立皇帝，天下至難”。雖與管寧因志趣差異而割席斷交，卻屢次舉薦這位隱士入仕，體現儒家“君子和而不同”的胸襟。

《菜根譚》主張“處世不必邀功，無過便是功；與人不求感激，無怨便是德”。華歆的仕途選擇，恰是這一這一智慧的具象化。在豫章太守任上，孫策的兵臨城下，華歆選擇"幅巾奉迎"，看似有失氣節，實則踐行了孟子"民為貴"的思想。他深知"兵者兇器"的道理，以"清靜不煩"的治郡理念保全百姓，這正應和了《菜根譚》"處治世宜方，處亂世當圓"的處世智慧。

當初，孫權欲強留華歆，他勸孫權"留無所用，去可為利"。華歆的遠見，既全君臣之義，又保士節之貞。縱觀華歆的一生，他的做法，與《菜根譚》“不以虛名累實利，不因固執損大局”的理念，遙相呼應。雖相隔千年，卻惺惺相惜。

《菜根譚》說，做人無一點真懇的念頭，便成個花子，事事皆虛。華歆的一生，一直都在踐行這個觀點。"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是《菜根譚》開宗明義的處世箴言，這何嘗不是華歆“宦海沉浮”的真實寫照？

"靜中觀心，真妄畢見"，《菜根譚》的修身要義，在華歆的施政實踐中得到生動的體現。面對漢末"白骨露于野"的慘狀，他選擇"省刑薄賦"的治理方式，恰如孔子所言："寬則得眾"。

華歆任尚書令時，力主恢復經學考試制度，此舉看似復古守舊，實則暗含"返本開新"的政治智慧。他深知"禮崩樂壞"之際，"六經注我"的儒學復興才是正途。正如《菜根譚》所說："講學不尚躬行，如口頭禪"，華歆將儒學教化與制度建設相結合，開創了曹魏"九品官人法"的制度先河。

華歆舉薦管寧，更顯其"見賢思齊"的儒者風范。當曹丕下詔求賢時，華歆不避"舉親"之嫌，力薦隱士管寧。這種"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的胸襟，正是《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具體實踐。

管寧選擇終身不仕，華歆選擇積極入世。華歆與管寧，一個在廟堂上踐行儒家理想，一個在江湖守護君子文化，志向不同而已。

"孝道當竭力，忠勇表丹誠"，《菜根譚》將忠孝視為立身之本，這在華歆身上得到完美統一。當年，董卓遷都時，他稱病不就下邽令，看似消極避世，實為踐行"危邦不入"的孝道。后輾轉袁術、馬日磾幕府期間，始終保持著"父母在，不遠游"的謹慎，這種"明哲保身"的選擇，恰是《孝經》"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的體現。

當初，華歆勸進曹丕稱帝，這讓他爭議頗多。諸葛亮斥其"非君子所為"，孫盛譏其"貪慕榮利"。漢室傾頹已成定局，華歆此舉，實為"順天應人"的政治智慧。華歆選擇"保民而王"，與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一脈相承。華歆在勸進表文中寫道："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這一觀點，與《尚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如出一轍。

回想華歆諫止伐蜀的壯舉，堪稱晚年的"封神之作"。面對曹真三十萬大軍壓境，他以"民為邦本"的儒家理念直諫，終使曹叡回心轉意。這種"文死諫"的勇氣，恰與《菜根譚》"士君子處權門要路，操履要嚴明"的觀點不謀而合。滿朝文武皆附和主戰，唯有這位七旬老臣，大敢直言："農事方急，不可廢民時"。華歆將孟子"不違農時"的政治理想，付諸實踐。

《菜根譚》說，君子處患難而不憂，當宴游而益加惕厲。這一點，可謂華歆的真實寫照。曹丕盛贊華歆，稱其為"國之俊老"；諸葛亮評價華歆，說他"非君子"也。倘若我們以《孟子》"觀其眸子"的標準，重新審視華歆，會發現：華歆勸進，雖違背漢室，卻保中原三十年太平。他的一生，始終堅持"以民為本"。他歷經三主，從未改變初衷。

華歆"家無余財"的清貧、"放奴嫁人"的仁厚、"拒收贈金"的廉潔，在《三國志》中皆有明確的記載。他這種"外濁內清"的生存智慧，恰如《菜根譚》"勢利紛華，不近者為潔"的寫照。孔子曾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華歆能在亂世中歷任三朝而善終，正是踐行了的處世之道。

"文章極處無奇巧，人品極處只本然"，《菜根譚》的這句箴言，恰可概括華歆的一生。他雖無管寧"割席斷交"的決絕，卻有"單車拒金"的堅守；雖無諸葛亮"鞠躬盡瘁"的悲壯，卻有"三朝元老"的持重。這種"和光同塵"的智慧，正是《周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的生動演繹。

在舉孝廉制度的改革中，華歆既堅持"經術取士"的儒學本位，又兼顧"特科征召"的實用主義，這種"執兩用中"的思維，暗合《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的圣賢境界。他建議曹丕"修文德以來遠人"的戰略，更是將孔子"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理想轉化為現實政策。

七十五歲的華歆，打算將太尉之位讓與管寧，他"見賢思齊"的品格，創造了"蕭規曹隨"的政治佳話。這種"功成身退"的選擇，恰如《道德經》所說，"功遂身退，天之道"，為后世樹立了"進退不失其正"的士人典范。

華歆七十五年的人生，在亂世中堅守儒家理想，從他勸阻王芬的謹慎，到諫止伐蜀的勇氣；從他單車拒金的廉潔，到舉薦賢能的胸襟，無不顯示了他與眾不同的胸懷。在他身上簡單地貼上忠奸這一標簽，對他不公。

《菜根譚》告訴我們，處世不必邀功，無過便是功。華歆不像荀彧，悲壯殉道，不似司馬懿，隱忍等待，他選擇了"執中守正"。這種生存智慧，是儒家"時中"思想的最高體現。進與退、忠與孝、道與勢，面的這樣的困惑，華歆選擇了"從容中道"。

《論語》終篇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華歆在漢魏鼎革之際的選擇，或許正是知命后的從容。他不像管寧作遼東隱士，也不似孔融以死明志，而是在濁世中守護能守護的，改變可改變的。這種看似妥協的堅持，實則更需要勇氣。

在漢末三國這個"天地閉，賢人隱"的時代，華歆以儒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智慧，在進退之間書寫屬于自己的人生。

水中之月，撈之則碎，不撈則明。人的名聲，也無非如此。

華歆平生所求，是他心中所想，他做到了這一點，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