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傅抱石

傅益瑤

我的爺爺叫傅得貴（大名文苡，字聚和），一直靠補傘謀生，是南昌的一戶赤貧人家。在父親八九歲的時候，爺爺就去世了。

爺爺在鄉下時，跟地主的兒子吵架，結果被地主的兒子用釘耙鑿在背上，打成肺裂，不得已流落到南昌城謀生治病。在城里，爺爺遇到了他的恩人。恩人叫何立堂，以走街串巷補傘為生，收了爺爺做徒弟。爺爺很能干，會做絨花、耳環，還學會了修理洋傘。當時的土傘是紙傘，洋傘是進口的布面傘。何立堂死后，把攤子留給了爺爺，爺爺便做起了小生意，取名“傅得泰修傘鋪”。

我奶奶姓徐，江西新建縣人氏，原是一戶人家的丫頭，據說因為被老爺看上了，太太大動肝火，便把我奶奶嫁了出去，說是不要財禮，只要找個窮的，這樣就找到了我爺爺。其時，我爺爺已經三十多歲，比奶奶大十多歲。奶奶是個能干的女人，性格開朗豪爽，待人接物有男子氣概，在所住的那條街上有相當的權威，街坊鄰居出了什么事情，都來找她說事、評理。

爺爺祖輩單傳，因此為父親取名長生。父親小時候出麻疹，把爺爺嚇壞了，怕父親的手亂抓，如果抓到臉上就會破相無疑。這時出嫁的姐姐回來，姐夫問他想要什么才能不抓臉，父親說要一本《康熙字典》，姐夫就去買了一本滿足了父親。父親把這本《康熙字典》一直抱著，一動不動，終于熬了過來。父親的臉長得還是很清秀的，梅蘭芳后來曾經開玩笑地對父親說：你演花旦一定很好看。

讀書的傅抱石

爺爺家在南昌“臬臺后墻”的貧民棚戶區內，剃頭的，修腳的，擺攤的……各色人等雜住在一起，艱難生存。“傅得泰修傘鋪”的左邊是家刻字店，右邊是家裱畫鋪。裱畫鋪的墻上掛了許多字畫，父親常去串門，久而久之，竟對這些字畫產生了濃厚興趣。

七八歲的時候，父親在私塾旁聽，識了不少字，后來奶奶讓他去瓷器店當學徒。學徒三年，不僅要給老板娘抱孩子，每天還要上門板下門板。門板是江西特產樟木制成，很笨重，左右各十二塊，每天一裝一卸，舉重四十八次，父親人小無力就拱著背使勁，時間一長，就落下輕微的駝背，一個肩膀高一個肩膀低。母親和父親結婚時，有客人還問，你們新姑爺怎么是賣布的呀？當時賣布的小販，就是整天扛著布走街串巷，一肩高，一肩低。

每次看到父親駝著背站在畫桌邊畫畫，我就覺得父親一生的艱辛都在里邊了。

傅抱石在創作

父親十三歲時進江西省立第一師范附屬小學讀書，學校老師為他取了個學名叫傅瑞麟。父親十七歲時以第一名的成績高小畢業，被保送進第一師范學校讀書。但入學讀書需要交納一定數額的保證金，萬般無奈之下，想到了鄉下還有祖傳下來的幾分薄田。于是父親就從南昌步行到三百多里外的老家去借錢，結果隔房叔叔竟然不讓父親進門，說窮人家的孩子還讀什么書，連頓飯也不給吃，最后還是嬸嬸包了兩個山芋給父親…… 打這以后，父親便下定決心要好好讀書。

父親小時候真的很苦，上了學也沒有什么衣服穿，冬天冷，就把姐姐、媽媽的花褂子一件件地套在里邊，最外面罩一件灰布大褂。后來我到日本留學，知道日本皇族有一個傳統，就是天皇嫁女兒或是娶新娘的時候，要穿最豪華的衣服，從里到外必須有十二層。這時我就想，父親當年不就是穿的“十二單”嗎？因此，父親常常對我們說，如果不知道“饑寒”二字，是不會成人的。

傅益瑤與父親

父親從小就喜歡刻圖章，把石頭放在腿上用刀刻，常常弄得身上血跡斑斑。不少人提到父親的名字傅抱石，都說是父親喜歡石濤以及屈原“抱石懷沙”的緣故。我的理解，父親取名“抱石”兩個字的初衷，更多的是懷抱石頭，喜歡刻圖章而已。

父親早年寫過一本書，叫作《摹印學》，是親筆繕寫的小楷，漂亮極了，父親的校長當年就帶著父親和這本書去見的徐悲鴻。徐悲鴻當時已是社會名流，他看過之后，贊嘆不已，對父親另眼相待。

其時法國在南昌辦了一個博覽會，父親在那兒幫忙做點事，他干事認真，連打包裹之類的小事都做得非常到位。博覽會的負責人很欣賞父親，就說可以幫助父親去法國留學。但是徐悲鴻對父親說，你到法國去，你的這身本領非但得不到進步，你還會丟掉它；還是去日本好，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延伸。徐悲鴻就寫信給當時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熊式輝開始說，現在國難當頭，學什么藝術？熊式輝的秘書是父親校長的朋友，他后來告訴父親，徐悲鴻很了不起，不斷寫信給熊式輝，并且說如果有困難，經濟上他來資助。這個秘書就把徐悲鴻的信夾到熊式輝的備忘錄中遞交上去。后來熊式輝終于批準了父親的出國留學，說江西景德鎮出陶瓷，那就到日本學工藝吧。所以，父親去日本，最初是學陶瓷圖案的。

傅抱石《詩意山水圖》

父親、母親成長于兩個截然不同的家庭環境。

母親叫羅時慧，因為出生在奉天（今沈陽），所以小名叫奉姑。

母親是大戶人家的女兒，她的父親叫羅鴻賓，字秋阜，是前清監生，捐資得官，歷任江西稅務局長、法院院長等職。母親從小就有個同年丫頭陪著。我的外公有四房太太，我母親雖然不是正出，但正房沒有孩子，所以外公十分寵她，不要她做其他事情，專門培養她讀書。我的外婆叫李維屏，四歲便被賣到羅家做丫頭。那個時候，女孩子如果想日后嫁一個上等人家，就必須裹小腳，我的外婆七歲時還是一雙天足，已經不能裹腳了，但她自己一個人還是硬把小腳裹起來了；十一二歲時，外婆在灶間邊燒火邊開始學認字，再后就可以讀經讀報了。

傅抱石一家

母親長大之后，因為家庭聲望很高，很多人都來求婚，內中還有一名后來逃到臺灣的“部長”，外公因為不清楚他的底細，沒有答應。關于婚姻，我的外婆對母親講，絕對不要嫁到豪門，說：“寧到窮人家吃糠，不到富人家喝湯。”吃糠，大家一道吃苦，那種平等的幸福才是真的；喝湯雖然比吃糠好，但不平等的痛苦是最深重的。

母親讀中學的時候，就參加了“CY”—共產主義青年團，被推舉為江西省學聯干事，剪了頭發，跟方志敏一起鬧革命。北伐軍到南昌，母親牽著婦女協會主席蔡暢的女兒四處活動演戲，宣傳革命，比父親還早地認識了時任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蔣介石叛變革命后，母親被動員回南昌女中讀書，秘密搞地下宣傳工作。當時按照羅家的族規，女孩子不守閨訓，私奔外逃，一旦抓獲要活埋處置。母親時年十六，雖非私奔，但離家出走，“混跡”于男女人群中，也是不可饒恕的罪過。但由于外婆的懇求，加上外公是四十七歲得女，平時嬌寵慣了，又是時代潮流所致，也就假裝責罵一通了事，讓母親裝上一根假辮子繼續上學。

傅益瑤與母親

母親是父親的學生。母親在學校非常調皮，父親可能很喜歡母親的這種性格，就追求她。父親常常到母親家里去給我舅舅講故事，補功課，討好母親。父親家境困難，娶母親的阻力很大，特別是外公的三姨太很難對付，父親就買了許多衣料送給她，后來這個姨婆一直跟著我們住。另外，父親又去借了一張存折，上面有一千個大洋，給外公看。外公其實對父親的印象一直很好，但還是擔心他太窮，看到父親的存折，加上我外婆的力促，就同意了父親的求婚。外公對父親特別關照說：我的這個女兒除了是個人以外，什么也不會，你要一生照顧她。

父親沒有食言，一直在照顧母親；如果不是抗戰時到了重慶，母親可能連飯也不會做。后來家里的事情雖然是母親管，但有兩件事一直是父親幫母親做的，一個是疊被子，一個就是幫母親捶背。母親總說父親捶得好，像小錘子一樣，力量恰到好處。母親生病總是頭疼吃藥，父親怕她亂吃，就定時定量拿藥給她吃。母親原來一點不會做飯，但后來父親的飯菜全是母親張羅的，即便家中有了保姆阿姨，母親也會親自下廚為父親做飯做菜。

父親吃菜的口味簡單，但要求很高，最喜歡吃母親做的炒大腸和三杯雞。父親說母親做的炒大腸簡直跟紅棗一樣，又紅又亮，緊緊的，圓圓的。三杯雞則是我們江西的老菜，雞里放一杯酒、一杯醬油、一杯麻油。

傅抱石在畫畫

母親雖不是大美人，但十分可愛，特別是她的幽默詼諧，為大家所喜歡。母親的鼻子很大，用我們江西話說，就是“鼻子大，心不壞”。有個算命先生給母親算過命，說母親的鼻子是福相，嫁了禿子會長頭發，嫁了窮人會發財。大凡以后她跟父親吵嘴時，就會一邊打自己的鼻子，一邊說：“把鼻子打掉，把鼻子打掉。”意思是不再讓父親有好運氣。母親的樂天，主要是由于小時候外公的寵愛。

1931年8月的一天，徐悲鴻到南昌小住，父親在朋友的引薦下去江西大旅社拜訪了他。隔日徐悲鴻到父母住處回拜，當場畫了幅《鵝嬉圖》見贈，畫面上是只大白鵝，頭頂一抹朱砂，引頸向天，紅掌下幾莖青草。父親用別針把它別在中堂畫上，然后送徐先生回旅社。母親在等父親回來的間隙，鋪紙磨墨照畫臨摹了一幅，興猶未竟，在青草地上又添加了一只大鵝蛋……次日清晨，記者涌進家里，昨日他們沒帶相機，今日趕來拍畫。母親把自己臨的畫拿出來，一位記者驚叫起來：“昨天未見有鵝蛋啊，今日倒下了一蛋，神了！”母親抿嘴一笑：“張僧繇畫龍點睛，破壁而去；大師神手畫鵝，昨日肚里就有了，一夜過來，自然生下了。”記者們為母親的亂真之作和幽默風趣，大為傾倒。

傅抱石《仕女圖》

這類事情不止一件。有一天，父親回到家里，幫傭的人告訴他，有個王先生等你好久了。父親過去一看，只見這個人戴著瓜皮帽，留著小胡子。父親就問，您是哪位？這位先生說：“我認識你好久了，你怎么不認識我呢？”父親愣在那里，怎么也想不起來。結果王先生噗哧一笑，原來這是母親裝扮的。母親的幽默名聲在外，以至許多畫商、古董商都說，畫家太太中，傅抱石太太是天下第一。他們看到母親往往比看到父親還要高興。

父親從來沒有讓母親窮得沒飯吃，甚至對母親的情緒變化、高興與否都很關心。母親是父親心里的第一人，只要一出門，就開始給母親寫信。在日本留學時，父親差不多隔天寫封信，不論什么細節，比如新居里家具的位置，比如與朋友相聚時各人的座次，等等，都會寫信告訴母親。后來，在與江蘇畫家作兩萬三千里旅行寫生時，也是日日或隔日寫信。當時同去的年輕畫家中有一新婚者，也只寫了十來封，而父親卻寫了三四十封，讓同行者們唏噓不已。父親不論是出差還是出國，總是精心為母親挑選衣物，而且只為母親一個人買。在羅馬尼亞商場里，父親為母親挑大衣，竟找了身材與母親相仿的女售貨員左試右試，才買下來。

傅抱石《游春圖》

父母的感情很好，他們之間好像有說不完的話。我記得父親住在樓上，母親住在樓下，常常晚上，母親總要端一杯茶送父親上樓睡覺，過一會兒，父親送母親下樓來，可他們說著話，不知不覺地，母親又把父親送上去了，他們常常這樣樓上樓下送來送去，我們看在眼里，在旁邊笑個不停。

二姐在一篇回憶父母生活細節的文章中寫道，南京夏天特別悶熱，我們全家在院子里乘涼，母親常常穿一套半新不舊的黑綢衫褲，睡在小竹床上，父親就坐在母親身邊，手里拍著扇子，兩人一邊說話，父親一邊幫母親捶腰，往往捶至深夜，直到母親睡熟。母親的腰病是生二姐時落下的，二姐有多大，父親就幫母親捶了多少年……

母親在父親逝世二十周年的時候寫過一篇聲情并茂的文章，談到父親的家庭責任感。母親這樣說：“在家庭，他上對老母，下對兒女全都關心到無微不至，有時甚至使我感到有些過分。他哪怕是離家只有三天，必定有兩封信回來。有時人都到了家，他進門便問我：‘今天收到信么？’我說沒有。他卻有把握地說：‘信太慢，在路上，不相信，你等著看，郵遞員馬上便會送來的。’真教我好氣又好笑。他一生離家的時間，加起來也不滿五年，家信卻有一大皮箱。”

傅抱石《西風吹下紅雨來》

父親有個自定的規矩：如果不是出差在外，一定給母親做壽，買東西，然后給母親畫張畫，而他自己則從來不做壽。

父親是1965年9月底去世的。那年夏天，他出差湖南，當時血壓已高得不得了，跟隨父親一起去的學生寫信告訴我母親，說晚飯時傅公喝了很多酒，盡管很晚了，但仍說今晚有件事不得不做，就是因為這一天是母親生日，他要給母親畫張畫，是一張很漂亮的扇面……

父親去世得很突然，頂梁柱一倒，母親就覺得天崩地陷，一個月內完全不知所措。她從前不是個能獨立處理事情的人，但自那以后，母親忽然具備了這種能力。

——摘自《中國繪畫史綱》

北京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