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山河泣血、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有這樣一組影像資料被精心留存。本圖集聚焦于抗戰當中中國抗日軍民所俘獲的日本戰俘，它們宛如一扇特殊的窗口，透過其斑駁相紙，將我們帶回那殘酷而真實的戰爭現場。照片里，日本戰俘不再是熒幕上簡單的刻板形象，他們或神情頹喪，或目光游離，襤褸的軍裝、低垂的頭顱，無一不在訴說著侵略行徑的潰敗。

1942年1月，第三次長沙會戰結束后，中國軍隊在戰場清理中俘獲了一批日軍戰俘。照片是在長沙臨時設立的戰俘收容所內，中國軍官與日軍戰俘的交談場景。中國軍官與戰俘的交談，首要目的是獲取日軍戰術部署、兵力配置等情報。同時，會向戰俘闡明中國軍隊的俘虜政策——盡管日軍在戰爭中普遍實施虐俘暴行，但中國軍隊遵循國際公約（如1929年《日內瓦公約》），對戰俘給予基本人道待遇，以瓦解日軍“玉碎”思想，削弱其戰斗意志。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為配合華南地區作戰并牽制中國軍隊南下，日軍第11軍司令阿南惟幾指揮約12萬兵力，于12月24日對長沙發起第三次進攻。中國第九戰區司令薛岳采用“天爐戰法”，以縱深防御消耗日軍，最終在1942年1月中旬將日軍擊退至新墻河以北，斃傷日軍5.6萬余人（中方統計），取得抗戰以來防御作戰的重大勝利。

1943年11月至12月的常德會戰期間，中國軍隊在戰場俘獲的日軍戰俘中，部分審訊場景發生在國軍指揮室內。戰役后期，隨著外圍援軍逼近，日軍在撤退前焚燒常德城，但部分掉隊士兵被俘。審訊日軍戰俘的指揮室，多位于常德城郊或第六戰區臨時指揮部，室內懸掛大幅作戰地圖，用于分析日軍動向。

戰俘口供常被用于核實戰場動態。例如，11月23日德山失守后，國軍通過審訊被俘的日軍第68師團士兵，確認了日軍在常德東南的兵力空虛，從而調整第10軍救援路線。另據第74軍戰報記載，某戰俘供稱“日軍第3師團后勤部隊滯留桃源”，這一情報促使國軍加強對該區域的襲擾，遲滯了日軍補給。

常德會戰期間共審訊日軍戰俘127人，部分戰俘在審訊后承認，中國軍隊的人道待遇（如提供醫療、熱食）與日軍宣傳的“中國軍隊虐俘”形成強烈反差，動搖了其“玉碎”信念。據記載，數名戰俘后來加入“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協助國軍進行反戰宣傳。審訊場景的影像通過盟軍渠道傳播，英國《倫敦新聞紀事報》評論稱：“中國軍隊在常德的審訊展現了文明戰爭的典范，與日軍的殘暴形成鮮明對比?！?/p>

該照片拍攝于1943年12月常德收復后，地點位于國軍臨時設立的戰俘收容所或戰地醫院。畫面中，一名日軍戰俘仰臥在鋪著棉被的木板床上，面帶微笑向鏡頭揮手示意。其服裝整潔，未戴手銬腳鐐，顯示出被俘后受到的優待。

福爾曼作為《生活》雜志和《紐約時報》的特派記者，在常德會戰期間深入前線拍攝。這張照片最初刊登于1944年1月的《紐約時報》，標題為“Smiling Japanese POW in Changde”，隨后被盟軍宣傳部門用于制作反戰海報。中國官方通訊社也將其譯為“日軍戰俘感佩中國寬待”，在重慶、昆明等地的報紙上廣泛傳播。

中國軍隊嚴格執行《日內瓦公約》，對戰俘提供醫療、飲食和基本尊嚴保障。該戰俘被俘后接受了腿部彈片取出手術，傷口得到妥善包扎，每日可獲得兩餐熱食及香煙。據第74軍軍醫處記錄，常德會戰期間收容的日軍戰俘中，超過60%因傷病得到優先救治，這與日軍虐待盟軍戰俘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

日本右翼曾質疑該照片為擺拍，稱“日軍士兵不可能對敵人微笑”。但福爾曼在1945年出版的《西行漫記》中明確表示，照片拍攝于戰俘收容所日常場景，未施加任何強迫。中方檔案也顯示，該戰俘在后續審訊中主動提供了日軍第3師團的后勤部署情報，間接證明其心理狀態的轉變。

照片是在抗日戰爭期間，林植夫（左2）與朱鏡我（左7）作為新四軍敵工和宣傳工作的核心人物，與被俘日本士兵合影。

林植夫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精通日語，1938年任新四軍敵工部部長，負責對日宣傳與戰俘管理。朱鏡我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938年任新四軍政治部宣傳教育部部長，主管文化宣傳與思想教育。兩人均參與籌建“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推動日軍戰俘的思想轉化。

該照片拍攝于1939年初，地點位于皖南新四軍軍部（今安徽涇縣云嶺）。此時正值新四軍對日作戰的關鍵期，林植夫與朱鏡我主導的對敵工作初見成效，部分日軍戰俘開始接受反戰思想。

1944年10月7日，中國軍隊在桂柳會戰前夕，押送一批被俘的日軍便衣奇襲隊人員前往關押地，這一歷史場景通過戰地攝影被記錄下來。

該批被俘人員隸屬于日軍「大陸挺進隊」，這是一支由中野學校畢業生組成的特種部隊，專門執行滲透、暗殺與情報破壞任務。其成員身著中國軍裝或便服，使用捷克ZB-26輕機槍、湯姆森沖鋒槍等中國軍隊制式武器，甚至模仿中國士兵的口音與生活習慣，以混淆視聽。

照片中，日軍戰俘被麻繩以「五花大綁」方式捆住雙手，據目擊者回憶，押送士兵特意選擇堅韌的青麻繩，因其在潮濕環境中不易斷裂，適合長途押解。此外，戰俘未被蒙眼或堵嘴，顯示中國軍隊在保障安全的同時仍遵守基本人道原則。

被俘人員最終被押往重慶巴縣劉家灣戰俘營（今重慶巴南）。根據戰俘營檔案，這些便衣特工在接受思想教育后，部分人加入「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通過火線喊話與制作傳單等方式協助中國軍隊。例如，原「大陸挺進隊」成員山田一郎在回憶錄中提到，他在戰俘營學會了中文，并參與編寫《告日本士兵書》，揭露日軍高層的戰爭謊言。

1943-1944年，中國遠征軍在滇西反攻戰役期間，多次抓獲偽裝滲透的日軍便衣偵察員。這些偽裝成平民、馬幫或地方武裝的日軍特工，企圖刺探遠征軍部署、破壞交通線并引導炮火。

美軍聯絡官將抓獲場景拍攝成照片，注明“中國軍隊寬待被俘日軍特工”（盡管便衣違反《海牙公約》的戰斗員身份，但遠征軍仍給予基本人道待遇）。這些影像通過《時代周刊》傳播，揭露了日軍“非人道特種作戰”的本質，同時彰顯中國軍隊的文明形象。

1944年夏秋之交，一名美軍文職顧問在昆明巫家壩機場轉機時，偶遇兩名被押送的日軍戰俘并即興合影。盡管日軍已成為戰俘，但其神態中仍流露出未被馴服的傲慢。

兩名戰俘系滇西反攻戰役中被俘的日軍第56師團士兵（推測來自松山或龍陵戰場），正被送往重慶巴縣劉家灣戰俘營。中國軍隊規定，戰俘轉運需途經昆明時，可在機場附近臨時休整，由憲兵部隊武裝押送，允許盟軍人員在安全距離內觀察（但禁止私自接觸）。

日軍士兵長期受軍國主義教育，部分人即使被俘仍堅信“玉碎”精神。據國民政府檔案記載，1944年滇西戰役中被俘的日軍士兵中，約30%在審訊初期拒絕配合，甚至出現絕食或自殺行為。這種“趾高氣揚”的表現，既是對失敗的不甘，也是對自身“戰斗員”身份的頑固堅持。

1944年7月，中國遠征軍在緬甸北部作戰中，俘虜了隸屬于日軍第56師團步兵第25聯隊的士兵，美軍情報軍官通過中國翻譯進行審問，成為中美協同作戰與國際反法西斯合作的典型案例。

美軍中緬印戰區司令部（CBI）與中國遠征軍建立了聯合情報網絡，其中美軍戰略情報局的101突擊隊負責敵后偵察與戰俘審訊。該部隊中既有美籍日裔官兵，也有中國翻譯人員，形成“美軍軍官+中國翻譯+日裔專家”的審訊組合。

每一張照片都是歷史的切片，承載著抗日軍民英勇抗爭的印記，是中國人民以頑強意志扭轉戰局的有力見證，等待我們去細細審視、解讀那段不容忘卻的過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