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澎湃新聞·私家歷史與抗戰文獻數據平臺合作，推出“抗戰回望”系列，選取抗戰期間的報紙、圖書、日記等史料加以介紹，希冀帶領讀者前往歷史現場，觸碰抗戰時中國軍民的精神與生活。

民以食為天，從古至今糧食對于民生、戰爭都至關重要，糧食的統籌與管理有時對交戰雙方的成敗更起著主導作用。全面抗戰爆發后，軍糧的管理與統籌越來越被國民政府所重視，相關政策、制度相繼出臺與建立。本文以《抗戰第三年度軍政統計提要》《抗戰第四年度軍政統計提要》《抗戰第五年度軍政統計提要》為中心，通過介紹其中有關軍糧的史料，一定程度上反映戰時國民政府的軍糧統籌和管理。

抗戰初期，糧食問題并不是特別嚴重，軍糧的供應與平時差別不大，甚至在還一度出現過糧價低落的狀態，所以當時的軍糧問題并未得到國民政府的充分重視。到了1940年，情況發生了轉變。糧食問題的嚴重日趨凸顯，供求變得較為緊張。1940年8月1日，全國糧食管理局成立，重慶國民政府治下的糧政開始了“大一統”時期。

1940年的上半年，在軍政部的統計數據中，核定數為4182074大包，但已購數僅為902906大包，已購率僅為22%。1940年上半年的屯糧，大米、麥、面粉的已購情況基本相當。從購辦種類與范圍來看，購辦米的戰區與省府最多，其中以大米為主，在各戰區中，僅有第九戰區完成了核定的數量，由此多少可以看出第九戰區長官薛岳的才干。

在全國糧食局以下，各省均設糧食管理局，各主要地區也設有工場進行軍糧制品的籌備和加工。以1940年1月至6月的統計數據來看，每月的制造數量均是下降趨勢，如下表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統計數據中，1、2、3月僅統計三家工場，4、6月增加富順、廣元兩處工場數據（5月份僅增加廣元一處數據）。各地的糧食籌備在這一時期均感到有些力不從心，地方對于中央的糧食政策的貫徹往往只是浮于表面。相應的農政機構發展也不是十分健全，各機構之間并未形成協調有序的糧食統籌機制，這必然導致效率的低下。故而抗戰期間的數據整理自然面臨著一定的難度，加上日偽的破壞，數據的整理益形困難。

從軍糧種類來看，1940年1月至6月間，大米、面粉與小麥每月的結存情況，如下表所示：

雖然從這張表可以看出，每月結存的軍糧總體呈下降趨勢，但不可忽視的一點就是本表格的數據來源均系駐陜軍糧局（該分局首先成立，其他分局此時或尚未成立，或來不及統計）的統計數據，也不可忽視不同月份的農作物產量自然不同，總的來看，陜西省的軍糧成績還是不錯的。

除了糧食初成品之外，抗戰時期的軍糧還包括各加工廠所制成的加工品，如干面包、餅干、大米、蒸米。國民政府有兩所糧秣實驗室，其中第一糧秣實驗廠包括重慶、沅陵、鳳縣、富順四家工場，第二糧秣實驗廠包括廣元、洛陽、上饒三家工場。在1941年上半年的統計數據中，第二糧秣實驗廠的成品制造數量可以說是微乎其微，這與其工場所處地理位置、時局的動蕩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各類成品中，以干面包最為常見，在各工場中，重慶工場的制發數量也最為可觀。結合兩試驗廠的數據來看，干面包的制發數量遠大過其他種類制造之和：

國民政府對于各戰區與省府的重視程度不同，在軍糧經費的撥發上自然也會不同。1940年至1941年，各戰區中，國民政府尤重第一戰區，甚至比第三、四、五戰區屯糧資金之和都多；各省府中，則尤重陜西、貴州、云南，在撥匯的八個省府中，陜西、貴州、云南占八省撥匯資金的78.3%。

各軍糧單位1942年度月需經費數

1941年，各戰區均有糧食局分駐，除此之外，還有四省一市有糧食局分駐，分別是陜西、四川、貴州、云南、重慶。在各戰區、省市的現品補給中，大米最多，面粉最少。以1941年9月統計的數據來看，上半年征購大米10826250大包，占征購總量的57%；征購小麥8100000大包，占征購總量的43%。在大米征購任務中，第六戰區所征購的數量約占所有征購數的47%，其中四川與湖南兩省占據第六戰區征購數量的96%，加上江西省，這三省的征糧數量占據所有征糧數的66%，可見江西、四川、湖南在這一時期的重要戰略地位。

在糧食配撥上，國民政府也有所側重，由1942年上半年的統計數據可見，國民政府共配撥大米10865000大包，小麥7920000大包，從省份來看，其中配撥給湖南、四川、云南三省的大米超過一百萬大包，配撥給河南、陜西兩省的小麥超過兩百萬大包；從戰區來看，配撥給第八戰區的軍糧最多，達到346萬大包；從配撥種類來看，除了安徽和鄂北，其余地區均只配撥一種糧食種類，如下表所示：

軍糧經費收支數、屯糧經費收支數（1942年11月）

國民政府的軍糧經費，大體處于收支平衡的狀態，但也會暴露出戰時的諸多問題，如軍糧經費經常會遇到緊急匱乏的狀態。如1941年的12月，收入僅為11572.50元，而當月支出高達16141927.32元。國民政府在1940年上半年共撥出屯糧資金951萬元，真正用于屯糧的費用僅占32%，此外，如袋皮就花費10%左右的經費。在1942上半年國民政府的軍糧費預算中，包裝材料費占到9.25%，而主要的主食代金，所分配的費用僅占到43.97%。

軍政部軍糧總局支出屯糧費統計表（1940年1月至6月）

審核各單位列報軍用糧秣之損失數量（1942年11月）

審核各單位列報軍糧包裝材料之損失數量（1942年11月）

糧食是笨重物品，運輸不便，由于戰爭的需要，軍糧需要頻頻調動，所以對于軍糧的調運也就顯得尤為關鍵。抗戰時期，現代化的運輸工具，如汽車、火車等都極其缺乏，故而運輸軍糧大多數都要依靠人力。由1942年的數據來看，當時的軍糧運輸部隊包括十三個運輸兵大隊、一個板車大隊、兩個手車大隊、一個鐵輸車大隊，其中貴州、山西、陜西各配屬有兩個大隊。此時，軍糧運輸部隊的車輛數為1390輛，分布在除了運輸兵十三個大隊以外的四個大隊，僅有的300匹馬均屬于鐵輸車第一大隊。以輸力來看（這里的輸力以公斤計），運輸兵的十三個大隊各隊輸力均為20250公斤，至于之外的四個大隊，可以計算出一輛車的輸力約為370公斤，一匹馬的輸力約為65公斤。此時的軍糧運輸大多仍以人力運輸為主，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軍糧運輸的難度。

運輸軍糧部隊輸力（1942年11月）

1940年是民國糧政轉折的一年，國民政府在全國糧食管理局下設置省縣級管理機構，處理各地出現的一系列糧食問題，并在部分地區實行了糧餉劃分。但國民政府內腐敗現象嚴重，虛報、盜賣軍糧事件時有發生，且偏僻的地區，軍糧往往配送不到，有的地方還發生強行征購民糧的事件。但隨著國民政府軍隊規模的不斷擴大，國民政府的籌措數量也不斷地增加，也基本保障了軍糧的供應，對于抗戰的勝利有著重要意義。

不過，本文所依據的史料皆是軍政部的統計資料，一方面不無缺漏，另一方面，今天看到的統計數據并非不可能是當時各級部門虛應故事的產物，因此我們有必要結合各方面史料進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