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讀者朋友，我最近準備啟動一個業務，與律師相關的，有讀者是律師的，請與我聯系，有驚喜。

　　打開社交媒體，瀏覽新聞評論區，關于婚姻的討論似乎總是彌漫著一股揮之不去的焦慮甚至怨氣。“天價彩禮”壓垮愛情，“婚房加名”引發家庭戰爭，“扶弟魔”、“鳳凰男”讓人聞之色變，對“騙婚”、“財產轉移”的恐懼更是讓許多人視婚姻為畏途。

　　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怪圈：一邊渴望親密關系，一邊又對構成這種關系的嚴肅的合作財產處理形式——婚姻——充滿了不信任和算計。

　　種種“吐槽”，不絕于耳，仿佛中國的婚姻制度本身就是問題的根源，仿佛我們生活在一個對個體權利保護不力、讓婚姻充滿陷阱的環境中。

　　然而，作為一個推廣自由主義，堅信個體自主和契約精神的經濟學傳播者，我今天要提出一個可能讓許多人感到意外甚至刺耳的觀點：

　　在婚姻財產制度這個具體領域，尤其是在允許當事人通過契約自由約定財產歸屬這一點上，中國的法律（特別是《民法典》）賦予了個體相當大的自由空間。

　　甚至可以說，中國的婚姻制度，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婚姻制度之一。

　　這種自由，在許多我們習慣性仰視、被認為是“自由燈塔”的西方國家，反而是受到諸多限制甚至不存在的。

　　我們對彩禮、房產、騙婚的種種“吐槽”，很大程度上并非源于法律本身缺乏賦權，而是源于社會觀念的滯后、個體法律意識的淡薄，以及最重要的——我們未能充分認識和運用法律賦予我們的那份寶貴的“契約自由”。

　　我們，或許真的有點“生在福中不知福”。

　　被忽視的自由

　　要理解我們擁有的“福”，首先要明確它具體是什么。

　　中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對此有清晰的規定。其核心在于第一千零六十五條：

　　“男女雙方可以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

　　約定應當采用書面形式。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適用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二條、第一千零六十三條的規定。

　　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的約定，對雙方具有法律約束力。

　　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夫或者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相對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者妻一方的個人財產清償。”

　　解讀這一條文，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以下幾點賦予個體自由的關鍵之處。

　　廣泛的約定范圍：法律允許夫妻雙方（包括即將成為夫妻的男女）就婚前財產和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的歸屬進行自由約定。

　　這意味著，從你婚前擁有的房產、存款，到婚后工資、投資收益，幾乎所有財產的權屬狀態，都可以通過雙方協商一致來確定。

　　靈活的約定模式：法律提供了三種主要的約定模式——各自所有（徹底的分別財產制）、共同所有（徹底的共同財產制）、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混合財產制）。

　　這種靈活性極大地滿足了不同背景、不同需求的夫妻進行個性化安排的可能。你可以約定工資歸共同，但投資收益歸各自；也可以約定婚前房產增值部分歸共同，等等。自由度非常高。

　　契約意愿優先原則：該條明確規定，“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適用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二條、第一千零六十三條的規定”（即法定財產制：婚后所得共同制為主，輔之以個人特有財產）。這清晰地體現了約定優先于法定的原則。

　　法律首先尊重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在當事人沒有行使這項權利，或者行使不當時，婚姻法的其他默認規則才會介入。

　　約定的法律效力：一旦雙方達成書面約定，該約定“對雙方具有法律約束力”。這意味著，法院在處理離婚財產分割時，原則上必須尊重和執行這份協議。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那些常見的“吐槽”。

　　先說天價彩禮。

　　彩禮本身是社會習俗，但彩禮的性質、歸屬、返還條件，完全可以通過婚前協議進行明確。

　　例如，可以約定彩禮是女方個人財產，還是用于組建小家庭的共同財產。如果約定清晰，未來發生糾紛時，法律處理就有了明確依據，大大減少“說不清”的困境。

　　抱怨彩禮返還難，很多時候是因為當初根本沒有書面約定。

　　婚房加名：是否在婚前房產證上加對方名字，這是一個基于情感或壓力的選擇。

　　但加名后的法律后果——是視為贈與、共同共有，還是僅僅是某種形式的保障？其份額如何？——這些完全可以通過書面協議（婚前或婚后）進行明確約定。

　　例如，可以約定加名僅代表占有10%份額，或者約定該房產仍主要歸婚前所有方，加名僅在滿足特定條件（如婚姻持續N年）后生效。

　　害怕“加名就分走一半”，恰恰是因為沒有利用協議工具來明確雙方的真實意圖和權利義務。

　　騙婚（主要是財產型）：對于以攫取對方財產為目的的“騙婚”擔憂，一份約定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婚后所得也主要歸各自所有的婚前協議，是極其有效的法律防火墻。

　　如果一方的主要資產在婚前協議中被明確為個人財產，那么即使婚姻短暫破裂，對方也難以通過離婚分割染指這些核心資產。

　　覺得法律“保護不了老實人”，很多時候是因為“老實人”自己放棄了法律提供的最有效的保護工具。

　　當然，這種自由并非毫無邊界。協議必須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不能存在欺詐、脅迫。

　　但在財產安排的核心領域，中國法律給予的自由空間，是實實在在的。

　　問題在于，這項權利在現實中常常被“雪藏”。

　　談錢傷感情的文化禁忌、對法律細節的不了解、對伴侶的不信任羞于啟齒、甚至是對“真愛無需設防”的浪漫化想象，都阻礙了人們積極、理性地運用這項自由權利。

　　于是，當風險爆發時，人們往往歸咎于法律和社會，卻忘了自己本可以握緊方向盤，設定航線。

　　西方沒有這種自由

　　當我們習慣性地將西方社會與“自由”劃等號時，如果深入了解其婚姻家庭法領域，尤其是在財產契約方面，會發現一幅截然不同的圖景。

　　許多西方國家，出于保護弱勢方、維護“公平”、體現國家特定價值觀等原因，對夫妻之間的財產約定施加了諸多限制，司法系統也擁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來干預甚至推翻當事人的協議。

　　這種干預，從自由主義的角度看，恰恰是對個體自主決定權的侵蝕。以下，我將列舉大量案例和法律規定，揭示西方婚姻中的“不自由”側面：

　　1. 英國（英格蘭與威爾士）：司法裁量權至上的“公平”原則

　　英國法（特指英格蘭和威爾士，蘇格蘭有區別）在離婚財產分割上，以其高度的司法自由裁量權和對“公平”原則的強調而聞名，這直接限制了婚前協議的絕對效力。

　　歷史上，英國法院長期不承認婚前協議的法律約束力，認為其違反公共政策（試圖預先排除法院的管轄權）。直到2010年的Radmacher v Granatino案，最高法院才歷史性地改變了立場，裁定“法院應該尊重雙方達成的協議，除非在當時情況下這樣做對一方不公平”。

　　這看似是進步，但請注意關鍵詞——“除非不公平”。

　　什么是“公平”？英國法院發展出了一套復雜的考量因素，包括雙方的需求、補償、分享原則。

　　這意味著，即使雙方簽訂了婚前協議，明確約定了財產分配，法官仍然有權在離婚時進行審查，如果認為協議結果“不公平”（例如，一方會陷入困境，或者未能充分反映婚姻期間共同積累的財富），就可以不完全按照協議執行，甚至大幅度修改。

　　需求優先就更無語了，尤其是當涉及到有子女的夫妻，或者一方因婚姻犧牲了事業發展機會時，法院會優先考慮其“需求”（住房、生活費等）。

　　婚前協議若無法滿足這些基本需求，極有可能被擱置。

　　這意味著，你無法通過一紙協議就完全“甩掉”對前配偶的經濟責任，尤其是在長期婚姻中。

　　換句話了說，離婚了，你得養前妻。

　　荒唐的還有，非婚同居者也正在呼吁有財產權利。

　　英國法律對非婚同居伴侶的財產保護相對較弱，沒有像已婚夫婦那樣的法定分割權利。

　　但近年來也有呼聲要求改革，賦予同居者更多權利，這同樣體現了國家傾向于介入私人關系進行財富再分配的趨勢。

　　在英國，婚前協議從“不被承認”到“有條件承認”，有一點進步，但最終決定權依然牢牢掌握在法官手中。

　　這種以“公平”為名的司法干預，雖然意在保護弱者，但也確實犧牲了契約的神圣性和可預測性，限制了當事人通過協議自主規劃未來的自由。

　　相比之下，中國法律對有效協議的尊重程度更高，司法干預的門檻也更高。

　　2. 美國：州法各異，但程序嚴苛與“顯失公平”審查普遍存在

　　美國是聯邦制國家，婚姻法主要由各州制定，因此情況復雜多樣。但總體趨勢是，雖然大多數州承認婚前協議（通常依據《統一婚前協議法案》UPAA或類似法律），但對其有效性設置了嚴格的程序要求，并且普遍保留了基于“顯失公平”等理由進行司法審查的權力。

　　美國的很多訴訟都圍繞“簽署時是否自愿”展開，例如，婚禮前夕才拿出協議要求簽署，就可能被認定為脅迫。

　　在簽協議時，還要求雙方必須誠實、全面地披露各自的財產、收入和負債。任何隱瞞或重大遺漏都可能導致協議無效。這本身就是一個繁瑣且可能引發爭議的過程。

　　同時婚前財產協議成本極高，雙方往往需要各自聘請律師。在某些州（如加州），如果一方未聘請獨立律師，對協議（特別是關于配偶贍養費的部分）的審查會更加嚴格，甚至可能直接導致相關條款無效。這無疑增加了簽訂協議的成本和復雜性。

　　和英國一樣，存在顯失公平”（Unconscionability）審查。

　　這是推翻婚前協議最常見的 實質性理由。法院會審查，簽署時是否顯失公平？

　　協議條款本身是否極度不平衡，對一方極其不利？這通常結合程序上的問題（如缺乏披露、無律師）一起考量。

　　即使認定簽署時公平，但由于情況發生重大變化（如一方患重病、長期失業），導致執行協議會造成極端困境，法院也可能拒絕執行，特別是在涉及配偶贍養費的條款上。

　　許多州對通過婚前協議完全放棄或大幅限制配偶贍養費持謹慎態度。

　　加州法律規定，如果放棄贍養費的一方在離婚時需要公共援助，法院可以不顧協議規定，判令支付贍養費。紐約州雖然原則上允許放棄，但如果放棄條款被認定為顯失公平，也可能被推翻。

　　這意味著，你無法完全通過協議來“買斷”未來可能產生的贍養義務。

　　美國存在兩種主要的離婚財產分割制度。

　　第一種，婚后所得原則上平分。婚前協議是避免這種強制平分的主要途徑，但如上所述，協議受到嚴格審查。

　　第二種，如紐約、佛羅里達，法院根據“公平”原則裁量分割，考慮因素眾多（婚姻時長、雙方貢獻、經濟狀況等）。婚前協議在這里同樣重要，但也同樣面臨被審查和修改的風險。

　　3. 法國：法定財產制強勢，契約選擇受限

　　法國夫婦可以在婚前通過公證程序簽訂“婚姻合同”，選擇不同于法定的財產制度。可選的制度包括：分別財產制，類似中國的“各自所有”。普遍共同制：所有財產（包括婚前的）都歸共同。參與分配制：婚姻期間像分別財產制，離婚時清算雙方在婚姻期間增加的財產，差額平分。

　　看起來好象和中國差不多，但法國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婚姻合同”必須婚前簽訂。這個限制非常嚴重，因為家庭財產會出現變化，想法會改變。

　　與中國允許婚后隨時約定不同，法國的“婚姻合同”原則上必須在結婚登記前由公證人制作完成。婚后更改財產制度雖然可能，但程序復雜且有諸多限制。

　　更為嚴重的是，法國規定契約以外，有不可動搖的“主要義務”，：無論選擇哪種財產制度，夫妻之間的基本義務（如相互扶助、共同承擔家庭生活費用 ）是不能通過合同免除的。

　　家庭住房保護：法律對“家庭住房”有特殊保護，即使房產只登記在一方名下，處置（出售、抵押等）通常也需要另一方同意，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純粹的分別財產制。

　　法國還有強制性補償性給付。

　　這是法國離婚制度的一大特色。離婚時，如果一方因婚姻破裂導致生活水平顯著下降，法院可以判令另一方支付一筆一次性或分期的“補償性給付”，旨在彌補這種差距。這項制度的目的是糾正離婚帶來的經濟失衡，其判定的自由裁量權很大，且原則上不能通過婚姻合同預先完全放棄。

　　雖然合同中可以有所涉及，但如果法官認為放棄條款會導致一方陷入極端不公，仍可能干預。這構成了對契約自由的重大限制。

　　4. 德國：司法審查嚴厲，保護“結構性弱勢方”

　　德國很多法律與法國近似，但德國法院在審查婚姻合同有效性方面，以其嚴厲和側重保護“結構性弱勢方”而著稱。

　　“善良風俗”審查：

　　德國《民法典》規定，違反“善良風俗”的法律行為無效。這一原則被廣泛應用于婚姻合同審查。

　　如果法院認定合同內容“嚴重失衡”，對一方（通常是經濟上較弱勢、或在特定情況如懷孕時簽署合同的一方）極其不利，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圍，就可能以違反善良風俗為由宣告整個合同或部分條款無效。

　　核心權利不可剝奪：德國法院認為，婚姻涉及一些核心權利，不能通過合同完全剝奪，例如：老年和疾病時期的贍養，完全排除這兩種情況下的配偶贍養費請求權，通常被認為是無效的。如果一方為了照顧年幼子女而無法工作，其因此產生的贍養請求權，通常不能被婚前協議完全排除。

　　養老金也要分。

　　德國法律規定，離婚時雙方在婚姻期間積累的養老金權益原則上要平分。通過婚姻合同完全排除這項分割是非常困難的，只有在特定條件下（如婚姻短暫、雙方都有充足養老保障）才可能被允許。

　　如果雙方有合同，法院不僅看合同內容，也非常關注簽署時的具體情況。例如，如果一方明顯處于劣勢談判地位（如懷孕、語言不通、經濟依賴），或者合同是在巨大壓力下（如婚禮臨近）簽署，法院更傾向于認定合同無效或進行調整。

　　德國這種模式將“公平”置于“自由”之上，與中國更側重尊重當事人合意的模式形成鮮明對比。在中國，只要不違法，不太可能僅僅因為“不公平”就輕易否定協議效力，除非存在欺詐脅迫等締約效力瑕疵。

　　總體來看，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在婚姻財產契約自由方面，普遍呈現出一種“嚴重限制”的狀態。

　　國家通過立法和司法實踐，設定了諸多門檻和審查機制，聲稱其要平衡契約自由與公平正義、弱者保護等社會價值。

　　這種平衡的結果是，個體通過契約完全自主決定婚姻財產命運的自由度受到了實質性限制。

　　法國人不敢結婚，生了孩子都不結婚的現象很常見，離婚了還要長期養前妻，也不奇怪。

　　中國婚姻要自由得多

　　在中國，需要養前妻嗎？契約會被法院輕易推翻嗎？沒有錯，即使是貧窮的烏克蘭俄羅斯姑娘，她們找對象不要彩禮，高興就結婚了。

　　但是她們也隨時離開你。沒有彩禮，一樣有各種對價，那就是贍養費，離幾次婚的法國男人能被贍養費整破產。

　　很多西方人父母不收彩禮，但子女也極少為父母提供中國人一樣多的經濟資助。

　　一切行為，總會有對價。

　　對比之下，中國《民法典》所提供的婚姻財產契約自由顯得格外突出和純粹。

　　它更接近古典自由主義的理想——只要雙方合意且不違法，國家就應尊重其約定。

　　那么，為什么我們身邊充斥著對彩禮、房產、騙婚的焦慮和抱怨，而不是對這份自由的慶幸和善用呢？

　　主要在于文化觀念的束縛，“談錢傷感情”的觀念根深蒂固。

　　在象征愛情和信任的婚姻門檻前，主動提出簽訂財產協議，往往被視為缺乏誠意、斤斤計較的表現，甚至可能直接導致關系破裂。這種文化壓力使得很多人即使意識到了風險，也“開不了口”。

　　婚前協議，本質上就有離婚協議的意涵，就是約定萬一雙方感情破裂不能生活在一起了，財產要怎么處理。

　　只要敢于談錢，簽合同，甚至可以在婚姻存續期間不斷地出新版本，那哪來上面那些擔心？

　　很多幼稚的中國男人，還對婚姻過度浪漫化的想象，傾向于回避其中涉及的現實利益和潛在風險。

　　似乎只有“無條件”的愛才是真愛，任何預先的安排都是對這份“純粹”的玷污。

　　然而，成熟的關系恰恰需要建立在坦誠溝通和對未來風險有所準備的基礎上。

　　一份理性的財產協議，非但不是不愛，反而可以是對雙方關系長遠發展的一種負責任的保障，因為它能減少未來可能因財產問題引發的沖突。

　　正是這些因素，使得我們守著婚姻財產契約自由這座“金礦”，卻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扮演著抱怨風險、擔憂未來的“怨婦”或“愁男”角色。

　　我們“吐槽”的對象，很多時候恰恰是可以通過行使我們已有的權利來加以管理和規避的。

　　要嘆息的是，中國沒有勞動契約的自由簽訂權，因為有勞動合同法。

　　法律規定你必須這么簽，勞工與企業之間，是沒有契約自由的。

　　中國婚姻法里依然保留了這份自由，很難得。

　　“生在福中不知福”，就是一個事實。我們擁有在世界范圍內都相對領先的、允許個體通過契約高度自主地安排婚姻財產關系的法律框架。

　　但愿，不要象勞動合同法一樣，把這一份契約自由給毀了。

　　毀掉勞資契約自由權利，已開始在中國顯現惡果，使得勞資開始對立，從合作者走向了相互防備、敲詐勒索的道路，終將會把中國帶向西方一樣的制造業外流的局面，這一惡果正在顯現。

　　如果進一步毀掉婚姻自由契約權，則讓男女永遠成為敵人，相互廝殺。但愿不要走到這一步。

　　天天吐槽天價彩禮的人，沒有人拿刀逼你交彩禮，一切還是自愿合作的方式和手段。強奸是暴力，但彩禮不是，不要將二者等同。

　　成年人，應該能區分什么是合作的條件，什么是交易，而什么是搶劫。

　　我們更要珍惜這一份婚姻法律中的自由契約權。

　　自由就是福，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