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代的變革和文藝實踐的不斷推進，我國文藝學迎來了自主創新的全新契機。我們既要看到新媒介對傳統的文學研究觀念和方法的更新，又要強調文學研究的跨學科性，同時還應重視中國經驗的敘述和呈現。

原文 ：《文藝學：在守界與擴容間重構知識話語》

作者 |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楊向榮

圖片 |網絡

文藝學自主知識話語的建構一直是學界熱議的話題，隨著晚近新媒介時代的到來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這個問題更是成為人文社會領域的一個熱點。筆者以為，新時代中國文藝學自主知識話語體系的建構，其實質是在一種“守界”與“擴容”的學科邊界張力下的反思性話語體現。在這種反思性話語的建構中，我們要看到人工智能（AI）時代的到來和新媒介的發展對文藝學知識話語建構的沖擊與影響，也要看到各門學科領域知識話語日益交叉的現狀，突破傳統文學研究的單一性方法，以“文學+”的跨學科方法研究文學。當然，要實現中國文藝學自主知識話語體系的建構，我們還必須汲取中國傳統思想和西方思想中的智慧與精華，實現理論與中國本土經驗的對接，切實做到傳達中國經驗和講好中國故事。

AI賦能文藝學知識話語重構

媒介的發展和演變對文學研究有著重要影響，不同的媒介形態助推了不同的文學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生成。在媒介發展史上，萊文森提出舊媒介、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的媒介發展三階段論，其中新媒介和新新媒介都是電子媒介，只是時間出現的前后不同。波斯特也提出“第二媒介時代”概念，強調媒介的電子和數字傳播模式，以及現實與虛構、真與偽的二元對立性。相對于萊文森和波斯特，柯比提出“數字現代主義”的文化概念來取代后現代主義文化，認為這是20世紀末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而出現的一種新文化范式，這種文化形態不再關注現實世界，而是關注擬態世界、虛擬現實和賽博空間等數字文化空間。

技術對人文學科的影響，我們在麥克盧漢提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命題中可以窺探一二，而本雅明早就于20世紀上半葉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預見了技術對現代人審美觀念的影響，即人們的審美體驗由傳統的“韻味”體驗逐漸轉變為技術所支撐的“震驚”體驗。因此，從媒介學的角度來說，新時代也是一個數字媒介文化時代。尤其隨著當前人工智能技術的迅速發展，或許可以說我們進入了AI時代，它以各種AI式智能軟件的出現為顯著標識。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對各行各業產生了巨大影響，尤其是ChatGTP和DeepSeek的出現，更是極大地沖擊著人文社會科學，也包括文藝學的知識話語生產和建構。

隨著以腦機結合為主要交互方式的人工智能文學的出現，文學與技術的關系成為當下學界關注的話題，同時也導致了文學研究的范式轉型。AI時代，大數據人工智能模型的出現，在文獻搜集、文本寫作、話語表達等方面改變了傳統文學研究的生態，也帶來了文學生產模式的轉變，以及批評話語和審美觀念等知識話語的重構。基于數字化技術而出現的文學現象和文本形態，客觀上要求我們關注新媒介的特性，更新傳統的文學研究觀念和方法，構建相應的“編碼-解碼”范式。

“文學+”的跨學科研究視域

晚近以來，在文藝學學科問題域的討論中，一系列跨學科的命題和現象成為學者們討論的熱點話題。筆者以為，文藝學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問題，還涉及學界討論比較激烈的文藝學的學科邊界之爭的話題，而其實質是對當下文學研究“文學+”視域的一種思考。“文學+”主張從文學之外的其他學科領域，用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方法研究文學，強調文學研究的跨學科性。這是文學研究從內到外的發展趨勢的體現，也是文藝學打破自身學科邊界，從堅守學科壁壘到打破學科壁壘的跨學科研究范式的轉變過程。

對文藝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中的“文學+”的跨學科研究視域，我們還可以圍繞“跨媒介性”概念展開進一步的分析。“跨媒介性”概念類似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最早出現在1812年柯勒律治的使用中。里普勒認為，跨媒介性是一個描述涉及范圍寬泛、多種媒介參與的文化現象概念，涉及文學、文化、戲劇、藝術史、媒介等研究領域。從跨媒介性的角度來看，“文學+”強調跨學科視域，實質是強調不同學科、不同媒介間的跨越互動及其知識生產。

今天，傳統文藝學和美學的疆界早已被打破，進入了“泛文藝”和“泛美學”時代，一切傳統的知識話語和原則似乎都處于失范的話語危機中。在這樣的情況下，如再恪守一種局促的、狹隘的經院化文學研究范式，顯然不合時宜。“新文科”的提出也表明，文學藝術必然要與其他學科產生對話與交流，而文學和美學研究的問題域只會越來越寬廣。尤其是隨著新媒介時代的社會文化轉型，文學研究呈現出更為復雜的學術生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應當秉持開放和寬容的心態，強調“文學+”的跨學科研究范式，從社會理論、文化、哲學和藝術等若干視角相融合的大文科角度展開研究文學，甚至我們還應當考察社會文化思想領域與理工科領域的各種關系，如文學與體育、法律、醫學、環境學等學科的跨界和互通關系。我們可以從其他學科領域對文學展開思考，挖掘和勾勒文學研究是如何向更加寬泛的社會文化領域和理工科領域滲透的，彰顯出當下文學研究論域的寬泛性。

由此，我們會進入到一種文學研究的跨媒介闡釋視域，它包括文學、藝術、美學、傳播學等諸多學科知識和研究范式的融合與互動。在文藝學的知識生產和話語建構中，必然會遭遇不同媒介、不同學科在互動中由于差異和融合而生成的困惑。面對這一困惑，從“文學+”的研究視域對文學現象和文本經驗進行跨學科闡釋，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新的文學研究的參照關系，并從一種新的角度展現文學文本在不同媒介間、媒介及其主題指涉間的互證與互釋關系。需要指出的是，在強調“文學+”的跨學科研究方法時，我們必須堅守文學研究自身的獨特性，不能讓其他學科領域的介入導致文學研究中審美性和文學性的缺失。

中國本土經驗的敘述和呈現

在新時代文藝學知識話語的建構中，我們還應當重視中國經驗的敘述和呈現。20世紀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影響和國外理論的大量引進，中國傳統文論和美學思想與西方思想的互鑒已成為不爭的現實。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指出：“每一文化的發展和維護都需要一種與其相異質并且與其相競爭的另一個自我的存在。……不管東方的還是西方的，法國的還是英國的，不僅顯然是獨特的集體經驗之匯集，最終都是一種建構——牽涉到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構，而且總是牽涉到對與‘我們’不同的特質的不斷闡釋和再闡釋。”我們應當看到，中國本土的文學經驗也是人類知識生產領域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傳統文論和美學思想中的許多觀念、命題和思想，都可以與“他者”話語形成平等對話，演變為全球范圍內的知識話語。因此，要看到本土文學經驗和思想資源在人類知識體系中的適應性與有效性，要重視對中國經驗和中國話語的敘述與呈現，這是我們擺脫“他者”話語的預設立場，呈現中國問題范式和本土經驗凝視的關鍵。

文藝學知識話語的建構同時也是文本闡釋基礎上的歷史話語建構，文學文本的經驗審視與當下性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內容。我們看到，不同理論的提出、不同文論流派的出現，都源于特定歷史語境下的文本經驗及其問題呈現。文藝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應當具有面對當下現實的激情，不能簡化為既定理論觀念或理論口號，它不是模式化的理論生產，也不是游離于文學現實之外的空洞之物。文論不能只是體現為研究觀念、研究理念等方面的變遷，它必然要對文學現實和文本經驗作出回應，應當體現出一種面對現實問題的人文關懷。以此來看當下文藝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應當是隨著文學現實的變遷，隨著話語討論場域的生成和變化，不斷更新自身的言說方式和知識體系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僅要看到中國原創性的文論經驗和理論范式，而且要基于此形成聚焦中國現實經驗的問題意識，生成應對中國文學現實的獨特思考方式，而不是簡單地挪用西方理論來肢解或強制闡釋中國問題和中國經驗。

隨著現代性的不斷深化，當下國際社會意識形態博弈和話語爭奪加劇，文藝與審美意識形態理論的話語實踐成為備受關注的議題，中國文學現實與文本經驗也以其特殊的意識形態話語實踐與建構，深嵌于全球文學理論話語建構與嬗變的歷史進程中。因此，有必要基于中國本土立場和文學經驗反思文藝學自主知識話語建構的討論域，真正實現文學研究的中國化探索、實踐與創新。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西方美學社會學轉向問題研究”（23&ZD233）階段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0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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