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江蘇連云港東?？h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23年5月1日，廣東省陸豐市人民法院審理的“蔡某某侮辱案”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本案中，被告人蔡某某因懷疑被害人徐某在其服裝店試衣時偷竊衣物，于2013年12月2日將徐某的監控視頻截圖配以“穿花花衣服的是小偷”等文字上傳至新浪微博，并發動網友進行“人肉搜索”。徐某因不堪網絡暴力，于同月4日跳水自殺身亡。案發后，蔡某某父母與徐某家屬達成和解協議，賠償12萬元并取得諒解。法院一審以侮辱罪判處蔡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二審維持原判。

法院認為，蔡某某利用網絡公然侮辱他人，導致被害人自殺，情節嚴重且危害社會秩序，符合《刑法》第246條侮辱罪的構成要件。雖蔡某某主張其行為屬于“言論自由”，但法院明確指出，網絡空間非法外之地，侮辱行為若造成嚴重后果，仍須承擔刑事責任。本案裁判強調，侮辱罪與誹謗罪的核心區別在于是否捏造虛假事實，而蔡某某的行為因未虛構事實，故不構成誹謗罪。此外，法院綜合考量其主觀惡性、行為手段及社會危害性，認定其符合“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情形，量刑適當。（案例來源：人民法院案例庫，蔡某某侮辱案——網絡侮辱致人自殺死亡案件的處理，入庫編號：2023-05-1-196-001）

二、法理分析

（一）侮辱罪與誹謗罪的界限：事實真偽是關鍵

本案裁判要旨明確指出，侮辱罪與誹謗罪的本質區別在于是否捏造并散布虛假事實。根據《刑法》第246條，誹謗罪要求行為人必須實施“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行為，而侮辱罪則可通過真實或虛假信息實施，只要存在公然貶損他人人格的行為即可構成。

本案中，蔡某某發布的內容為“穿花花衣服的是小偷”，雖帶有貶損性質，但并未捏造徐某偷盜的虛假事實，例如虛構盜竊細節或偽造證據。法院查明，蔡某某僅基于懷疑便對徐某進行道德審判，其行為屬于利用監控視頻對他人進行人格貶損，符合侮辱罪的構成要件。若蔡某某虛構徐某盜竊的細節，如聲稱“徐某多次盜竊”，則可能構成誹謗罪。

這一裁判觀點對司法實踐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在網絡時代，許多爭議事件中，當事人常以“陳述事實”為名行侮辱之實。本案警示公眾，即便基于真實事件，若以侮辱性語言或圖文公然貶損他人，仍可能觸犯刑法。

（二）“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認定：需綜合行為后果與社會影響

《刑法》第246條規定，侮辱罪通常為自訴案件，但若“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可轉為公訴程序。本案中，法院認定蔡某某的行為符合這一例外情形，主要基于以下三點：

1.行為手段與傳播范圍：蔡某某利用微博這一公開平臺發布信息，并煽動“人肉搜索”，導致侮辱信息迅速擴散。網絡傳播的即時性與廣泛性，使得侵權行為的影響遠超傳統場景，加劇了對被害人的精神壓迫。

2.損害后果的嚴重性：徐某因不堪侮辱選擇自殺，直接體現了侮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法院強調，當侮辱行為導致被害人死亡等極端后果時，已非單純的個人名譽權糾紛，而是上升至公共安全與社會秩序層面。

3.主觀惡性與行為目的：蔡某某在無確鑿證據的情況下，以“網絡審判”方式對徐某進行道德攻擊，主觀上具有明顯的惡意。其行為不僅侵犯個體權益，更破壞了網絡空間的秩序，助長“以暴制暴”的不良風氣。

這一裁判規則為類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參考。司法實踐中，判斷是否“嚴重危害社會秩序”需避免機械適用“死亡結果”，而應結合行為方式、主觀意圖、社會影響等多維度綜合分析。蔡某某案作為網絡侮辱致人死亡的典型案例，為公眾與司法界敲響警鐘。它既警示個體需謹守網絡行為邊界，也呼吁法律與時俱進，強化對新型侵權行為的規制。在保障言論自由的同時，如何平衡名譽權保護與社會秩序穩定，仍是未來立法與司法實踐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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