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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在全球地緣政治變動加劇、中美博弈升級的全球背景下，提振消費、擴大內需、構建可持續的國內市場成為中國應對挑戰的關鍵。對此，鄭永年教授系統性地闡述了在當前形勢下中國發展內需社會的必要性與可行路徑；深入分析了中產階層在消費結構中的核心地位，并指出應區分供給側與需求側的雙向發力，以實現中國經濟活動的全面釋放。在此基礎上，鄭永年教授著重強調了傳統產業與新興技術產業的適度“去監管”和創新激勵對于提升居民消費、擴大就業、構建中產社會的重要作用。

*本文根據鄭永年教授在第四屆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論壇（2025-04-30，上海）上的發言修改而成，原題為“如何提振消費和擴大內需做大做去強國內市場以應對外部挑戰”。

中國要用自身的“確定性”來應付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

今天，在外部地緣政治變動加劇的情況下，如何提振消費，擴大內需，做大做強國內市場以應對外部挑戰已經成為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但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人們亟待需要糾正諸多不切合中國實際的認識，在重新思考和認識的基礎之上，切實有效地把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可持續的內需社會。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剛剛開始。盡管自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到現在已經八年了，但前面的都是序曲。世界范圍內中美兩國的斗爭才真正開始，影響的不僅僅是兩國之間的關系，更是整個世界秩序的重塑或者重建。國際的前景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國要用自身的確定性來應付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這不僅為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所需要，也是大多數國家的發展所需要。

特朗普近日在白宮表示，美國不會為了和中國談判而取消對華關稅。圖源：新華社

我們應付地緣政治的挑戰最有效的武器還是改革和開放。在開放方面，高水平開放是唯一的選擇。美國向全世界發動了貿易戰和關稅戰，但歷史地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貿易戰和關稅戰而得到發展，也沒有一個富裕的國家可以通過貿易戰和關稅戰保持繼續的富裕。中國的人均國民所得已經接近高收入經濟體的水平，但要走向更富裕，高水平開放是唯一的選擇。

在高水平開放領域，我們具備了豐富而系統的工具箱，包括包容的多邊主義、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制度型開放、自主的單邊開放等。可以說，只要我們堅持這些形式的開放，美國或者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沒有任何方法來孤立和封鎖我們。

更為重要的是內部改革。我們通過開放來有效應對國際環境的變化，我們需要通過內部改革來獲得新的增長動力。在今天國際環境下，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改革我們自己。很顯然，我們需要通過內部改革來提振消費，擴大內需，做大做強國內市場。

中歐針對電動車關稅與價格進行磋商。圖源：BBC

中國消費現狀與問題

學術界和政策界對提振消費和擴大內需的討論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但這些討論是遠遠不夠的。從很多方面來看，迄今為止的討論過于學術化，泛化和空洞化。有兩種不同但本質上是相同的教科書式的觀點很突出。一是發錢論，發錢給老百姓讓他們消費；二是福利社會，提高老百姓的福利，讓老百姓放心地去消費。

類似這樣的討論似乎很有道理，但稍微深究一下，就不難發現，類似這樣的觀點并不符合中國社會的現實。很多人只是從教科書上學來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來診斷中國問題和解決中國問題，但實際上沒有什么用處。經驗地看，盡管類似的討論已經有很多年了，但并沒有改變什么。

概括地說，消費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誰來消費，二是消費什么。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就要看中國社會結構的現實。

1.誰來消費？

誰來消費？答案很簡單，那就是中產。經驗地看，消費社會便是中產社會。在任何一個社會，總有少部分是消費過度的，窮人消費不足，而支撐可持續消費的便是中產階層。無論是歐美還是東亞發達經濟體，一個經濟體如果要轉型成為消費驅動，那么其中產階層必須跨越50%的門檻，達到65%左右，甚至更高。二戰之后，歐美日本的中產在高峰期超過70%。一個經濟體的中產如果達到70%，不僅可持續的消費沒有問題了，20%的社會底層問題也容易解決。

中國的咖啡消費近年快速增長（如瑞幸、Manner等品牌的擴張），常被解讀為“中產消費升級”的標志。圖源：新華社

2.消費什么？

消費什么？這里既有供給側提供的消費，也有需求側所需要的消費。一個經驗觀察是，一個經濟體從低度發展發展到中等收入的階段，需求側占據主導作用。盡管不同社會階層有不同的消費偏好，但消費品大都是日用品和耐用品。驅動這個階段發展的要素也比較簡單，無論是農業還是工業，都存在大量的發展空間。就技術而言，存在著大量的來自發達國家的技術可以應用。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階段，消費大都轉向供給側的提供，即技術產品。這也符合經濟增長的邏輯，因為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其增長動力主要來自技術進步。

3.中國目前的情況如何？

就中產規模來說，我們已經擁有了4億中產。絕對數字很大，可說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但是就比例來說，中產僅僅占人口總數的30%左右。我們在思考建設消費社會時，這是必須考慮的基本面。

具體地說，在中國，消費面臨兩個問題：一是30%（4億）中產消費什么？二是如何提高70%還沒有進入中產的人們的消費？

對30%的中產來說，無論是發錢還是提高福利，都不會有效提高他們的消費水平，因為對這個群體來說，該有的都有了，該消費的也消費了。對這個群體來說，問題是：消費什么？

對70%的人口來說，無論是發錢還是福利，也都是有問題的。對這個群體來說，主要的問題是就業和工資水平的提高。如果沒有就業或者面臨經濟的不確定性，那么即使發錢，他們大概率也是會把錢存起來，而不是用于消費。這些年來，因為經濟不確定性升高，城鄉居民的存款在提高，而消費在減少。

“福利社會”更是一個高大上的問題，可望不可及。典型的福利社會在歐洲，并且是較小的社會，迄今也面臨巨大的挑戰。東亞文化中，沒有一個經濟體照抄照搬歐洲，而是把福利和工作結合起來，即“工作福利”（workfare），而非西方的“福利”（welfare）。中國14億人口，人均國民所得也只有13000美元，沒有任何條件來實行歐洲式的福利社會。如果強行推行，必然陷入福利陷阱。可以預見，在今后很長的一段時間了，對70%這個龐大的群體，政府的政策必然是以最大的努力提供基本社會保障或者保護的基礎上，通過發展來擴大中產階層，縮小這個群體。

人們在美國紐約一個免費食品發放點排隊等待。圖源：新華社

如何提高消費？

那么今天，如何同時提高30%人口和70%人口的消費呢？我們的思路是：釋放大量的新經濟活動，在為30%人口提供新消費的同時為70%的人口提供充分就業把這個群體的大多數轉化成為中產階層。這樣，如果到203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我們的中產超過60-70%的時候，我們才可真正成為可持續的消費社會。

簡單地說，就中國社會的現實而言，30%人口的消費是供給側驅動，而對70%人口的消費是需求側驅動。

要提高30%人口的消費，就需要供給側改革。需要釋放大量的新經濟活動。這些年，政策釋放了低空經濟，各地一哄而上，顯得非常內卷。內卷是因為新釋放的經濟活動過少。但實際上，我們還有大量的經濟活動沒有釋放出來，無論就傳統技術還是就新興技術而言。盡管我們是唯一一個在聯合國工業統計系統中擁有最完整工業體系的經濟體，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擁有最大量的經濟活動。

1.傳統技術和技術領域

就傳統技術而言，例如私家船。不難發現，海洋國家的中產，不僅“一家一車”，更是“一家一船”。我們擁有那么長的內河航運線和海岸線，但我們的私家船沒有發展起來。就技術而言，我們國家擁有世界上先進的造船技術，并且產能很大。

就政策而言，我們也早已經提出了要建設海洋強國的口號。但對海洋經濟的理解很是狹隘，聚焦海洋資源和海洋牧場等。為什么不鼓勵私家船產業呢？這是一個巨大的產業。大家比較一下波士頓、新加坡和香港這樣的海洋城市和我們上海、廣州和深圳這樣的海洋城市就可以看到，我們幾乎還沒有私家船這個產業。

實際上，就私家船來說，今天還不如鄭和下西洋的時代，那時既有政府的船只（鄭和的船隊），更有民間的私家船（浙江和福建的海商）。私家船沒有發展起來，這不是需求問題，而是供給問題。這需要政策的松綁和各部門的協調。國家發改委已經成立了一個機構來協調低空經濟的發展，也需要成立類似的機構來協調私家船的發展。

海南省三亞市，游客乘坐游艇在海上游玩。圖源：新華社

2.新技術領域

在新技術領域更是如此。我們研究團隊研究了生物醫藥、互聯網游戲和人工智能三個領域，發現我們的很多“新質生產力”因為監管過度而落不了地，很多流失到美國等國家。

就生物醫藥產業來說，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舉足輕重的醫藥研發中心，很多年來，超過三分之一的全球活躍臨床試驗最初由中國公司開發或是共同開發。然而，大量在中國誕生的原創性生物醫藥技術都沒能在中國落地和發展，而是流向了海外。導致大量企業選擇被海外企業收購或是將原創性技術轉化落地流程落在海外的原因主要包含三個原因。

第一，創新藥研發周期長，商業化不確定性大、風險高，而我國融資模式依然由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占主導地位，直接融資模式不僅比重偏低且主要由國有機構運行，兩者均追求穩定的投資收入無法為創新型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同時，我國對民間風投等融資模式強監管，進一步使得創新藥企在國內面臨嚴峻的融資困境。

第二，我國新藥上市審批流程復雜、時間長增加了企業研發投入壓力。與美、歐相比，中國當前未能在藥物研發到上市監管全流程中加快審評審批政策，不管是標準審評流程還是加快審評流程，藥品審批時長均稱上升趨勢，而美國、歐盟的標準與優先審批時長則整體呈現下降趨勢。

第三，創新藥上市快速投入市場需進入醫保目錄，藥品定價與醫保掛鉤，然而企業與國家醫保談判無議價能力，降價進入醫保就難以覆蓋前期研發的巨額資本投入。究其根本，生物醫藥產業的創新技術難以在國內落地，是由于各方位的行業監管過度所致。

國家醫保藥品目錄談判現場。圖源：新華社

互聯網產業亦是如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監管部門大幅度壓縮游戲版號數量，對中國游戲產業的發展活力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盡管政策出發點是為了提升游戲產業質量，但是過度的監管和長期的審批等待，不僅使得游戲公司完成研發的產品難以進入市場獲利，增加了經營壓力，也對中小型游戲研發企業的創新動力造成了打擊，給行業從業人員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國內的強監管使得大量中國游戲公司不得不選擇出海，盡管游戲企業出海也給我國文化軟實力出海提供了渠道，但是大量原創游戲的出海也意味著，國內游戲產業就業機會的減少，游戲產業創新密度的降低，阻礙這一領域的現代產業體系發展。

人工智能領域也是如此。今天，人工智能已經成為中美競爭的焦點。美國在這個領域完全是發展導向的模式，即“去監管化”，而中國則是“監管過度，發展不足”。這導致中國為數不少的人工智能人才和技術流向美國。在美國硅谷，三分之二以上的獨角獸企業為一代和二代移民，其中有很多是源自中國的人才和中國的技術。

人形機器人在工廠流水線上嘗試作業。圖源：南方網

創新藥落不了地，流失到國外，在國外落地之后，我們又需要高價去買。盡管很多新藥因為政策不容許落不了地，但地下市場變得越來越大。游戲產業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外流的趨勢如果不能逆轉，那么就是使得國家在主導第四次產業革命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應當意識到的是，盡管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內涵和外延還在拓展過程之中，但學界和業界的共識是：（生物工程+人工智能）x 能源 = 第四次產業革命。

監管體系需要完善，對環保和勞工權利方面的監管需要劃底線和紅線，但無論是對像私家船那樣的傳統技術還是對像創新藥和人工智能那樣的新興技術的落地需要適度去監管。

杭州“六小龍”現象只是中國技術進步的冰山一角。就技術發展而言，我們基本上和早先的日本和韓國的發展軌跡類似，在早期發展階段主要依靠西方技術的應用和改進，經過一段時間的技術積累，轉向從0到1的原創。

今天的中國就處于一個技術引領經濟增長的新階段。這表明，我們需要一方面促成更多技術產業的落地為30%人口提供所需要的技術產品，另一方面能夠為70%人口創造巨大的就業市場，為把這個群體提升成為中產階層提供條件和機遇。這個過程也是我們把自己從中等收入提升為高收入經濟體的過程。經過了這個階段，我們必然會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大能力的創新動力、最大比例的中產階層和最大規模的消費社會，也就是說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

*文章來源于公眾號“大灣區評論”

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王希圣?

終審｜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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