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公眾號:涌泉牌人生說明書
文、圖 | 周明輝
周明輝
2000年加入自然之友
自然之友深圳小組志愿者、工委
“在自然之友,遇到的不僅有自然,還有自然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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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春天,我當時在武漢讀書。偶然間我在上網時看到了梁從誡先生獲得“麥格賽賽獎”[1]的新聞,繼而了解到梁先生和自然之友的故事。
我給自然之友北京辦公室寫了一封電郵,很快收到了回信。根據建議,我聯系上了武漢小組。
從此,自然之友進入了我的生活。
那一年是自然之友創立的第七年,全國大約六百名志愿者。我是第六個加入武漢小組的志愿者。
徐大鵬老師是當時武漢小組的召集人,也是我認識的第一位志愿者。他是武漢市環境教育的帶頭人,在全國環境教育圈也頗有名氣,是2000年國家環保局“地球獎”的獲得者之一。小組其余幾位志愿者,比如宗虹、軒榮萍,是中小學教師,有強將、有精兵,武漢小組的自然教育是自然之友的標桿。
武漢小組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活動,加入的人也越來越多。聚會大多是輕松的,比如自然研討會、作為綠色公民參加環保局的建言獻策,以及外地環保界朋友過來聚會。2000年底,武漢小組作為集體嘉賓,還參加了湖北電視臺的大型訪談節目。
2000年底,武漢小組參加湖北電視臺環保訪談節目
嘉賓黃安、李小雙
在我離開武漢后,我與徐大鵬老師仍有聯系且多次見面,我們曾共同參加環保培訓,并住同一個房間,徹夜長談。他奔忙于全國各地的自然教育工作,走路像風一樣。然而,2020年疫情初開,卻傳來他因不明原因肺炎突然離世的消息(和他夫人去世僅隔不到十天)。
徐老師是武漢人,長江是他的母親河。武漢小組的朋友告訴我,疫情消散后,按照他的愿望,朋友們將他的骨灰撒入了長江。他真正成為了自然之友,成為了自然的一部分。
徐大鵬老師是我的長輩,是我進入自然之友的領路人,亦師亦友。他的樂觀和孜孜不倦令我佩服。對于環保公益事業,他熱愛并且投入,一直工作到生命將息。
2008年11月,周明輝和徐大鵬老師在鄭州黃河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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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的口號是“真心實意、身體力行”。用一生實踐這句口號的不僅有徐大鵬老師,更有這句口號的提出者:自然之友的創始人梁從誡先生。
很多人認識梁先生是從其家族開始的,對他的印象是“梁啟超的孫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兒子”。2000年時候的一部爆火電視劇《人間四月天》更是讓人們對這家人格外關注,梁先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和自然之友創辦者的身份,反而很少人注意。梁先生曾說,一開始他也比較無奈,后來也坦然接受了,能夠利用這層身份去推動自然之友發展,也是好事。
2000年底我曾在北京見過梁先生。2002年我碩士畢業,來到廣州工作;2003年1月17日,梁從誡會長和楊東平副會長來廣州參加活動,自然之友廣州及珠三角地區志愿者們參加會見,我有了一次和梁先生面對面交流的機會。
當時,剛來到新世紀的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環境也在不斷惡化。工業三廢污染、北方冬季霧霾、藏羚羊盜獵、橫斷山區天然林采伐,這些觸目驚心的環境問題,時時出現在新聞端。記得當時我問了梁先生:“憑借自然之友的努力,能否從根本上遏制中國環境惡化的趨勢?”
稍作沉默以后,梁先生告訴我:“僅僅通過自然之友的努力,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環境趨勢。然而,我們依然要盡力去做,因為,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是真正的勇氣。梁先生的祖父梁啟超先生悲情于戊戌變法,父親梁思成悲情于北京城墻和古建筑保護,他自己同樣也悲情于中國環境保護。梁先生曾自嘲,“我們一家三代都是失敗的英雄,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如果說從祖父和父母身上繼承了點什么,那就是信念:要有社會責任感。”
自然之友由梁從誡、楊東平、王力雄、梁曉燕四位共同發起并推動其行動,這正是梁先生說的社會責任感,因為環境保護不能沒有民間聲音。也許正是這種屢敗屢戰的家國情懷,越來越多的人聚攏到梁先生身邊。
沒想到,那是我和梁先生的最后一次見面。三年后,梁先生騎車時遇到車禍,身體和神志逐漸變差。2010年10月,他離開了這個世界。
梁先生的骨灰一部分灑在他曾經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另一部分則以樹葬的形式,埋在北京十三陵的一株樹下,真正成為了自然的一部分。
“我說你是人間的四月天,笑響點亮了四面風;輕靈在春的光艷中交舞著變……你是一樹一樹的花開,是燕在梁間呢喃;你是愛,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間的四月天。”很多人以為《人間四月天》是一首愛情詩,其實,這首詩是1932年梁從誡剛出生,他的母親林徽因寫給他的。
梁從誡先生
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大江東去,斯人千古,不變的,只是年年春風,吹拂起這人間的四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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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有很多地方志愿者小組,每個小組的模式都不同。比如,武漢小組是圍繞核心的環保精英,而廣州小組更像一群環保愛好者的聚會。
2002年,我畢業來到羊城廣州,進入了廣州小組。在這里,我遇到了楊敏怡、彭微風、朱健剛、洪霞、蘇德彪等幾位新朋友。每個人都風格不同,楊敏怡和彭微風是漂亮的軟妹子,敏怡做社區支持農業,微風在公益組織工作;朱健剛是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老師,參與管理多個公益組織,是充滿活力的青年才俊;而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兩位草根的環保前輩:蘇德彪和洪霞。
蘇德彪是中山古鎮當地人。中山古鎮是全國最大的燈具燈飾市場,經濟發達,蘇德彪感興趣的卻是自然保護。他包下了幾十畝空地移植要被砍伐的榕樹,并組織公眾種植榕樹,希望以后可以移栽到各地。榕樹漸漸長大,土地承包費在漲,樹卻賣不出去,他心急如焚。只要他的寶貝樹苗能有個地方繼續生長,他愿意免費送。
2004年3月12日,自然之友廣州小組在中山開展植樹活動。左123為蘇德彪、彭微風、洪霞,左6為朱建剛,右3為楊敏怡
洪霞則更像廣州小組志愿者們的老大姐。她是廣州土著,住在海珠區南華西街的老房子里,廣州小組常在那里聚會。離開廣州后,我和原來的朋友漸漸失聯,唯獨和洪霞阿姨一直有聯系。她身體不好,身材瘦小且有些佝僂,后來更是骨折加病痛,出門都困難。然而,她從不抱怨,從不麻煩別人,即使兩三年沒有聯系,電話打過去,那邊的聲音依然溫暖快樂,仿佛昨日方才相見;她有些絮叨的關心,濃得就像媽媽一樣。在家人之外,能夠讓我感受到這份關心的,大概只有洪霞阿姨。
廣州小組的活動不太多,有些人文的討論,有幾次參觀、植樹和戶外旅行,或者去某個志愿者家里小聚。那段時間,我的日子舒適而緩慢,回想起來都是溫暖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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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因為工作變動,我來到了深圳,邂逅了深圳小組。
其實我和深圳小組的交集更早一些。2003年1月的梁從誡、楊東平兩位會長廣州見面會,深圳多位志愿者參加,后來開始聯合起來活動,深圳小組由此開始。
深圳小組首任召集人是秦亞黎律師。她曾是自然之友40位理事之一,曾參與多項社會活動,比如深圳讀書月、環保公益訴訟。她主導的《瀕危動物代表會議》手偶劇,曾在多個小區、學校及深圳書城演出。
2009年3月,自然之友深圳小組聚會。左起:霍者、秦亞黎、博盟(德)、周國銀、錢繩增、周明輝、張國華、鐘圣華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關注自然之友的有普通市民,也有社會知名人士。2010年10月,梁先生去世后,秦亞黎牽頭,深圳小組主辦了梁先生的追思會。包括大學教授、政府官員、企業高管等,各界人士約三十位與會。他們都是被梁先生和他家族的精神感召,都是梁先生精神的追隨者。
2010年11月,梁從誡先生深圳追思會
那次追思會,一位年輕人情深意切的發言令人印象深刻。她叫徐靜茹,是一名公益漫畫家,曾繪制大量的環保公益漫畫。兩年后,她接替秦亞黎成為了深圳小組新的召集人。
帶頭者的性格直接會影響小組風格。可能漫畫家比較隨性,那幾年的活動不太多,更多是朋友般的聚會,比如參觀有機農場、環保漫畫家聚會、外地環保界朋友來訪時座談等。
但在2017年后,深圳小組風格開始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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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自然農耕人張和平老師成為了深圳小組新的召集人。和徐靜茹一樣,和平老師也很隨性。在同期進行的工委改選中,還出現了一個新的加入者:高有平老師。
2017年,自然之友深圳小組工委及召集人改選
前排左起345位為張和平、徐靜茹、高有平
其實那次是高有平第一次參加自然之友活動,成為工委,是他主動請纓,但后來,他證明了自己名副其實。雖然稱其為老師,其實他是個老板,運營一家商貿公司,事業有成、財富自由。和通常的老板們不同,他似乎有些“不務正業”,不去全力經營企業,沒有奢侈消費,卻對公益環保感興趣。他是一個務實的實踐者,和以前聚會的高談闊論相比,他更關注于推動項目落實,深圳小組風貌很快變得不一樣了。
高有平推動成立了“小手帕公益行動”活動版塊,聯合深圳市慈善公益基金會設立了“小手帕公益基金”,又聯合南山區義工聯,重點開展中小學生環保教育,這和自然之友理念不謀而合。活動參加者可以獲得“志愿深圳”義工積分,帶隊者還可獲得少許補貼,大家的積極性明顯提高。
他特別注意推動新志愿者的招募和培訓,通過微信公眾號、視頻號、抖音等途徑擴大影響。很多經過的路人被活動吸引,成為參加者,又成為組織者,不斷凝聚在小組周圍。
疫情三年,線下活動受限,深圳小組的活動依然通過線上形式維持;2023年初政策放開,活動一下子爆發開來,一年活動的數量超過百場,幾乎相當于之前19年活動的總和。
2023年底,深圳小組年會,張和平老師參加,并以前任召集人身份發言,將小組接力棒正式交到高有平手中。現在的深圳小組,有凈灘、凈山、垃圾分類、濕地保護等多個版塊,還設有專人負責財務、宣傳、公眾號維護等,核心是19名工委,參加活動的志愿者上千人,呈現勃勃生機。
同樣在2023年年會,我把珍藏的有梁從誡、楊東平、梁曉燕三位創始人親筆簽名的《自然之友五周年文集》送給了高有平老師。他沒有把這本書私藏,而是掃描成電子版,成立自然之友讀書會,每周由志愿者帶領大家線上閱讀;他曾把自己的感受寫成一本書,名為《相遇自然》;2024年底,他的第二本書《我與自然之友》又印刷成冊,分發給朋友們閱讀。
2024年,不算聚會、開會、培訓,僅線下自然教育活動,深圳小組就有186場,在自然之友全國志愿者小組中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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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環保公益,真的有意義嗎?周末組織一群中小學生撿撿垃圾,或者教孩子認識一下野生動植物,就能從根本上改變環境?這真的不是一小群人的自娛自樂?雖在自然之友多年,我卻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和二十年前相比,中國的環境質量有了根本改變。國土森林覆蓋率更高了,城鄉人居環境更好了,北方冬季能見到更多藍天了,連黃河水都開始變清了。環保觀念,已經深入人心。
然而,我很清楚,環境的改變,最重要的推動力量,不是草根民間組織,而是依托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以及政府的推動。
我小時候(1980年代初)在北方農村,上山打柴是小伙伴們的日常,野外稍大的枝荊都被砍下做燒柴,山上光禿禿。后來經濟漸好,大家開始買煤燒(所以冬天有霧霾);再后來,改成了液化氣。沒有人去打柴,山上植被郁郁蔥蔥,野生動物也多起來了。
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和地方能拿出更多的力量用于環境提升,城市社區和農村的人居環境大為改善。科技進步也在客觀上助力環境改變。在保證使用效果的同時,洗衣粉從有磷變無磷,空調從有氟變無氟,汽油不再含鉛,不斷降低的成本使光能風能發電有利可圖、快速發展。理性經濟力量,可以讓對環保問題并不關心的人,也能做出有利環保的選擇。
同時,和草根組織的微弱聲音相比,政府的推動力量要強大得多。天然林禁伐、長江十年禁漁、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全方位保護自然環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政府層面強有力政策推動,是環境全方位改善的最強大力量。
那么,是不是草根環保組織不重要呢?恰恰相反,非常重要。草根環保組織的角色,主要是“吹哨人”和“啟蒙者”。
在環保領域,NGO走在最前沿。盡管環保意識如今已深入人心,在當初環境問題嚴重時,最早呼吁重視環保的,恰恰是草根民間環保組織。政府并不能及時覺察到所有環境問題,普通公民能力又有限,就需要民間組織對環境問題及時覺察,擔當“吹哨人”角色。從最開始的藏羚羊盜獵、原始森林砍伐案,到近幾年,土地工業污染、綠孔雀棲息地破壞等環境公益訴訟,自然之友一直在為無告的大自然呼喊發聲、推動環保事件進入公眾視野,進而影響高層政策制定乃至法律修訂。
同時,在青少年環保教育中擔當“啟蒙者”角色,也一直是自然之友持續在做的事情。從最早的環保教育“羚羊車”、綠色希望行動,到現在各地方志愿者小組的蒲公英綠色行動。包括自然之友在內的無數草根民間環保組織,一直在吹起改變未來的陣陣輕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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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當初不經意間寄出的一封電郵,竟然延續了這么多年的緣分。
在自然之友多年,令我印象深刻的朋友還有很多。比如,鄰家小姐妹一般的自然之友志愿者小組發展負責人寧榮菊、儒雅有師者之風的前上海行動網絡負責人顧訓中(于2021年初去世)、每次深圳小組活動都會過來幫忙的環保大叔陳邦如,等等。
也有一些朋友漸漸淡出了自然之友的活動。深圳小組早期的志愿者,現在大多不再參加日常活動,但依然關注環保公益、時常互相問候。而更多的朋友在不斷加入,成為新生力量,其中有職員、自由職業者、全職媽媽、退休人士,也有大中小學生。
2023年12月,深圳小組年會(點擊圖片回顧)
/ 結語 /
今年是我做自然之友志愿者的第25年了。我還會繼續做下去嗎?我想會的。就像梁從誡先生回答我的那句話:“做自然之‘友’,未必能從根本上改變環境,但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對我來說,這還不僅僅是責任。在自然之友,這里有我的朋友,有我喜歡的事情,也有我的快樂。也許有一天,像曾經無數朋友的相聚一樣,我們也會在路上不期而遇。
周明輝
寫于2024/2025年初
[1] 拉蒙·麥格塞塞獎(Ramon Magsaysay Award)
1957年4月,由紐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信托人出資創立的獎項。1958年起,每年頒發給亞洲有杰出成就的人士或組織,被稱為“亞洲的諾貝爾獎”。梁從誡先生于2000年獲得麥格塞塞獎-公共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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