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風雨飄搖的歷史舞臺上，李鴻章的名字家喻戶曉。

洋務(wù)運動的領(lǐng)軍人物，甲午戰(zhàn)敗的背鍋俠，晚清外交場上的首席談判官……

然而，真要論一肩扛起大清帝國殘局，守住底線的，還得看那位自嘲為“裱糊匠”的榮祿。

從軍功子弟到慈禧心腹

榮祿，瓜爾佳氏，正白旗人，出身可謂顯赫。

他的祖父、父親和伯父都曾因效忠清廷而戰(zhàn)死疆場，留下了“忠義之家”的金字招牌。

憑借這份家世，榮祿17歲便破格步入仕途。

但家世好不代表就一定能順風順水，榮祿也一度因肅順等人的打壓失勢，在家閑居多年。

多年的仕途沉浮讓他逐漸明白：在光緒朝的政治格局中，要立足，就必須依附慈禧。

甲午戰(zhàn)爭后，他重回權(quán)力中心，銳意主張“急固根本”，主提出練兵自強，親自推動新軍建設(shè)。

他慧眼識人，看中了袁世凱的軍事才能，支持他編練新軍。

庚子之亂后，清軍一片瓦解，唯有袁世凱的小站新軍依舊成型。

袁世凱任山東巡撫后，又兼并山東勇營、江南自強軍，將兵力擴充到兩萬余人。

手握兵權(quán)，在晚清意味著什么？深諳權(quán)術(shù)的榮祿心知肚明。

他知道袁世凱既有干才又有野心，因此在提拔袁的同時，也留有后手。

為防范袁世凱，他布下了兩道防線：

一是安排與袁有宿怨的瞿鴻機進軍機處，牽制其奏令；

二是派遣忠于朝廷的鐵良任練兵處大臣，監(jiān)控軍事行動。

他還私下囑咐慶親王奕劻多盯著袁世凱，以免其坐大。

扼殺變法，穩(wěn)住帝國

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推動維新變法，銳意改革，欲在短時間內(nèi)全面推翻舊制。

廢八股、裁衙門、開特科、裁冗員、削弱八旗勢力……

這些舉措，刀刀砍在滿洲權(quán)貴的神經(jīng)上。

在這場變法中，榮祿是康、梁口中的“后黨”、“頑固派”，是扼殺變法的兇手之一。

后世往往將戊戌變法的失敗簡單歸咎于頑固派的扼殺，榮祿也因此遭到詬病。

但實際上，榮祿并非完全反對變法，他只是更清醒一些：

維新派雖然理念先進，但根基太淺，脫離實際，決策急躁魯莽。

他們完全沒有考慮到既得利益集團，不安排官員安置，不顧軍權(quán)布局，甚至公然鼓吹“殺一兩個二品大員”，刺激了滿朝文武。

榮祿深知，維新派的政治幼稚病一旦引爆，很可能會給帝國帶來更大的震蕩。

為了避免混亂，他毅然站在慈禧一邊，用強硬手段扼殺變法。

所謂“裱糊匠”，就是修修補補，讓破碎的帝國繼續(xù)搖晃前行。

他未必不知制度之破，可他能做的也只有維穩(wěn)而已。

政變之后慈禧有意廢帝，但改立新帝就等于破壞已有的權(quán)力平衡。

因此榮祿積極斡旋，盡力保護光緒帝，避免了局勢進一步惡化。

他也庇護了部分新政官員，并繼續(xù)推動戊戌變法中的部分改革舉措。

危局中的“鴿派”裱糊匠

1900年，義和團席卷北方，拆鐵路、殺教民、圍攻使館。

慈禧太后認為“拳民可用”，甚至有了“聯(lián)拳抗洋”，與列強一搏的幻想。

而榮祿則極力主張“剿匪”，努力控制事態(tài)，避免升級為國際危機。

然而，在滿朝王公大臣群情激憤、主戰(zhàn)派抬頭的氛圍下，榮祿屢屢碰釘子，只能閉嘴。

慈禧向十一國宣戰(zhàn)后，局勢徹底失控，榮祿無奈之下，只能開始“雙面操作”。

他暗中向洋人示好、送物資、傳遞情報，又提議召回李鴻章主和。

一面下令攻打使館，一面安排人送去雞蛋、蔬菜、冰塊，為日后和談保留了外交余地。

京畿失守、天津陷落后，主戰(zhàn)派一敗涂地，慈禧、光緒倉皇西逃。

進退失據(jù)的鷹派倒的倒跑的跑，誰來收拾殘局？

能在宮廷、前線、外交三方面都說得上話的，就只剩榮祿這個被罵首鼠兩端的“騎墻”鴿派。

榮祿留守京師，調(diào)度殘兵、收拾殘局、安排議和。

他與東南督撫聯(lián)絡(luò)，推動?xùn)|南互保，為清廷保存了半壁江山。

他明白，到了這一步，唯一的任務(wù)就是盡力保住談判桌上的位置，避免亡國滅種的災(zāi)難。

1903年，榮祿病逝，慈禧破格賜以“文忠”謚號。

贈太傅，賜黃馬褂、雙眼花翎、陀羅經(jīng)被，還讓恭親王親自前往致祭……

榮祿在戊戌變法、庚子事變中固然背負著罵名，但他也確實為帝國爭取到了喘息之機。

榮祿從來不是什么優(yōu)秀的政治家，他自己大概也沒有這樣的志向。

帝國千瘡百孔，清醒的“裱糊匠”只能修修補補，盡力再多撐幾年。

榮祿扮演的，就是這樣苦澀的角色。

一肩扛起殘局，也注定要背上幾口黑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