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篇采訪進行于2019年12月圣誕期間，《紐約客》記者 Alexandra Schwartz 去戈爾尼克家里面對面聊了一個下午。當時，戈爾尼克84歲，可充滿活力，談話里透著機智、幽默和極為坦誠的自省。

原文地址：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2/10/vivian-gornick-is-rereading-everyone-including-herself

在回憶錄《你為什么不離開我的生活？》中，薇薇安·戈爾尼克描述了自己與內蒂共度的下午時光，那些對她之后的人生產生了深刻影響的下午時光。內蒂是她兒時住在布朗克斯區公寓樓里的一位鄰居。在那棟滿是精明世故的猶太人的公寓樓里，內蒂是個異類，她是個美麗的烏克蘭寡婦，帶著一個年幼的兒子，舉止天真爛漫，像個孩子。內蒂織蕾絲。放學后，薇薇安會坐在內蒂的廚房餐桌旁，看著她織蕾絲，聽她講述那些關于金錢和愛情的幻想：“要是這樣該多好啊：我剛下電車，就不慎滑倒，扭傷了腳踝。他們把我送到醫院，為我診治的醫生高大英俊，善良溫柔，他看著我的臉，我也看著他的臉，我們沒法將目光從對方身上移開。”內蒂會這么說，然后一直說下去。接下來就輪到年輕的薇薇安了：

我會說：“要是這樣該多好啊：洪水暴發，瘟疫肆虐，或是革命爆發，雖然我是個小孩子，但他們找到了我，對我說：‘你說得太好了，你一定要帶領大家走出災難。’”我的白日夢從來無關愛情或金錢，我總是幻想自己雄辯滔滔，激勵千萬人去感受自己的生活，并付諸行動。

這是一出真誠的喜劇：令人動容的是孩子渴望得到認可；令人捧腹的是為實現這種渴望而采取的夸張形式。戈爾尼克是個“紅襁褓嬰兒”（注：指出生于左翼家庭的孩子），是滿懷激情的社會主義者的女兒。所以非常自然地，當她晚上閉上眼睛時，腦海里浮現的畫面并不是自己依偎在高大英俊的陌生男人懷里，而是站在演講臺上，成為第二個埃瑪·戈爾德曼。不過，如果說政治是她與生俱來就擅長的東西，那么文學才是她的真愛。小說家同樣能夠激發人們去感受自己的生活。在放下父母的社會主義理念之后（在描述自己童年時對演講的渴望時，你能聽到她帶著喜愛之情對其進行戲仿——演講，演講，還是演講），戈爾尼克曾夢想成為一名小說家。遺憾的是，她筆下的人物始終拒絕被賦予真正的生命力。“我甚至沒法讓他們走進房間，走出房間，”最近她這樣告訴我，“他們就只是那樣躺著，像條死狗一樣。”其他作者的虛構作品能成功，而自己的就不行，這其中的原因她卻能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她成了一名評論家。

《你為什么不離開我的生活？》

作者：[美]薇薇安·戈爾尼克

蔣慧 譯

后浪&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1987年，51歲的戈爾尼克出版了作品《你為什么不離開我的生活？》，正是這本書讓她聲名鵲起。 在那之后，她相繼推出8部作品，要是不說你絕對看不出來，她現在已經84歲了。12月末的一個下午，我和她約好見面，那天對我們倆來說并無特別意義。正式確定見面日期時，她在電話里對我說：“兩個猶太女孩在圣誕節相聚，還有什么比這更美好的呢？”那天，她穿著黑色緊身褲和時髦的坡跟涼鞋來開門，看上去像一位芭蕾舞大師。她的頭發短而灰白，眼睛湛藍且很大。她請我坐在沙發上，自己則在與沙發成直角方向的扶手椅上坐下，交談時我就得朝她轉過身來。后來我意識到，這像極了心理分析師和被分析者的座位設置，只不過坐在被分析者位置上的是我。

△ 薇薇安·戈爾尼克

多虧了租金穩定政策，戈爾尼克在這套戰后建成的一居室公寓里住了三十多年；她的家如其文，風格簡約，不事雕琢，裝飾少卻都實用。桌子、沙發和椅子都是供人使用的，而非供人觀賞的。為了給她的兩只貓——博和普斯——提供一個專門磨爪子的地方，戈爾尼克特意放了一個貓抓板，不過它們當時正偷偷摸摸地在別處搗亂。這套公寓令人珍視的兩個地方，一處是那排寬大的窗戶，我到訪時，其中一部分正被樓外的施工隊用工程用布遮住（戈爾尼克住的大樓當時正在翻新外立面），不過透過窗戶，她仍能向西眺望心愛的紐約；另一處是她的書架，最近在一位助手的幫助下，她對架上的書都做了一番精簡和整理。

△ 薇薇安·戈爾尼克的書桌和貓

戈爾尼克并沒有因為舍棄那么多書而感到傷感。她很清楚哪些書自己再也不會讀，哪些書還會想要重溫。事實上，她剛寫了一本和這個主題相關的書——《未竟之事：一位長期重新閱讀者的筆記》（中文名暫譯，原書名：Unfinished Business: Notes of a Chronic Re-Reader），此書將由Farrar, Straus & Giroux出版社于這個月出版。曾有一位朋友邀請戈爾尼克一起重讀《霍華德莊園》(Howards End)，這本書他們倆已經有幾十年沒讀過了，也是這次重讀的經歷啟發了戈爾尼克寫出這本《未竟之事：一位長期重新閱讀者的筆記》。她驚訝地發現，E. M. 福斯特的這部作品與自己記憶中的樣子竟大相徑庭。于是，她決定重讀那些在某種程度上影響過自己的書，并寫下在書中以及在自己身上發現的東西。這本書將戈爾尼克熟練運用的兩種體裁——文學批評和回憶錄結合在一起，讓人想起納爾遜·曼德拉的那句名言：回到一個未曾改變的地方，卻發現自己已經改變。當談及閱讀意大利文學大師娜塔莉亞·金茲伯格的作品時，戈爾尼克寫道：“第一次讀，我的雙眼張開了，我看到了一些重要的東西，和‘我是誰’密切相關的重要東西；再讀時，它又讓我意識到自己正在成為什么樣的人。但當時，我覺得已經活得足夠久，久到竟對自己感到陌生——我竟變成了現在的樣子，對于這件事，不會有人比我自己還驚訝。”

△ 《你為什么不離開我的生活？》， 譯 者蔣慧攝

她有理由感到驚訝。戈爾尼克如今的樣子——一個靠寫作謀生、沒有孩子、離婚后過得很快樂、獨自生活且不為此蒙羞的女人——是20世紀才有的現象。這在她年輕時生活的布朗克斯區，絕不可能存在：彼時彼地的女性不是已婚就是寡婦，或者就是即將成為妻子或寡婦。她喜歡稱自己為“怪女人”，這個稱呼源自喬治·吉辛1893年發表的小說《怪女人》（Odd Women）的書名，這部小說講述了發生在英國現代女權運動萌芽時代的故事。她這樣稱呼自己，既是在向前幾代獨立女性致敬，也是在表明，她覺得自己在當下仍是個異類。

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戈爾尼克就明白，工作——那種在社會上從事的工作，而不僅僅是廚房里完成的家務——對于過上一種更為充實的生活來說至關重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的母親貝絲在曼哈頓一家制服公司謀得一份文職工作，像她那一代的許多女性一樣，在男人們奔赴戰場時，貝絲體驗到了那種令人振奮且充滿意義的生活。當時8歲左右的薇薇安為母親能出門工作、不用待在家里而興奮不已，可她的父親并不是這樣，他讓貝絲辭了職。這或許是路易斯·戈爾尼克（薇薇安·戈爾尼克的父親）唯一一次表現出大男子主義，平日里他是個和藹可親、性格溫和的人，靠每周五天在制衣區熨衣服為生。他和貝絲都來自俄羅斯；正如戈爾尼克在《未竟之事》中寫的那樣，她和哥哥“一生都深受父母那一代處于社會邊緣、焦慮不安的生活經歷的影響”。但在他們那棟自給自足的大樓里，貝絲·戈爾尼克卻是核心人物。她是整棟樓里為數不多的說英語不帶口音的女性之一，而且她把家務打理得井井有條，烹飪灑掃，熨燙衣物，同時還不忘插手鄰居們的事務。戈爾尼克寫道，她身邊的那些女人“精明、易怒、胸無點墨，恰如德萊塞筆下的人物”，“而我——在她們之中長大、依她們形象塑造的女孩，我吸收著她們，就像從蓋在臉上的紗布里吸入麻醉劑”。

△ 《 你為什么不離開我的生活？ 》實拍圖

戈爾尼克13歲時，她父親因心臟病去世，她的童年戛然而止。母親貝絲躺在客廳的沙發上，拒絕起身，為自己“被拋棄”的處境痛苦地哀號。這種狀況持續了好幾年。貝絲不僅將丈夫理想化，還將愛情理想化，失去了可供安慰、傾訴的對象，她心中的匱乏感迅速失控，變成一種歇斯底里。《你為什么不離開我的生活？》是一本毫不留情面的書，戈爾尼克在描寫母親那種可怕的自怨自艾時，筆觸流露出真切的反感，同時又對這種“表演”的持續時間之長和投入程度之深感到驚恐和敬畏。不過，那時的貝絲為女兒做對了一件事：她堅持讓女兒接受教育。戈爾尼克考上了城市學院（紐約市立大學-城市學院，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CCNY），她的世界開始綻放光彩：每天從布朗克斯乘地鐵去曼哈頓，就像從堪薩斯到了奧茲國一樣。戈爾尼克畢業時，貝絲發現女兒在四年時間里學的是英語專業，感到很苦惱。像這樣的學位能做什么呢？她原本以為薇薇安是準備好當老師的。

我問戈爾尼克，她怎么知道文學值得學習和研究。她看著我，仿佛我問的是她怎么知道干凈的水能喝似的。我感到羞愧。和她母親一樣，我考慮的是市場，而她考慮的是靈魂。

△ 薇薇安·戈爾尼克

“因為那太令人激動了。因為那讓我感覺充滿活力，”她說，“仿佛置身于令人興奮、引人入勝的現實之中。就像人們獲得宗教信仰時的感覺一樣。我覺得在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之下藏著一個故事。而那個故事就存于那些書里。如果我能找到它，生活就會變得豐富多彩。”

戈爾尼克想研究文學的另一個原因是她想成為一名作家。她體驗過伏案寫作時的那種狂喜，那種傾己所有于紙頁之上，世界退而不見的感覺。一旦體驗過那種感覺，就很難再把生命浪費在其他事情上。但如何成為一名職業作家，這花了她很長時間才弄明白。戈爾尼克的第一段婚姻維系了兩年半，在伯克利讀研究生時，她與一位畫家相識并結了婚，而那段時間里，為了寫作為了工作，她基本上都是在徒勞地碰壁。這段婚姻沒好到哪里去。婚前，他們是一對年輕氣盛、積極進取而隨性的人，會一起把要吃的簡單飯菜端上餐桌。婚后，她的丈夫卻希望她能像那些郊區主婦一樣，每晚為他準備好晚餐。（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李·克拉斯納（注：美國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藝術家杰克遜·波洛克的妻子）和杰克遜·波洛克身上，我們都知道那個故事的結局。）戈爾尼克妥協了一段時間。他的期望也是她的期望。“愛（正如我們自幼被告知的那樣）是我們與生活展開特殊斗爭的戰場，”她寫道，這是她自己在40年代、50年代還是個小女孩時被灌輸的思想，“單單是愛的承諾就給了我們勇氣，讓我們夢想著離開那些充滿戒備之地，轉而面向真實的體驗。”所以戈爾尼克并不只是想發表演講。熱情才是她走向更廣闊天地的通行證。

△ 《 你為什么不離開我的生活？ 》實拍圖

文學將這種想法推向了一個燃點。年輕時，戈爾尼克鐘情D. H.勞倫斯和科萊特——這兩位吟頌肉欲歡愛的作家。她在《未竟之事》里探討的第一本書是《兒子與情人》，在大學第一次讀完這本書，戈爾尼克旋即將其奉為“圣典”。她在米麗亞姆身上獲得了某種認同感，米麗亞姆是勞倫斯這本小說的主人公保羅·莫雷爾的羞赧情人，這個女人“最迫切的需求就是知道自己被渴望，而且僅是因為自己本身”。第二次讀這本書時，她覺得自己和克拉拉——保羅的另一位情人——更相近，克拉拉精于情事且自由，雖仍存貪戀之心。第三次讀這本書時，戈爾尼克三十多歲，當時女權運動正風生水起，她已經與第二任丈夫離婚，而這一次，她在小說主人公保羅身上找到了共鳴——順便提一下，保羅也在努力擺脫一位不滿且令人窒息的母親：“我沉浸在欲望之中，而不是被欲望占據，我為能全身心地投進性愛本身帶來的震顫喜悅——那種豐富、飽滿、動人的喜悅——而感到洋洋得意，就像小說結尾處的保羅，我生命里的英雄。”

這確定無疑且令人振奮。但現在，等她讀過第四遍后，戈爾尼克發現，保羅試圖通過激情來尋求自由，這看似是解放，實則是個陷阱，就像之前他那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一樣。讀戈爾尼克論勞倫斯，以及戈爾尼克看待自己閱讀勞倫斯作品的經歷，都令人興奮不已。她點燃了真正的激情。她欽佩勞倫斯，因為他極力反抗那種要求他和其他所有人安分守己、謹言慎行的資產階級秩序——“就像廢奴主義者在那些主張廢奴的自由派人士面前，后者說奴隸制確實很糟糕，但終會消亡，耐心等待就好，而廢奴主義者會說：去你的耐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然后奮起反抗。”感官體驗是勞倫斯通往自由的途徑，亦是對其的隱喻。不過，她接著說道：

要是勞倫斯還在世，他可能就沒法再使用這個隱喻了，因為如今所有人都對曾經被禁止的那種性自由有過豐富的體驗，并且親身體會到，從內而外地塑造自我并非僅靠感官就能實現。 性愛的狂喜并不能 讓我們找到自我，相反一個人必須先有自我就位，才能在它到來時知道該如何應對。

△ 薇薇安·戈爾尼克

這是戈爾尼克早期創作的一部文學評論集《愛情小說的終結》(暫譯，原書名：The End of the Novel of Love)的核心觀點，此書首版于1997年，將于下個月再版。戈爾尼克認為，性愛已經失去了它原先具有的象征意義，因為人們現在很清楚它是什么。它已被祛魅，變得平淡無奇。絲襪已經一路脫到腳踝，既然一切都已盡收眼底，也就沒什么可看的了。在《未竟之事》中，戈爾尼克還寫到自己重讀了年輕時鐘愛的科萊特早期小說，卻發現這些小說儼然已經過時，而且思想狹隘。在交談中，我隨口稱科萊特為女權主義者——畢竟，她不也是靠筆桿闖蕩世界，書寫女性經歷的嗎？戈爾尼克立刻打斷了我：“她筆下的內容基本上都在為一種想法服務：性愛激情是人生的核心體驗。所以，我想我無法認同你說的這一點。”（不過，她和我一樣喜歡看2018年上映的那部由凱拉·奈特莉出演的科萊特傳記片。）“我忍不住問她：怎么回事？難道你對事物的理解就不能有更廣闊的視野了嗎？”在《未竟之事》中，她對科萊特這樣寫道，“沒錯，我從你這里感受到了聰慧女子陷入浪漫癡情時的那種極富感染力的感覺。但如今，單純的性愛激情不過是一種情境，而非隱喻；這種始于自身又終于自身的敘事，也不再具有象征意義。”

和她其他所有的回憶錄一樣，《未竟之事》也是一本性感的書。性愛體驗或許已不再能為她提供隱喻，但它的確在她個人生活的敘述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書中有一章，談及小說家伊麗莎白·鮑溫對一個冷漠男人的無助且自虐式的愛戀，戈爾尼克講述了自己18歲時遇到的丹尼爾，他比她大十歲，“我對他癡迷了數十年”，盡管他很快就證明了自己是個騙子和病態的說謊者。多年后，他出現在她家門口，問她從這段戀情中得到了什么。她沒有回答這個問題。當時，或許她是不知道該如何回應，但現在她知道了：他為她提供了素材，而且講述這個故事的人必將是她。

△《你為什么不離開我的生活？》實拍圖

戈爾尼克的第二個相關發現是，偉大文學作品的核心在于塑造人物內心經歷的掙扎，即在相互沖突的欲望的撕扯下，拼命實現自我統一的過程——她將此稱為與“人類自我分裂的惡性”作斗爭。她認為，這是偉大作家寫作的動力所在，也是他們筆下呈現的內容。戈爾尼克追求自我統一的理想在本質上是精神分析式的；她認為，作家們試圖在紙上達成的目標，與許多人要在心理治療室里花費數年才能實現的相仿。對心理治療師來說，幸運的是大多數患者永遠無法完全治愈。對讀者來說，幸運的是作家們也同樣如此。

戈爾尼克有反復修改自己作品的習慣，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跟我提到這一點。（在《未竟之事》的開頭，她用一段略帶辯解意味的文字，提醒讀者自己有這樣的習慣。）很久之前一次晚宴上的小插曲；一段意義重大的戀情；一次難堪的經歷——母親拿剪刀把那條戈爾尼克原本要穿去參加派對的裙子剪掉了一塊，以指責她作為女兒的無情：這些情節在不同的書中都有出現，只不過側重點略有不同。在戈爾尼克的作品集中，你遲早會看到她鐘愛的作家契訶夫的一句名言：“別人把我變成了奴隸，但我必須把這奴隸從自己身上一滴一滴地擠出去。”對戈爾尼克來說，這就是成為一位藝術家的意義。而擁有政治立場，就是要努力把別人身上的奴隸也一點點擠出去。

《怪女人和一座城》

作者：[美]薇薇安·戈爾尼克

蔣慧 譯

后浪&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60年代末研究生畢業之后，戈爾尼克開始為《村聲》（the Village Voice，創立于1955年的紐約老牌傳奇周刊）撰稿。這份報紙從兩方面對她產生了重大影響。首先，讓她養成了定期、規律寫作的習慣。（戈爾尼克經常遭遇寫作瓶頸，她曾在書中十分形象地描寫過這種痛苦。）“那簡直像待在幼兒園，沒有任何約束。”她告訴我，“它讓我明白了觀點的意義。”《村聲》對戈爾尼克產生的第二個影響來自：1970年，這家報紙派她去報道布利克街的一場女性解放集會活動。回來后，她已徹底成為女性解放運動的擁護者。突然間，她獲得了一個能夠解釋整個世界的框架。主流文化教導男人要重視自己的頭腦，卻輕視女人的，而女人們早已將這種想法內化，幾乎內化到了連它從何而來都記不起來的程度。腐朽的是體制，而體制是可以改變的。“一旦獲得了這種分析，我就無比興奮！我醒著時想著它，整天都沉浸其中，晚上睡覺時都帶著微笑。”她寫道，“畢竟，要解釋我自己，還有什么比女性權利遭遇剝奪更合適的呢？那時的我是一個多么快樂、小小的無政府主義者啊！”

“快樂”成了關鍵詞。如果說戈爾尼克揭示的內容對她而言是新奇的，那么其產生的影響可稱不上是新奇。激進的社會主義在她父母家中一直是一種信仰般的存在——是信念和值得為之歡慶的源泉。每個星期天，她的舅舅們都會過來例行公事般地討論政治。戈爾尼克的父母從不為安息日點蠟燭，但會把她從學校接出來慶祝五一勞動節。他們都是謙遜的工人階級勞動者，她在他們身上看到，擁有自己的政治主張能讓人變得有尊嚴且自豪。不僅僅是自豪——還帶給他們活在世上的使命感。這讓他們感覺自己又擁有了活力。

△ 薇薇安·戈爾尼克

1977年，戈爾尼克出版了一部口述歷史作品《美國共產主義的浪漫史》。在絕版多年后，這部作品將于4月由Verso出版社再版發行。它以此開篇：“在知道自己是個猶太人、是個女孩之前，我就已經知道自己是工人階級的一員。”戈爾尼克采訪了當時的美國共產黨成員，通過他們勾勒出這個組織從20世紀10年代興起，到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承認斯大林統治時期的種種恐怖暴行后，走向瓦解的歷程。戈爾尼克的敘述核心極具洞察力：

有一種特定類型的文化英雄——藝術家、科學家、思想家——他們常被描繪成那種只為“事業”而活的人。家庭、朋友、道德責任全拋諸腦后，事業至上。而對藝術家、科學家、思想家來說，他們把工作放在首位，是因為這能激發出一種內在的表現力，它閃耀著無比璀璨的生命之光，世間沒什么能與之相及……那種處于中心位置的信念，沒有任何東西能與之相比，它能照亮人的思想、心靈和精神。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的話）注定要過嚴肅激進生活的共產黨人，對自己的體驗也完全如此。

戈爾尼克認為，美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果敢，并非在于他們的政治主張——那樣會使他們顯得多愁善感，而她對多愁善感感到深惡痛絕——而在于他們那種絕對的使命感和信念，正是這種政治主張賦予了他們力量，使他們在這樣一個敵視他們利益、漠視他們生活的國度里挺身而出。（這也正是他們的宿命所在，正如她的書名所暗示的那樣：所有的浪漫史要么走向成熟，要么走向消亡。）她筆下的采訪對象就像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是各自經歷的主角，正因如此，這本書不僅僅是一部紀實作品，也是一部文學作品，內容豐富、動人且充滿矛盾。

△ 薇薇安·戈爾尼克

這本書出現在更為包容的時代，但戈爾尼克卻感到不安。剛出版時，評論家指責她忽視了共產主義的政治性，而美化了其追隨者。“那些評論讓我感到震驚和害怕，”她告訴我，“我做夢也沒想到的是，都1978年了，這個問題居然還是那么敏感。”即便到現在，她仍能背出伊爾溫·豪在《紐約書評》上發表的那篇措辭奇特的批評文章中的語句（“唉，她的書在本該干練(dry)的地方顯得拖沓(damp)，在本該犀利(hard)的地方顯得軟弱(soft)。”）“看完那篇評論后，我有整整一個星期都沒睡好覺。”她說。不過，她也認同這種評價。她的作品也難免受到自己那種重新評價文學本能的影響。她認為自己在那本書中的文字很糟糕，語言浮夸，矯揉造作，她在再版的新序言中用焦慮的口吻提到。“我雖心存疑慮，但還是被說服再版了。”她告訴我。的確，你可以明顯感受到，戈爾尼克正在這本書中形成后來屬于自己的那種標志性風格，那種直截了當、斬釘截鐵的節奏，這種節奏在《你為什么不離開我的生活？》中被打磨得爐火純青，她重復節奏和短語，仿佛要把自己的旋律牢記于心。在《美國共產主義的浪漫史》里，她的散文聽起來堅定，甚至有點教條。但使她免于陷入教條主義傾向的，是一種更強烈的修訂和重新思考的欲望。她喜歡自己是對的；但她更樂于發現自己錯了。

△ 《怪女人和一座城 》實拍圖

那些欣然接受《美國共產主義的浪漫史》的新一代美國激進分子可能會驚訝地發現，戈爾尼克對他們的政治主張持懷疑態度。去年12月，由千禧一代運營的左翼季刊《猶太潮流》邀請她和其他同代猶太人談談對伯尼·桑德斯的看法。她的回答很冷淡：“他年紀大了，是個猶太人，還總在大喊大叫。”戈爾尼克告訴我，她對那次采訪感到羞愧。“這聽起來太糟糕了——不僅尖刻，而且粗俗。”（她說話直率，寫作卻謹慎而深思熟慮；前者或許能解釋后者。）我問她是否因此遭到強烈反對。她停頓了一下。“沒有……”她堅稱，桑德斯及其支持者實際上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沒人想要推翻這個體制；相反，他們只是希望讓它更公平地運作”——況且即便他們是，她也不會投票給他。她把票投給了伊麗莎白·沃倫，雖然她覺得這也不會有多大作用。桑德斯究竟對沃倫說了什么關于女性可選性的問題——在這場爭吵發生的一個月前，戈爾尼克曾告訴我，她認為無論是女性還是猶太人，可能都不會當選。

這種想法是悲觀主義的，還是革命夢想破滅后的務實態度？戈爾尼克寫到第二波女權運動的終結，仿佛那股浪潮只是悄然退去，在不知不覺間逐漸退去，直到她發現自己又一次孤身站在了干涸的土地上。戰友們都退回到各自的生活里。令人困惑的復雜情況層出不窮；細微之處開始顯露。說起80年代初在《村聲》上發表的一篇反對婚姻的激烈文章，當時她宣稱反對婚姻，如今卻帶著一絲尷尬的悔意，認為那種立場過于尖銳、激進，近乎荒謬。從某個時候開始，她覺得男人也應從自身令人窒息的現狀中解放出來——他們也應該被鼓勵成為更完整的人。

△ 《怪女人和一座城 》實拍圖

實際情況遠比希望的要復雜得多。和她那一代的其他女權主義者一樣，戈爾尼克對#MeToo運動的看法夾雜著欽佩、些許保留和幾分懷疑。她理解其中的憤怒，但她認為這種做法過于嚴苛，既在策略上過于激進隨意，又在范圍上顯得過于有限。這或許與戈爾尼克對情愛生活的看法有關，她將情愛生活視為戰場，而且往往是更糟糕的戰場——在她1996年出版的文集《平視》（暫譯，原書名：Approaching Eye Level）中有一篇精彩的文章，描述了她在卡茨基爾猶太度假村工作的夏天，那里就像霍布斯筆下的狩獵場，有錢的客人一心要羞辱窮苦的員工，男員工則一心要打壓女員工——即使有時會讓人感覺表面上對人有利。前些日子，她告訴我，她接受了一位年輕女性的采訪。“我說，‘我希望看到男人和女人像對待同類一樣對待彼此，僅此而已’。”——這是戈爾尼克最喜歡的一句話，“然后我說，‘當然了，這樣就意味著世界上很多和情愛相關的激情都會消失。’我開始大笑起來。她對我說：‘這值得嗎？’然后我對她說：‘不如你來告訴我。’”

△ 《怪女人和一座城》實拍圖

紐約從未讓戈爾尼克失望過。盡管它經歷了中產階級化變遷、建筑物的拆除重建的過程，而且如今每個街角都能看到銀行，但這依然是她的家鄉，她依然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同類。她是一個熱衷于在城市街頭漫步的人，她最出色的寫作捕捉到了那種節奏，每走一個街區都能發現值得留意和讓人感到欣喜的事物。在《你為什么不離開我的生活？》中，她將童年的回憶與成年后和母親之間的對話交織在一起，母女兩人在曼哈頓漫步數英里，這座城市既是她們之間的屏障，也是她們之間溝通的橋梁。在被視作《你為什么不離開我的生活？》這部回憶錄的續篇《怪女人和一座城》（2015 年出版）中，她的漫步伙伴是萊昂納德，他和戈爾尼克一樣，是一個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格格不入者。他們都是獨行者，時而滿足于孤獨，時而又對孤獨感到不滿，既想融入世界，又想遠離世界。但他們有城市和城市生活作為慰藉。當我問她如何與日漸商業化、甚至有些官僚化的紐約達成和解時，戈爾尼克說：“它不會改變，因為它永遠都在表達。無論何時走在這里的街道上，總能看到有人在展現自我。這是世界上最熱鬧的城市。”

△ 《怪女人和一座城 》實拍圖

在創作《怪女人和一座城》期間，戈爾尼克會把自己在街道上看到的事物、聽到的只言片語，以及留意到的某個不尋常面孔上的神情都記錄下來。可如今，她不再這么做了。她正努力摸索著探尋新的方向，雖然還不確定那究竟是什么。與此同時，她正在撰寫一篇關于斯托姆·詹姆森的文章，這是一位幾近被遺忘的英國作家，他一生出版了數十部略顯平庸的作品，卻著有一部非凡的回憶錄。她本應可以放松一些了：除了《未竟之事》的出版，以及《美國共產主義的浪漫史》和《愛情小說的終結》的再版，她的回憶錄《你為什么不離開我的生活？》還被《紐約時報》評為“過去50年50部最佳回憶錄中的最佳”，這可是個相當不錯的贊譽，足以讓她坐享其成。但戈爾尼克坦率地承認，她對自己感到失望。她認為，自己本應更好地利用自己的天賦：“我感到十分自責，因為我沒有寫出自己認為應該寫出來的那種東西，也沒有寫出更重要的作品。”寫作對她來說一直是一種折磨，現在依然如此。她感覺自己通常并不是在神圣的精神私密空間里創作，而是被暴露無遺，感到備受煎熬。她對我說：“這種感覺太糟糕了，我每天都在工作，糟糕的地方在于，在漫長的寫作生涯里，我不得不每天面對頭腦中的迷霧。無法思考，連一個像樣的句子都寫不出。還有很多日子，我什么都寫不出。但我依舊會在桌前坐下。絕對的。每天早上，雷打不動。”

△ 薇薇安·戈爾尼克在書桌前工作的背影

一只貓突然出現，用脖子蹭了蹭戈爾尼克，隨即跑開。隨著我們交談的進行，屋里的光線逐漸暗了下來。戈爾尼克起身去開燈，我也準備告辭。下午的時光悄然過去，夜幕降臨，而明天早上還有更多工作等著去做。

? 刊登于2020年2月10日出版的《紐約客》，標題為《再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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