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的時候，在書店看到過一本書，書名叫《那些憂傷的年輕人》。

隨手翻過幾頁，感覺就是文青的無病呻吟，沒啥意思，但記住了作者名字，許知遠。

后來才知道，這個名字是裝逼界的天花板。

今天之所以又想起來這個書名，是因為看了一個視頻。

是一個上海的記者輾轉失業之后，也在搞自媒體，用視頻號講了很多故事。

既有他自己擺攤的時候被城管攆著跑的事，也有一些前媒體人離開媒體圈之后的各種故事。

比如其中提到了一個我這個年齡的人可能不少人都知道的名字，簡光洲。

當年引爆三聚氰胺事件并導致國內乳品行業大動蕩的記者。

看了這個視頻才知道，簡光洲其實2012年就下海了，說是因為被追殺，被迫離開了媒體行業。

不過，我個人主觀上更傾向于認為，是那時候簡光洲可能覺得自己差不多了，所以下海經商去了，因為他是自己去搞了個公關廣告公司。

公關公司失敗之后，簡光洲也嘗試過其它行業，都不成功，現在在賣酒。

之前還看過一個同樣是上海媒體的記者輾轉失業之后，嘗試了很多事，也都不成功，還離了婚，只能有一搭沒一搭的做自媒體，以前還能接點商單，現在商單也沒了。

這些人可能很多人酒酣耳熱之際，可能還會想起新聞理想。

不過新聞理想這四個字，我一直都覺得挺滑稽的。

20多年前，我在杭州一個報社剛入行的時候，一起應聘進去的有四個人，我和另一個小伙子，還有兩個姑娘，我們四個人差不多大。

之后兩三個月，就有一個姑娘被淘汰了，再沒聯系了。

我和另一個姑娘做記者，每天到處跑，很辛苦，寫稿子掙工分，還得提心吊膽，怕自己稿子被斃了。

另一個小伙子就好多了，進去了就直接做編輯，不用操心工分的事。

不過，過了一段時間之后，那個小伙子突然找我倆說一起吃個飯。

吃飯的時候他告訴我們，領導也讓他走。

我倆都很詫異，問他為啥，他說，領導說，感覺他就是來掙個工資，但我們來報社是為了新聞理想，不光是為了掙那點錢。

然后那個小伙子就回紹興老家繼承家產去了。

我在那個報社干了一年半，認識了不少有意思的人，也差不多跑遍了杭州的大街小巷。

2005年3月，裸辭離開杭州，到了上海。

第一個工作是個雜志，老板是90年代揭露過基金黑洞的記者，不過那個雜志也主要是做基金行業的，我的工作其實和雜志沒啥關系，也不用寫稿子，主要是幫一些基金發行做點宣發工作，聯系全國各地的媒體，找他們發軟文廣告。

那時候年輕無知，來上海以后常有各種人約我見面聊天，也不知道見了什么不該見的人，后來老板接了個神秘電話，就說我不能在那干了。

老板是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后來又經商，但讀了很多書，公司有個倉庫，主要就是放他自己的書，雜志的過刊只占很小一部分。

那個老板其實還挺喜歡我的，覺得我工作還行，就打電話又去問，看能不能讓我以別的方式留下。

不幸的是，他得到的答復仍然是不行，我只好走了。

臨走前，他開了個會，訓了我半天，主要是說我雖然讀了不少書，但還是太無知了，年紀輕輕，不想著多賺點錢買房買車，搞這種沒用的有什么用。

我說，我沒搞什么，就是和別人聊聊天啥的，吃飯還經常是我掏錢。

老板說，行行行，你不用說了，反正就是你無知，你記著我的話，以后你會明白的。

他又說，我剛開始干媒體的時候，也有新聞理想的，但現在就想著多賺錢，把自己的日子過好，不操心自己管不了的事。

其實那時候新聞理想在我這并不是什么好詞兒，我也沒有這玩意兒，也只是把媒體的工作當成一個掙點錢養家糊口的工作而已。

那些年媒體里多的是各種大大小小的公知，我之后又輾轉過幾個大大小小的媒體，也見過不少，其中有果粉，有原教旨的自由派，我都沒什么好感。

不能說完全是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吧，至少有一部分這個原因，他們發現我并不喜歡他們那套之后，對我都挺刻薄的，各種穿小鞋，下絆子。

2016年之后，網上的公知日漸稀少，傳統意義上的南方系媒體也不再活躍，偶爾有些漣漪泛起，網友也是大罵新聞學教的都是什么破玩意兒。

這幾年，經常有些公共事件發生的時候，大家都只能等著官方通報，要么就是個人實名發聲，而像之前那種媒體的調查報道基本上也絕跡了。

這時候又有人出來大罵，媒體都是干什么吃的，張雪峰的含金量還要增加云云。

我以前也解釋過，其實傳統的那種調查報道早都沒了，不存在了。

一方面是環境的變化，調查記者單槍匹馬深入調查一個事情，難度比十多年前大多了，很難接觸到真相。

另一個也是環境的變化，因為傳統媒體正在崩潰，已經養不起調查記者了。

所以，曾經在這個行當叱咤風云的頭部頂流們，這些年也都紛紛轉行干其他的去了。

有的成功上岸，干其它的也掙了錢，有的還在為生存而掙扎。

但無一例外的是，他們都已不再年輕，都已經是頭發開始減少、身材開始走樣的油膩中年了。

而他們當年的新聞理想，也和他們的青春一樣，只存在于酒酣耳熱、醉酒高歌的時候了。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新聞老兵也一樣，不同的是，在那一波之后，就沒什么年輕人還對新聞理想感興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