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歷史的長卷中，和珅的名字始終與 "巨貪" 二字緊緊相連。作為乾隆皇帝最寵信的權臣，他憑借權傾朝野的地位，將貪腐演繹成一場系統化的財富掠奪，其聚斂的財富規模之巨、手段之貪，堪稱中國古代官場貪腐的 "巔峰之作"。

和珅的貪腐絕非零散的收受賄賂，而是依托制度漏洞構建起的 "腐敗生態系統"。他歷任戶部尚書、內務府總管、軍機大臣等要職，將國家財政與皇家內務的管理權集于一身，創造出前所未有的貪腐便利。在財政制度上，他首創 "議罪銀" 機制，允許官員以繳納巨額罰金抵消罪責。

例如，兩淮鹽政征瑞因貪腐被查，竟通過繳納 40 萬兩白銀免于處罰，這些本應歸入國庫的罰金，大部分流入乾隆的 "小金庫"（內務府），而和珅作為直接管理者，暗中抽成截留的比例高達 30%。在官員任免上，他公開標價賣官鬻爵，道臺（相當于地級市市長）售價 16 萬兩白銀，知縣 3 萬兩，就連國子監的監生資格也明碼標價 500 兩。這種 "無錢不辦事" 的潛規則，讓清朝官場淪為明碼標價的 "權力市場"。

對于貢品的截留更是登峰造極。乾隆晚年沉迷珍寶，外國使團如馬戛爾尼使團帶來的西洋鐘表、印度寶石，地方官員進獻的翡翠玉器、珍珠瑪瑙，必先經和珅過目。據《嘯亭雜錄》記載，和珅府邸中的珍珠手串 "比大內多至數倍"，其收藏的寶石 "更大更圓"，品質遠超皇宮貢品。某次廣東官員進獻一對高三尺的珊瑚樹，和珅竟將其中品相更佳的一株據為己有，次等品才送入皇宮。

當嘉慶皇帝在乾隆駕崩后查抄和珅府邸時，呈現在世人面前的財富清單，成為中國古代貪腐史上最震撼的記錄。盡管官方記載與野史傳說存在差異，但即便以相對保守的統計，其財富規模也足以令人瞠目結舌。

在貴金屬方面，地窖中藏有黃金 33500 兩，另有金器、金錠等折合黃金約 80 萬兩；庫房現銀 300 萬兩，銀號（錢莊）42 座，資本合計 400 萬兩，當鋪 75 座，資本達 600 萬兩。這些真金白銀若平鋪在京城街頭，可形成一條長達數里的 "銀河"。

不動產與商業資產更是驚人。和珅在京城核心區擁有宅院 20 余處，房間 300 余間，其中位于什剎海的府邸（今恭王府）占地 6 萬平方米，堪比王府規格；在直隸、山東等地兼并良田 8000 頃（約 80 萬畝），相當于當時山西省耕地面積的十分之一，年收租銀達 15 萬兩，超過許多州縣的全年賦稅收入。他以家人名義開設的綢緞莊、糧店、瓷器鋪等遍布全國，僅京城就有 30 余家，形成壟斷性商業網絡，年利潤率高達 50% 以上。

最令人驚嘆的是珍寶古玩的收藏。查抄清單中記載：2 尺高珊瑚樹 10 株、翡翠西瓜 4 個（每個估值 20 萬兩）、夜明珠 1 顆（估值 200 萬兩）、鑲鉆金碗 20 只、西洋鐘表 400 座，還有不計其數的名人字畫、商周青銅器、唐宋瓷器。

據晚清學者薛福成《庸庵全集》收錄的民間流傳清單，僅其中 26 件珍寶的估值就高達 2.2 億兩白銀，相當于乾隆朝 5 年的國庫收入（當時年財政收入約 4000 萬兩）。若將這些財富換算成同時期的國際貨幣，和珅的資產相當于 18 世紀末全球 GDP 的 1%，遠超同時代的歐洲首富。

關于和珅財富的具體數字，正史與野史存在明顯分歧。《清史稿》等官方記載較為保守，稱 "查抄金銀、房產、當鋪等估值數百萬兩"，而民間流傳的清單則因夸張演繹更具傳播力。但無論數據是否完全準確，和珅貪腐的核心特征毋庸置疑 —— 他將個人權力轉化為財富收割機，利用制度漏洞、職務便利與皇家信任，構建起一個覆蓋財政、吏治、商業、貢品的全方位貪腐體系。

他的貪腐不僅是個人的道德淪喪，更是封建專制制度下權力失控的必然結果。乾隆晚年的怠政與對和珅的過度依賴，讓監督體系形同虛設，甚至出現 "自己監督自己" 的荒誕局面。當嘉慶皇帝賜死和珅、查抄其家產時，從他家中搜出的 2000 余本賬本、300 余張地契、500 余張當鋪契約，成為這個王朝最刺眼的傷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