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杰

從《魯迅日記》中可以查到，從1926年到1935年，陳望道和魯迅之間的聯系和交往共有70多次，這些記載充分反映出他們為保衛和發揚五四新文化運動成果，為反對和沖破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在同一條戰線上沖鋒陷陣，并肩戰斗，并在斗爭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陳望道（1891年1月-1977年10月），原名參一，字任重，筆名佛突、雪帆、曉風、張華等。生于浙江義烏縣分水塘村農家。是我國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先驅，著名的愛國人士，杰出的教育家和語言學家。早年就讀于金華中學。1915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1919年回國后在浙江第一師范學校任教，后又返回故鄉，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譯本。1920年5月前往上海，任《新青年》編輯，又與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醞釀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參與發起組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出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書記。后因與陳獨秀發生矛盾而退黨。此后在復旦大學任教，研究文法修辭學，著有《修辭學發凡》《美學概論》等，并倡導大眾語運動。新中國成立后，長期任復旦大學校長，并當選為全國人大第一、二、三、四屆代表，全國政協第二、四屆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1957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77年病逝，享年87歲。著作編入《陳望道全集》。

初遇：《共產黨宣言》結下的緣分

據陳望道回憶，他和魯迅的交往，早在1920年開始，那時他正在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傳布，當時報紙上已刊有馬克思、恩格斯所著《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章節和片段，但卻沒有一個人用全中文把它介紹到中國來。《共產黨宣言》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第一個重要的綱領性文件，內容博大精深，表述文采飛揚，要把這些都通過中文確切地傳達出來是非常不容易的。為了專心致志地翻譯好這部經典著作，陳望道回到家鄉義烏分水塘村。他依據陳獨秀提供的北大圖書館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和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產黨宣言》，迎難而進，足不出戶，夜以繼日地譯書，經歷了一個個苦苦攻關的日日夜夜，終于在1920年4月底完成了全書的翻譯工作。

1920年5月，陳望道接到了《星期評論》社電報，邀請他赴上海任該社的編輯。他把譯稿連同日文、英文版《共產黨宣言》交給了陳獨秀校訂，最后自己再改定。同年8月，《共產黨宣言》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此書一出版，就在社會上尤其是文化思想界引起強烈反響，受到廣泛歡迎，后來又一次一次地再版重印，成為當時國內流傳最廣的一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它的刊行，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對促進當時的先進的知識分子接受共產主義，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做了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

◆《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本，左為首印，右為第二次印刷。

陳望道特地把這本自己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寄給周作人，請周作人轉贈給魯迅并附一信說：“自經杭州一師的那場風潮（1920年浙江第一師范學校反對封建教育的學生運動，因校長經亨頤支持新文化遭當局反對引發罷課，陳望道作為教師代表積極參與）以后，受到了一次很大的鍛煉和啟發。一師事件勝利結束后，經子淵校長離職，望道為了表示跟經校長同進退，也自動離職，回到浙江省義烏縣分水塘村去潛心研究新思潮，試譯了一本《共產黨宣言》。因為看到《新潮》上魯迅的意見，對于魯迅主張‘現在偏要發議論，而且講科學，講科學而仍發議論，庶幾乎他們依然不得安穩，我們也可告無罪于天下了’的意見表示贊同，所以特把這本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寄贈請求指正。”（余延石：《魯迅和<共產黨宣言>》，《魯迅研究資料》第1輯，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299頁）這也是陳望道跟魯迅書信來往的開始。周作人晚年回憶，收到宣言譯本的當天，魯迅就翻閱了一遍，并稱贊說：“這個工作做得很好，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么‘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鬧了一陣之后，這次埋頭苦干，把這本書翻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我看望道這個人就比北京那些吃‘五四’飯的人要強得多，他是真正肯為大家著想的。”（余延石：《魯迅和<共產黨宣言>》，《魯迅研究資料》第1輯，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300頁）后來魯迅給陳望道寫了封回信，并把自己翻譯的剛出版的《域外小說集》通過周作人寄贈給陳望道作為答謝。

同年，陳望道參加創立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任該會機關刊物《新青年》編輯，陳望道去信北京向魯迅約稿，魯迅不久便寄來了一篇批判反動封建勢力復辟活動的小說《風波》，刊登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上。

1926年8月，魯迅赴廈門大學任教，途經上海，暫居孟淵旅社，鄭振鐸代表文學研究會同仁，在消閑別墅設宴，為魯迅接風送行。陳望道也參加了這次宴會，這是他們首次會面。宴會散席后，談興未盡，陳望道、劉大白、夏丏尊、章錫琛等四位浙江同鄉，又一直把魯迅送到孟淵旅社并徹夜長談。

攜手：為革命發聲的幾次演講

魯迅和陳望道更親密的交往是在魯迅由廣州來到上海定居以后。1927年10月3日，魯迅和許廣平離開廣州抵達上海。10月8日遷入景云里居住。此時，陳望道一邊在復旦大學教書，一邊與友人致力于籌建大江書鋪，出版進步書籍，推動左翼文藝運動。大江書鋪與景云里離得很近，這樣，也就方便和密切了陳望道與魯迅的聯系和交往。

◆魯迅

魯迅定居上海后，1927年和1928年曾兩次應陳望道的邀請，到他任教的復旦大學及其附屬實驗中學演講。陳望道當時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及復旦附屬江灣實驗中學校長。《魯迅日記》記載：“十月三十一日：夜陳望道君來，約往復旦大學講演。”這是陳望道來邀請魯迅講演并預約講演日期的。《魯迅日記》記載：“十一月二日：午蔡毓聰、馬凡鳥來，邀往復旦大學演講，午后去講一小時。”這是復旦大學學生蔡毓聰、馬凡鳥來接魯迅到復旦大學演講的，講堂設在簡公堂一樓，演講內容為有關革命文學問題。次年5月，陳望道又代表復旦實驗中學全體師生，邀請魯迅到該校講演。《魯迅日記》記載：五月十五日：“午后……陳望道來，同往江灣實驗中學校講演一小時，題目《老而不死論》。”陳望道在晚年回憶這兩次講演的情況時說：“那時，文化教育界的黑暗勢力極為猖狂，不但對于‘五四’以后宣傳的馬列主義思想進行‘圍剿’，就是對于‘五四’以后盛行的白話文也十分仇視，企圖加以消滅。當時復旦大學和江灣實驗中學的進步師生為了在同黑暗勢力的斗爭中得到指導和支持，就由我去邀請魯迅先生作演講。演講就是在復旦大學現在的六百號大樓中舉行的。……我記得，當時魯迅先生的演講極有聲勢，他幽默而潑辣地指斥當時的黑暗勢力。每當講到得意處，他就仰天大笑，聽講的人也都跟著大笑，那滿屋的大笑聲直震蕩了黑暗勢力的神經，給復旦和實驗中學的廣大師生以有力的聲援和激勵。”（陳望道：《關于魯迅先生的片斷回憶》，《陳望道全集》第六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56-257頁）

◆陳望道

1928年，地下黨創辦的上海藝術大學被查封。于是，地下黨又接手經辦了一所中華藝術大學。1929年秋，陳望道出任中華藝術大學（簡稱中華藝大）校長一職。陳望道主持中華藝大，正像他在上海大學一樣，鼓勵師生關注社會現實，到工廠中去，到群眾中去開展活動。這樣，藝大就吸引不少進步師生和左翼文化人士，成為他們活動的一個中心場所。陳望道作為藝大校長，于1930年2月、3月間曾三次邀請魯迅到校講演。魯迅對于陳望道主持中華藝大是熱情支持的。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成立大會假座中華藝大召開，魯迅在會上作了《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著名演講，魯迅還被選為“左聯”常務委員。

共進：籌建大江書鋪作文化陣地

1928年9月，陳望道和汪馥泉、施存統、馮三昧集資籌辦了一個書店—大江書鋪，作為一個可以出書籍、辦報刊的陣地，以組織作者隊伍，團結讀者群眾，并希望通過進步的文化出版事業去推動當時正在逐步形成的左翼文藝運動。該書鋪主要出版社會科學、文藝類書籍及《大江月刊》《文藝研究》等刊物。

大江書鋪開張之初，開始編輯出版《大江月刊》，不久陳望道來向魯迅約稿。魯迅當時雖然自己主編《語絲》和《奔流》，工作十分繁忙，但積極支持陳望道的工作，盡力滿足陳望道的要求。《大江月刊》雖然只出了3期，但每期都有魯迅的文章。在創刊號上發表了魯迅翻譯的法國菲利普的小說《捕獅》，在11月號上，又刊出魯迅翻譯的日本片上伸的論文《北歐文學的原理》和魯迅寫的文章《關于“粗人”》。

◆大江書鋪

1929年初，陳望道為了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決定大江書鋪出版兩套科學文藝理論叢書，一套叫《文藝理論小叢書》，另一套叫《藝術理論叢書》。編輯叢書時，陳望道向魯迅約稿，魯迅都給予大力支持，為《文藝理論小叢書》翻譯了日本片上伸的《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為《藝術理論叢書》翻譯了蘇聯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書是由日文本轉譯的，他采取直譯的方法，態度極其慎重、認真和精心，魯迅還為此書寫了序言，并對原作者的生平與著作做了簡單的介紹，指出文藝要以現實為基礎，而非空喊口號。

這兩部書先后由大江書鋪于1929年4月和6月出版，為傳播馬克思文藝理論、豐富科學文藝理論寶庫作出了貢獻。陳望道后來回憶道：“我在大江書鋪當編輯時曾請魯迅翻譯文藝理論，并鼓勵他多多譯作。記得魯迅當時著作和翻譯的態度非常認真，他當時是采取一種直譯的方法。我和魯迅都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魯迅批評創造社時，我是站在魯迅一邊的，并勉勵他譯下去，肯定會譯得比創造社好。魯迅給大江書鋪的稿子，都經我看過。”（陳光磊、陳振新：《追望大道》，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48頁）

1930年春，為了進一步宣傳科學文藝理論，大江書鋪決定創刊《文藝研究》季刊，計劃把它辦成介紹經典性文藝理論的刊物。籌備期間，2月1日由陳望道邀請魯迅、馮雪峰、夏衍、馮三昧、傅東華、施復亮（施存統）、郭昭熙等在新雅茶店夜飯，請大家對《文藝研究》的創刊提出希望和要求。這天是魯迅和馮雪峰一起去的。7天后，魯迅就為《文藝研究》寫了發刊詞《文藝研究例言》八條。在《例言》中申明了《文藝研究》的方向和任務、宗旨和目的，并作為發刊詞發表于創刊號。魯迅除在這一期上自己翻譯了蘇聯普列漢諾夫的《車勒芮綏夫斯基的文學觀》的第一章外，還積極為刊物組稿、審稿。《魯迅日記》4月25日所記：“夜閱《文藝研究》第一期原稿訖”即為此事。魯迅在《文藝研究》中的地位實際是不掛名的總編。由于這個刊物創刊號發表了具有鮮明無產階級立場的文藝理論譯作，僅出了一期就被國民黨反動派查封了。

◆大江書鋪出版的部分圖書。

大江書鋪創辦以來，以出版進步書刊、宣傳馬克思主義著作、翻譯介紹先進的文藝理論等特點活躍在上海的出版業中，成為推動當時左翼文藝運動發展的一個重要據點。許多著名作家的優秀文藝創作大都是在大江書鋪出版發行的，如茅盾創作的《宿莽》《野薔薇》、丁玲的《韋護》、傅東華的《兩個青年的悲劇》，魯迅翻譯的法捷耶夫的《毀滅》、夏衍翻譯的高爾基的《母親》等。該書鋪因從事進步出版事業而遭國民黨當局壓迫，1934年2月國民黨當局查禁的149種書目中，該書鋪所出魯迅譯本三種及陳望道、茅盾、丁玲、馮雪峰著譯八種均被列入。

反擊：創辦《太白》半月刊吹響革命號角

1934年9月，陳望道在魯迅的支持下，創辦了《太白》半月刊，這是實踐大眾語的刊物，它與林語堂等人鼓吹所謂“幽默”“性靈”的“閑適文學”、提倡半文不白的語錄體而開辦的《論語》《人世間》等雜志相抗衡，用戰斗的小品文（即雜文）去揭露和批判當時黑暗的現實。

陳望道在籌備雜志期間，首先征求了魯迅的意見，得到了魯迅的指導、支持和幫助。在籌備過程中，首先是起名問題，當時陳望道擬了幾個名稱，和魯迅商量。其中一個名稱叫“太白”，陳望道就將起名“太白”的含義講給魯迅聽，說是包含三層意思：一是“太白”就是白而又白，比白話文還要白，提倡更加接近民眾的大眾語；二是“太白”兩字筆畫簡單明了，合起來不滿十畫，易識易寫，便于雜志的普及；三是“太白”即是黎明前后出現于東方天空的金星，中國傳統稱為啟明星，又叫太白星，寓指當時處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意在鼓勵人們為迎接勝利的曙光而戰斗！魯迅聽了陳望道的這一番解釋，回答說：“我贊成用‘太白’，但這其中的意思只能我們自己圈里的人知道，不能對外界講，防備被審查委員會的老爺們聽了去。”陳望道還同魯迅商定：雜志的刊頭不請人題字，就從字帖中擇取“太”“白”兩字就行了。

陳望道還邀請魯迅為《太白》雜志的編委，但魯迅卻提出了一個想法。據陳望道回憶：“根據當時的斗爭的條件和需要，魯迅先生提出在《太白》編輯委員的名單中他不要公開列名。正是遵從了先生的意見，在《太白》雜志刊登的編輯委員的名單中也就沒有公開列出他的名字。”（陳望道：《關于魯迅先生的片斷回憶》，《陳望道全集》第六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58頁）魯迅在1934年8月13日給曹聚仁信中也談到過不當編委的意思：“辦小刊物，我的意見是不要貼大廣告，卻不妨賣好貨色，編輯要獨裁，‘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無水吃’，是中國人的老毛病，而這回卻有了兩種上述的病根，書坊老板代編輯打算盤，道不同，必無是處，將來大約不容易辦。但是，我說過做文章，文章當然是做的。”（《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05頁）雖然后來為了尊重魯迅的意見，在發表出來的編委名單中沒有魯迅的名字，但有關重要事宜的討論，都事先和魯迅商量，接受魯迅的領導和指示。

《太白》在當時文壇上真是別開生面，獨樹一幟，它剛健、清新、潑辣，有創造。倡導語文改革，推動手頭字（簡體字），開辟專登短小精悍諷刺文字的“掂斤簸兩”，首倡“科學小品”，都是開創新之風的。

魯迅對《太白》的關心支持，大大超過了對一般文學雜志的支持，成為《太白》的不掛名的編委、實際的顧問、主要的撰稿人。在《太白》成立至終刊的一年時間里，共出兩卷二十四期，魯迅經常變換筆名供稿，先后用公汗、黃棘、長庚、且介等筆名為《太白》撰寫了《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等雜文23篇，還為《太白》雜志紀念特輯《小品文和漫畫》寫了《漫談“漫畫”》《漫畫而又漫畫》兩篇文章。《太白》對魯迅來稿的處理特別慎重，從不積壓，總是優先刊用。魯迅除了自己為《太白》積極撰稿外，還熱情為《太白》介紹青年作家的作品。《魯迅日記》1935年2月8日和7月2日所記：“寄陳望道信并悄吟稿一篇。”“上午寄陳望道信并稿兩篇，又悄吟稿一篇。”“悄吟”就是蕭紅，這就是后來發表于一卷十二期和二卷十期上的蕭紅《小六》和《三個無聊人》，發表于二卷二期上的蕭軍的《一只小羊》，也是由魯迅推薦的。另外為了使《太白》圖文并茂，魯迅在1934年11月6日給陳望道寄去了“漫畫六種”。第一卷第五期上發表的德國巴伊爾作《品行不端》和第一卷第六期上發表的德國巴臺曼作《沖破了界線—或是忘記了身份》等漫畫，就是從這六種中選用的。

魯迅和茅盾等人在《太白》處境越是困難的時候，越是有力地支持他，投稿也越多，有時一期多至4篇。魯迅對陳望道辦的《太白》也很滿意，他在1935年2月14日給吳渤的信中曾說：“上海有官立的書報審查處，凡較好的作品，一定不準出版，所以出版界都是死氣沉沉的。雜志上也很難說話，現惟《太白》《讀書生活》《新生》三種，尚可觀，而被壓迫也最甚。”雖然《太白》也終于在國民黨的“最甚”的“壓迫”中被迫停刊，但表現于魯迅和陳望道共同和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的戰斗中結下的革命的戰斗友誼卻更加深厚。

胡愈之在1979年為《陳望道文集》所作的序言中說：“大革命失敗以后，在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文化‘圍剿’的黑暗日子里，陳望道同志組織了一支反文化‘圍剿’的別動隊，這就是大眾語運動和他所主編的《太白》。大眾語運動主要是為了抵制當時文言文復辟的逆流，也為后來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開辟了道路。《太白》對于胡適、林語堂之流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潮，給以有力的打擊。正是在這一時期，陳望道同志和魯迅在同一戰線上起了沖鋒陷陣的作用。在三十年代文化‘圍剿’和反‘圍剿’的搏斗中，國民黨反動派終于‘一敗涂地’，人民的覺悟大大提高，陳望道同志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的。”（胡愈之：《<陳望道文集>序》，《陳望道文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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