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雨在戶外哭泣，瘦葉在窗前瑟縮。這一個孤獨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親。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楊樹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我覺得那是一種凝視。

我多想像一個山東漢子，當面叫母親一聲“媽”。

“媽，你咋的又不舒坦？

榮成地區一個靠海邊的小小村莊的山東漢子們，該是這樣跟他們的老母親說話的嗎？我常遺憾它之對于我只不過是“籍貫”，如同一個人的影子當然是應該有而沒有其實也沒什么。我無法感知父親對那個小小村莊深厚的感情。因為我出生在哈爾濱市，長大在哈爾濱市。遇到北方人我才認為是遇到了家鄉人。我大概是歷史上最年輕的“闖關東”者的后代— —當年在一批批被災荒從膠東大地向北方驅趕的移民中，有個年僅十二歲的孑然一身衣衫襤褸的少年，后來他成了我的父親。

“你一定要回咱家去一趟！那可是你的根土！”父親每每嚴肅地對我說，“咱”說成“砸”，我聽出了很自豪的意味兒。

我不知我該不該也同樣感到一點兒自豪，因為據我所知那里并沒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名山和古跡，也不曾出過一位什么差不多可以算作名人的人。然而我還是極想去一次。因為它靠海。

可母親的老家又在哪里呢？靠近什么呢？母親從來也沒對我說過希望我或者希望自己能回一次老家的話。她的母親是吉林人嗎？我不敢斷定。仿佛是的。母親是出生在一個叫“孟家崗”的地方嗎？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也許母親出生在佳木斯市附近的一個地方吧？父親和母親當年共同生活過的一個地方？

我很小的時候，母親常一邊做針線活，一邊講她的往事——兄弟姐妹眾多，七個，或者八個。一年農村鬧天花，只活下了三個——母親、大舅和老舅。

“都以為你大舅活不成了，可他活過來了。他睜開眼，左瞧瞧，右瞧瞧，見我在他身邊，就問：‘姐，小石頭呢？小石頭呢？’我告訴他：‘小石頭死啦！’‘三丫呢？三丫呢？三丫也死了嗎？’我又告訴他：‘三丫也死啦！二妹也死啦！憨子也死啦！’他就哇哇大哭，哭得憋過氣去……”母親講時，眼淚撲簌簌地落，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抬頭，一針一針，一線一線，縫補我的或弟弟妹妹們的破衣服。

“第二年又鬧胡子，你姥爺把騾子牽走藏了起來，被胡子們吊在樹上，麻繩沾水抽……你姥爺死也不說出騾子在哪兒，你姥姥把我和你大舅一塊兒堆摟在懷里，用手緊捂住我們的嘴，躲在一口干井里，聽你姥爺被折磨得呼天喊地。你姥姥不敢爬上干井去說騾子在哪兒，胡子見了女人沒有放過的。后來胡子燒了我們家，騾子保住了，你姥爺死了……”

與其說母親是在講給我們幾個孩子聽，莫如說更是在自言自語，更是一種回憶的特殊方式。這些烙在我頭腦里的記憶碎片，就是我對母親的身世的全部了解。加上“孟家崗”那個不明確的地方。

母親她在沒有成為我的母親之前拴在貧困生活中多災多難的命運就是如此。

后來她的命運與父親拴在一起仍是和貧困拴在一起。

后來她成了我的母親又將我和我的兄弟妹妹拴在了貧困上。

梁曉聲（左一）與媽媽、大哥及弟弟妹妹

我們扯著母親褪色的衣襟長大成人，在貧困中她盡了一位母親最大的責任……我對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對母親的同情形成的。我不抱怨我扒過樹皮撿過煤核的童年和少年，因為我曾是分擔著貧困對母親的壓迫，并且生活亦給予了我厚重的饋贈——它教導我尊敬母親及一切以堅忍捧抱住艱辛的生活，絕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

在這一個淫雨瀟瀟的孤獨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親。隔窗有楊樹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

那一年我的家被“圍困”在城市里的“孤島”上——四周全是兩米深的地基壑壕、拆遷廢墟和建筑備料。幾乎一條街的住戶都搬走了，唯獨我家還無處可搬。因為我家租住的是私人房產——房東欲握機向建筑部門勒索一大筆錢，而建筑部門認為那是無理取鬧，結果直接受害的是我們一家。正如我在小說《黑紐扣》中寫的那樣，我們一家成了城市中的“魯濱遜”。

小姨回到農村去了，在那座兩百余萬人口的城市，除了我們的母親，我們再無親人。而母親的親人即是她的幾個小兒女。母親為了微薄的工資在鐵路工廠做臨時工，出賣一個底層女人的廉價的體力。翻砂——那是男人都干得很累很危險的重活。

臨時工談不上什么勞動保護，全憑自己在勞動中格外當心。稍有不慎，便會被鐵水燙傷或被鑄件砸傷壓傷。母親幾乎沒有哪一天是不帶著輕傷回家的，母親的衣服被迸濺的鐵水燒了片片的洞。

母親上班的地方離家很遠，沒有就近的公共汽車可乘，即便有，母親也必舍不得花五分錢一毛錢乘車。母親每天回到家里的時間，總在七點半左右，吃過晚飯，往往九點來鐘，我們上床睡，母親則坐在床角，將僅僅二十支光的燈泡吊在頭頂，湊著昏暗的燈光為我們補綴衣褲。當年城市里強行節電，居民不允許用超過四十支光的燈泡。而對于我們家來說，節電卻是自愿的，因那同時也意味著節省電費。代價亦是慘重的。母親的雙眼就是在那些年里熬壞的。至今視力很差。有時我醒來，仍見燈亮著。仍見母親在一針一針，一線一線地縫補，仿佛就是一臺自動操作而又不發出聲響的縫紉機。或見燈雖亮著，而母親卻肩靠著墻，頭垂于胸，補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親就是那么睡了一夜。清晨，在我們橫七豎八陳列一床酣然夢中的時候，母親已不吃早飯，帶上半飯盒生高粱米或生大餅子，悄無聲息地離開家，迎著風或者冒著雨，像一個習慣了獨來獨往的孤單旅者似的“翻山越嶺”，跋出連條小路都沒給留的“圍困”地帶去上班。還有不少日子，母親加班，則我們一連幾天甚至十天半月見不著母親的面兒。只知母親昨夜是回來了，今晨是剛走了。要不燈怎么挪地方了呢？要不鍋內的高粱米粥又是誰替我們煮上的呢？

才三歲多的小妹想媽，哭鬧著要媽。她以為媽沒了，永遠再也見不到媽了。我就安慰她，向她保證晚上準能見到媽，為了履行我的諾言，我與困頓抵抗，堅持不睡。至夜，母親方歸。精疲力竭，一心只想立刻放倒身體的樣子。

我告訴母親小妹想她。

“嗯，嗯……”母親倦得邊閉著眼睛脫衣服，一邊說，“我知道，知道的。別跟媽媽說話了，媽困死了……”話沒說完，摟著小妹便睡了。

第二天，小妹醒來又哭鬧著要媽。我說：“媽媽是摟著你睡的！不信？你看這是什么？……”枕上深深的頭印中，安歇著幾根母親灰白的落發。我用兩根手指捏起來給小妹看：“這不是媽媽的頭發嗎？除了媽媽的頭發，咱家誰的頭發這么長？”

小妹亦用兩根手指將母親的落發從我手中捏過去，神態異樣地細瞧；接著放下在母親留于枕上的深深地被汗漬所染的頭印中，趴在枕旁，守著，好似守著的是母親……

最堪憐是中秋、國慶、新年、春節前夕的母親，她每日只能睡上兩三個小時。

五個孩子都要新衣穿，沒有，也沒錢買。母親便夜夜地洗、縫、補、漿。若是冬季里，洗了上半夜搭到外邊去凍著，下半夜再取回屋里，烘烤在煙筒上。母親不敢睡，怕焦了著了。母親是太剛強的女人，她希望我們在普天同慶的節日，沒條件穿件新衣服，也要從里到外穿得干干凈凈。盡管是打了補丁的衣服，還想方設法美化我們的家。

家像地窖，像窩，像上丘之間的窩。土地，四壁落土，頂棚落土。它使不論多么神通廣大的女人為它而做的種種努力，都在幾天內變為徒勞。母親卻常說：“蜜蜂螞蟻還知道清理窩呢，何況人！”母親拼盡她那毫無剩余可談的精力，也非要使我們的家在短短幾天的節日里多少有點像樣不可。“說不定會有什么人來！”母親心懷這等美好的愿望，頗喜悅地勞碌著。然而沒有個誰來。沒有個誰來母親也并不覺得掃興和失望。生活沒能將母親變成個懊喪的怨天怨地的女人。母親分明是用她的心鍥而不舍地銜著一個樂觀。那樂觀究竟根據什么？當年的我無從知道，如今的我似乎知道了，是母親默默地望著我們時目光中那含蓄的欣慰。她生育了我們，她就要把我們撫養成人。她從未懷疑她不能夠。母親那樂觀當年所根據的也許正是這樣的信念吧？唯一的始終不渝的信念。

我們依賴于母親而活著。像蒜苗之依賴于一棵蒜。當我們到了被別人估價的時候，母親已被我們吸收空了。沒有財富和知識。母親是位一無所有的母親。她奉獻滿腔滿懷不溫不冷的心血供我們吮咂！母親啊，媽！我的老媽媽！我無法寬恕我當年竟是那么不知心疼您、體恤您。

是的，我當年竟是那么不知心疼和體恤母親。我以為母親就應該是那樣任勞任怨的。我以為母親天生就是那樣一個勞碌不停而又不覺累的女人。我以為母親是累不垮的。其實母親累垮過很多次。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在我們做夢的時候，幾回母親癱軟在床上，暗暗恐懼于死神找到她的頭上了。但第二天她總會連她自己也不可思議地掙扎了起來，又去上班……

她常對我們說：“媽不會累的，這是你們的福分。”

我們不覺得是福分，卻相信母親累不垮。

在北大荒，我吃過大馬哈魚。肉呈粉紅色，肥厚、香。烏蘇里江或黑龍江的當地人，習慣用大馬哈魚肉包餃子視為待客的佳肴。

前不久我從電視中又看到大馬哈魚：母魚產子，小魚孵出，想不到它們竟是靠慣食它們的母親而長大的。母魚痛楚地翻滾著，扭動著，瞪大它的眼睛，張開它的嘴和它的腮，攪得水中一片紅。卻并不逃去，直至奄奄一息，直至狼藉成骸……

我的心當時受到了極強烈的刺激。我瞬間聯想到長大成人的自己和我的母親，聯想到我們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一切曾在貧困之中和仍在貧困之中堅忍頑強地撫養子女的母親們。她們一無所有，她們平凡、普通、默默無聞，最出色的品德可能仍是堅忍。除了自己的堅忍，她們無可依靠。然而她們也許是最對得起她們兒女的母親！因為她們奉獻的是自己。想一想那種類乎本能的奉獻真令我心酸。而在她們的生命之后不乏好男兒，這是人類最最持久的美好啊！

我又聯想到另一件事：小時候母親曾買了十幾個雞蛋，叮囑我們千萬不要碰碎，說那是用來孵小雞的。小雞長大了，若有幾只母雞，就能經常吃到雞蛋了。母親滿懷信心，雙手一閑著，就拿起一個雞蛋，握著，捂著，輕輕摩挲著。我不信那樣雞蛋里就會產生一個小生命。有天母親拿著一個雞蛋，走到燈前，將雞蛋貼近了燈對我說：“孩子，你看！雞蛋里不是有東西在動嗎？”

我看到了，半透明的雞蛋中，隱隱地確實有什么在動。

母親那只手也變成了紅色的。那是血色呀！血仿佛要從母親的指縫滴落下來！……

“媽媽，快扔掉！”我撲向母親，奪下了那個蛋，摔碎在地上——蛋液里，一個不成形的丑陋的生命在蠕動。我用腳去踩踏，不是宣泄殘忍，而是源自恐懼。我覺得那不成形的丑陋的生命，必是由于通過母親的雙手吸了母親的血才變出來的！我抬起頭望母親，母親臉色那么蒼白，我內心里充滿了恐懼，愈加相信我想的是對的。我不要母親的心血被吸干！不管是哪一個被我踩死了踏死了無形的丑陋的生命，還是萬惡的貧困！因為我太知道了，倘我們富有，即使生活在腐朽的棺材里，也會有人高興來做客，無論是節日抑或尋常的日子，并且隨身帶來種種禮物……

“不，不！”我哭了。我嚷：“我不吃雞蛋了！不吃了！媽媽，我怕……”

母親怒道：“你這孩子真罪孽！你害死了一條小生命！你怕什么？”

我說：“媽媽我是怕你死……它吸你的血……”母親低頭瞧著我，怔了一刻，默默地把我摟在懷里，摟得很緊……小雞終于全孵出來了，一個個黃絨似的，活潑可愛。它們漸漸長大，其中有三只母雞。以后每隔幾日，我們便可吃到雞蛋了。但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敢吃，對那些雞我卻有著一種特殊的情感，視它們為通人性的東西，覺得它們有著一種血緣般的關系……

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共和國也處在同樣艱難的時間。國營商店只賣一種肉——“人造肉”，淘米泔水經過沉淀之后做的。糧食是珍品，淘米泔水自然有限。

“人造肉”每戶每月只能按購貨本買到一斤。后來由于加工收集不到足夠生產的淘米泔水，“人造肉”便難以買到了。用如今的話說，是“搶手貨”，想買到得“走后門兒”。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為人民服務”節目中，熱情宣傳河溝里的一層什么綠也是可以吃的，那叫“小球藻”，且含有豐富的這個素那個素，營養價值極高……母親下班更晚了。但每天帶回一兜半兜榆錢兒。我驚奇于母親居然能爬到樹上去擼榆錢兒。然而那就是她在廠里爬上一些高高的大榆錢樹擼的。“有‘洋辣子’嗎？”我們洗時，母親總要這么問一句。我們每次都發現有，我們每次都回答說沒有。我們知道母親像許多女人一樣，并不膽小，卻極怕葉上的“洋辣子”那類毛蟲。

榆錢兒當年對我們來說是佳果。我們只想到母親可別由于害怕“洋辣子”就不敢給我們再擼榆錢兒了。如果月初，家中有糧，母親就在榆錢兒中拌點豆面，和了鹽，蒸給我們吃。好吃。如果沒有豆面，母親就做榆錢兒湯給我們喝。不但放鹽，還放油。好喝。

有天母親被工友攙了回來——母親在樹上擼榆錢兒時，忽見自己遍身爬滿“洋辣子”，驚掉下來……我對母親說：“媽，以后我跟你到廠里去吧，我比你能爬樹，我不怕‘洋辣子’……”母親撫摸著我的頭說：“兒啊，廠里不許小孩進。”第二天，我還是執拗地跟母親去上班了。無論母親說什么，把門的始終搖頭，堅決不許我進廠。我只好站在廠門外，眼睜睜瞧著母親一人往廠里走，不回家，我想母親就絕不會將我丟在廠外的。不一會兒，我聽到母親在低聲叫我。見母親已在高墻外了，向我招手。我趁把門的不注意，沿墻溜過去，母親趕緊扯著我的手跑，好大的廠，好高的墻。跑了一陣，跑至一個墻洞口，工廠從那里向外排污水，一會兒排一陣，一會兒排一陣。在間隔的當兒，我和母親先后鉆入到了廠里。面前榆林乍現，喜得我眉開眼笑。心內不禁就產生了一種自私的占有欲——都是我家的樹多好！那我就首先把那個墻洞堵上，再養兩條看林子的狗，當然應該是兇猛的狼狗！

母親囑咐我：“別到處亂走。被人盤問就講是你自己從那個洞鉆進來的。千萬別講出媽媽，要不媽媽該挨批評了！走時，可還要鉆那個洞！”母親說完，便匆匆離開了。

我擼了滿滿一糧袋榆錢兒，從那個洞鉆出去，扛在肩上，心內樂滋滋地往家走，不時從糧袋中抓一把榆錢兒，邊走邊吃。

結果我身后跟隨了一些和我年齡差不多的孩子，饞涎欲滴地瞅著我咀嚼的嘴。

“給點兒！”

“給點兒吧！”

“不給，告訴我們在哪兒的樹上擼的也行！”

我不吭聲，快快地走。

“再不給就搶了啊！”

我跑。

“搶！”

“不搶白不搶！”

他們追上我，推倒我。搶……

我從地上爬起時，“強盜”們已四處逃散，連糧袋兒也搶去了。我怔怔地站著，地上一片踏爛的綠。我懷著憤恨走了。回頭看，一位老嫗在那兒撿……

母親下班后，我向母親哭述自己的遭遇，凄凄慘慘戚戚。母親聽得很認真。凡此種種，母親總先默默聽，不打斷我的話，耐心而憐憫的樣子。直至她的兒女們覺得沒什么補充的了，母親才平靜地做出她的結論。

母親淡淡地說：“怨你。你該分給他們些啊，你擼了一口袋呀！都是孩子，都挨餓。你那么小氣，他們還不搶你嗎？往后記住，再碰到這種事兒，惹人家動手搶之前，先就主動給，主動分。別人對你滿意，你自己也不吃虧……”

母親往往像一位大法官，或者調解員，安撫著勸慰著小小的我們與社會的血氣方剛的沖突，從不長篇大論一套套地訓導。一向三言兩語，說得明明白白，是非曲直，盡在諄諄之中。并且表現出仿佛絕對公正的樣子，希望我們接受她的邏輯。我們接受了，母親便高興，夸我們：好孩子。而母親的邏輯是善良的邏輯，包含有一個似無爭亦似無奈的“忍”字。僅僅為使母親高興，我們也唯有點頭而已。

可能自幼忍得太多了吧，后來于我的性格中，遺憾地生出了不屈不忍的逆反。如今三十九歲的我，與人與事較量頗多，不說傷疤累累，亦是擦傷遍體。每每咀嚼母親過去的告誡，便厭惡自己是個犟種。懺悔既深久，每每地克己地玩味起母親傳給我的一個“忍”字。或反之逆反，或曰“二律背反”也未嘗不可。卻又常于“克己復禮”之后而疑問重重。弄不清作為一個人，那究竟是好呢還是不好？……

一場雨后，榆錢兒變成了榆樹葉。榆樹葉也能做“小豆腐”，做榆樹葉湯，滑滑溜溜的，仿佛湯里加了粉面子。然而母親廠里的食堂將那片榆樹林嚴密地看管起來了，榆樹葉成了工人叔叔和阿姨的佐餐之物。

別了，暄騰騰的“小豆腐”……

別了，綠汪汪的“滑溜溜”……

別了，整個兒那一片使我產生強烈的占有欲并幻想飼以狼狗嚴守的榆樹林……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分配原則，可做“小豆腐”、可做“滑溜溜”的榆樹葉兒“共產”起來，原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兒。倒是我那占為己有的陰暗的心思，于當年論道起來，很有點兒自發的資產階級利己思想的意味兒。不過我當年既未懺悔，也未詛咒過。

母親依然有東西帶給我們，鼓鼓的一小布包——扎成束的狗尾巴草。狗尾巴草不能做“小豆腐”吃，不能做“滑溜溜”喝，卻能編毛茸茸的小狗、小貓、小兔、小驢、小駱駝……

母親總有東西帶回給每日里眼巴巴地盼望她下班的孤苦伶仃的孩子們。母親不帶點什么，似乎就覺得很對不起我們。不論何種東西，可代食的也罷，不可代食的也罷。稀奇的也罷，不稀奇的也罷，從母親那破舊的小布包抖摟出來，似乎便都成了好東西。哪怕在別的孩子們看來是些不屑一顧的東西。重要的僅僅在于，我們感受到母親的心里對我們懷著怎樣的一片慈愛。那乃是艱難歲月里絕無僅有的營養供給高貴的“代副食”啊！母親是深知這一點的。

某天，放學回家的路上，我被一輛停在商店門口的馬車所吸引。瘦馬在蔭涼里一動不動，仿佛處于思考狀態的一位哲學家。老板子躺在馬車上睡覺，而他頭下枕的，竟是豆餅，四分之一塊啊！

我同學中有一個是區長的兒子，有次他將一個大包子分給我和幾個同學吃，香得我們吃完了直咂嘴巴。

“這包子是啥餡的？”

“豆餅！”

“豆餅？你們家從哪兒弄的豆餅？”

“他爸是區長嘛！”

我們不吭聲了。

豆餅是艱難歲月里一位區長的特權，就是豆餅……

我繞著那輛馬車轉了一圈兒，又轉一圈兒，猜測那老板子真是睡著了，就動手去抽那塊豆餅。老板子并未睡著，四十來歲的農村漢子微微睜開眼瞅我，我也瞅他。

他說：“走開。”

我說：“走就走。”

偷不成，只有搶了！我猛地從他頭下抽出了那四分之一塊豆餅，嚇得他的頭在車板上咚地一響。他又睜開了眼，瞅著我發愣。我也看著他發愣。

“你……”

我撒腿便跑，抱著那四分之一塊豆餅，沉甸甸的。

“豆餅！我的豆餅！站住！……”懵怔中的老板子待我跑開了挺遠才明白過來是怎么一回事，邊喊邊追我。

我跑得更快了，像只袋鼠似的，在包圍著我的家的復雜地形中逃竄，自以為甩掉了追趕著的尾巴，緊緊張張地撞入家門。

母親愕問：“怎么回事？哪兒來的豆餅？”

我著急忙慌，前言不搭后語地說：“媽快把豆餅藏起來……他追我！……”卻仍緊緊抱著豆餅，蹲在地上喘作一團。

“誰追你？”“一個……車老板……”

“為什么追你？”

“媽你就別問了！……”

母親不問了，走到了外面，我自己將豆餅藏到箱子里，想想，也往外跑。

“往哪兒跑？”母親喝住了我。

“躲那兒！”我朝沙堆后一指。

“別躲！站這兒。”

“媽！不躲不行！他追來了，問你，你就說根本沒見到一個小孩子！他還能咋的？……”

“你敢躲起來！”母親變得異常嚴厲，“我怎么說，用不著你教我！”

只見那持鞭的老板，洶洶地出現，東張西望一陣，向我家這兒跑來。他跑到我和母親跟前，首先將我上下打量了足有半分鐘。因我站在母親身旁，竟有些不敢貿然斷定就是我奪了他的豆餅，手中的鞭子不由背到了身后去。

“這位大姐，見一個孩子往這邊跑了嗎？抱著不小一塊豆餅……”

我說：“沒有沒有！我們連個人影也沒看見！”

“怪了，明明是往這邊跑的啊！”他自言自語地嘟囔，我挺大個老爺們兒，倒被這個孩子明搶明奪了，真是跟誰講誰都不相信。”他悻悻地轉身欲走。

“你別走。”不料母親叫住他，說，“你追的就是我兒子。”

他瞪著我，又瞪著母親，似欲發作，但克制著，幾乎是有幾分低聲下氣地說：“大姐你千萬別誤會，我可不是想怎么你的兒子！鞭子……是順手一操……還我吧，那是我今明兩天的口糧啊……”一副農村人在城里人面前明智的自卑模樣。

母親又對我說：“聽到了嗎？還給人家！”我悻悻地回到屋里，從糧柜內搬出那塊豆餅，不情愿地走出來，走到老板子跟前，雙手捧著還他。他將鞭桿往后腰帶斜著一插，也用雙手接過，瞧著，仿佛要看出是不是小了。

母親羞愧地說：“我教子不嚴，讓你見笑了啊！你心里的火，也該發一發。或打或罵，這孩子隨你處置！……”

“老大姐，言重了！言重了！我不是得理不讓人的人，算了算了，這年頭，好孩子也餓慌了！……”他反而顯得難為情起來。

“還不鞠個躬，認個錯！”在母親嚴厲目光的威逼之下，我被人按著腦袋似的，向那車老板鞠了個草草的躬。

我家的斧頭，給一截劈柴夾著，就在門口。車老板一言不發，拔下斧頭，將豆餅墊在我家門檻上，嘿嘿幾下，砍得豆餅碎屑紛落，砍為兩半。他一手拿起一半，雙手同時地掂了掂，遞給母親一半，慷慨地說：“大姐，這一半兒你收下！”

“那怎么行，這是你的干糧啊！”母親婉拒。老板子硬給，母親婉拒不過，只好收了，進屋去，拿出兩個窩窩頭和一個咸菜疙瘩給那車老板。又輪到那車老板拒而不收，最后呢，見母親一片真心實意，終于收了。從頭上摘下單帽，連豆餅一塊兒兜著，連說：“真是的，真是的，倒反過來占了你們個大便宜，怪不像話的！……”他在圍困著我們家的地基壕壑、沙堆、廢墟和石料場之間擇路而去，插在后腰帶上的長桿兒鞭子，似“天牛”的一條觸角。

“你呀，今天好好想想吧！”直至吃晚飯前，母親只對我說了這么一句話。

不理睬我，也不吩咐我干什么活兒。而這是比打我罵我，更使我悲傷的。端起飯碗時，我低了頭，囁嚅地說：“媽，我錯了……”

“抬頭。”我罪人一般抬起頭，不敢迎視母親的目光。

“看著媽。”母親臉上，莊嚴多于譴責。

“你們都記住，討飯的人可憐，但不可恥。走投無路的時候，低三下四也沒什么。偷和搶，就讓人恨了！別人多么恨你們，媽就多么恨你們！除了這一層臉面，媽什么尊貴都沒有！你們誰想丟盡媽的臉，就去偷，就去搶……”母親落淚了。

我們都哭了……

夏天和秋天扯著手過去了，冬天咄咄地來了。我愛過冬天，大雪使我家周圍的一切骯臟都變得潔白一片了；我怕過冬天，寒冷使我家孤零零的低矮的小破屋變成了冰窖。

那一年冬天我們有了一個伴兒——一條小狗。我在放學回家的路上發現了它，被大雪埋住，只從雪中露出雙耳。它絆了我一跤。我以為是條死狗，用腳撥開雪才看出它還活著，快凍僵了。它引起了我的憐憫。于是它有了一個家，我們有了一個伴兒。一條漂亮的小狗，白色、黑花，波蘭奶牛似的。脖子上套著皮圈兒，皮圈兒上綴著一個小銅牌兒，小銅牌兒上壓色出個“3”。它站立不穩，常趴著。走起來踉踉蹌蹌，前足抬得高高的，不顧一切地一踏，于是下巴也狠狠觸地。幸虧下巴觸地，否則便一頭栽倒了。喂它米湯喝，竟不能好好喝。嘴在破盆四周亂點一通，五六遭方能喝到一口米湯。起初我以為它是只瞎狗，試它眼睛，卻不瞎。而那雙怯怯的狗眼，流露著無限的人性，哀哀地乞憐著。我便懷疑它不過是被凍的。它漂亮而笨拙，如同一個患羊癇瘋的漂亮的小女孩，它那雙褐色的狗眼，不但是通人性的，且仿佛是充分女性的。我并未因其笨拙而產生厭惡。弟弟妹妹們也是。

我們那么需要一個小朋友，而它可以被當成一個小朋友，就是這樣。

母親下班回到家里，呆呆地瞅著那狗吃和走的古怪樣子，愣了半晌，驚問：“這是什么？”

我回答：“狗。”

“扔出去！”母親大吼，“快給我扔出去！”

我說：“不！”

弟弟妹妹們也齊聲嚷：“不扔！不扔！”

“都不聽話啦？”母親一把抓起了笤帚，高舉著先威脅的是我，“看我挨個兒打你們！”

我趕緊護住頭：“就不許我們喜歡個什么東西嗎？”

弟弟妹妹們也齊聲表示抗議：“就不許我們養條喜歡的狗嗎？就不許我們有個撿來的伴兒嗎？”

母親吼道：“不許！”笤帚卻高舉著，沒即刻落到我頭上。我大膽爭辯：“你說過的，對人要心善！”“可它不是人！”母親舉著的手臂放下了，“人都吃糠咽菜的年月，喂它什么？

還是這么條狗！”我說：“我那份飯分它吃。”弟弟妹妹們也說：“還有我們！”母親長長嘆了口氣，逐個兒瞧我們，垂下了手臂。在一中住讀的哥哥那天晚上也回家了，研究地望著那條狗說：“我知道了，

這是條被醫院里做實驗的狗，跑出來了！老師帶我們到醫院參觀過，那些狗脖子上掛的都是這種編了號碼的小銅牌兒，肯定做的是小腦實驗，所以它失去平衡機能了，生物課本上講到過這一點。不養它，它死路一條……”

可憐的我們的小朋友！母親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不知是因狗，還是因她的兒女們集體的發難。寬容的我們的母親……

那一條狗，也是可以和我們在雪地上玩耍的。感謝上帝，它的大腦里的人性是沒被人做過什么實驗的。它那種古怪的滑稽的笨拙的動態，使我們發出一串串笑聲，足以安慰我們幼小的孤獨的心靈。雪地上留下一片片生動的足跡，我們的和狗的……

一天上午，趴在窗前朝外望的三弟突然不安地叫我：“二哥你快看！”外面，幾個大漢在指點雪地上的足跡，他們朝我家走來。“是想搶我們的狗吧？”我也不安了，惶惶地將“3號”藏入破箱子內，將小妹抱到箱子蓋上坐著。他們高叫：“我們是打狗隊的！”大漢們在敲門了。“我們家沒養狗！”然而他們闖入家中。“沒養狗？狗腳印一直跑到你家門口！”“它死了。”“死了？死了的我們也要！”“我們留著死狗干什么？早埋了。”“埋了？埋哪兒？領我們去挖出來看看！”“房前屋后坑坑洼洼的，埋哪兒我們忘了。”他們不相信，卻不敢放肆搜查，這兒瞧瞧，那兒瞅瞅，大掃其興地走了……“他們既然是打狗隊的，既然沒相信你們的話，就絕不會放過它的……”晚上，母親為我們的“小朋友”表現出了極大的擔心。

我說：“媽，你想辦法救它一命吧！”

母親問：“你們不愿失去它？”

我和弟弟妹妹們點頭。

母親又問：“你們更不愿它死？”

我和弟弟妹妹們仍點頭。

“要么，你們失去它；要么，你們將會看到打狗隊的人，當著你們的面兒活活打死它，你們都說話呀！”

我們都不說話。

母親從我們的沉默中明白了我們的選擇。

母親默默地將一個破箱子騰空，鋪一些爛棉絮，放進兩個摻了谷糠的窩窩頭，最后抱起“3號”，放入箱內，我注意到，母親撫摸了一下小狗。

我將一張紙貼在箱蓋里面兒，歪歪扭扭地寫的是——別害它命，它曾是我們的小朋友。

我和母親將箱子搬出了家，拴根繩子，我們拖著破箱子在冰雪上走。月光將我和母親的身影映在冰雪上。我和母親的身影一直走在我們前邊。不是在我們身后或在我們身旁，一會兒走在我們身后一會兒走在我們身旁的是那一輪白晃晃的大月亮。

不知道為什么月亮那一個晚上始終跟隨著我和我的母親。半路我撿了一塊冰坨子放入破箱子里。我想“3號”它若渴了就舔舔冰吧！我和母親將破箱子遺棄在離我家很遠的一個地方……

第二天是星期日。母親難得休息一個星期日，近中午了母親還睡得很實。我們難得有和母親一塊兒睡懶覺的時候，雖早醒了也都不起。失去了我們的“小朋友”，我們覺得起早也是個沒意思。

“堵住它！別讓它往那人家跑！”

“打死它！打呀！”

“用不著逮活的！給它一锨！”

男人們興奮的聲音亂喊亂叫。

“媽！媽！”

“媽媽！”我們焦急萬分地推醒了母親。

母親率領衣帽不齊的我們奔出家門，見冬季停止施工的大樓角那兒，圍著一群備料工人。

母親率領我們跑過去一看，看見了吊在腳手架上的一條狗，皮已被剝下一半兒，

一個工人還正剝著。

母親一下子轉過身，將我們的頭攏在一起，摟緊，并用身體擋住我們的視線。“不是你們的狗！孩子們，別看，那不是你們的狗……”然而我們都看清了——那是“3號”，是我們的“小朋友”。白黑雜色的漂亮的小狗，剝了皮的身軀比饑餓的我們更顯得瘦，小女孩般的通人性的眼睛死不瞑目……母親抱起小妹，扯著我的手，我的手和兩個弟弟的手扯在一起。我們和母親匆匆往家走，不回頭，不忍回頭。我們的“小朋友”的足跡在離我家不遠處中斷了，一攤血仿佛是個句號。自稱打狗隊的那幾個大漢，原來也是備料工人。不一會兒，他們中的一個來到了我家里，將用報紙包著的什么東西放在桌上。母親狠狠地瞪他。他低聲說：“我們是餓急眼了……兩條后腿……”母親說：“滾！”他垂了頭往外便走。母親喝道：“帶走你拿來的東西！”他的頭低得更低，轉身匆匆拿起了送來的東西……

雨仍在下，似要停了，卻又不停，窗前瑟縮的瘦葉是被洗得綠生生的了。偶爾還聞一聲寂寞的蟬吟。我知道的，今天準會有客來敲我的家門——熟悉的，還是陌生的呢？我早已是有家之人了。弟弟妹妹們也都早是有家之人了。當年貧寒的家像一只手張開了，再也攥不到一起。母親自然便失落了家，歇棲在她兒女們的家里。

在她兒女們的家里有著她極為熟悉的東西——那就是依然貧寒，受著居住條件的限制，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母親和父親兩地分居。那楊樹的眼睛隔窗瞅我，愣愣地呆呆地瞅我。古希臘和古羅馬雕塑低沉的眼睛，大抵都是那樣子的，冷靜而漠然。但愿誰也別來敲我的家門，但愿。在這一個孤獨的日子讓我想念我的老母親，深深地想念……

我忘不了我的小說第一次被印成鉛字時的那份兒喜悅。我日夜祈禱的就是這回事兒。真是的，我想我該喜悅，卻沒怎么喜悅。避開人我躲在一個地方哭了，那一刻我最想我的母親……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經是1963年了。那地方，一條條小胡同仿佛煙鬼的黑牙縫，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疥瘡，饑餓對于普通的人們的嚴重威脅畢竟開始緩解。我是小學五年級的學生了，我已經有三十多本小人書了。

“媽，剩的錢給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著吧。”

買糧、煤、劈柴回來，我總能得到幾毛錢。母親給我，因為知道我不會亂花，只會買小人書。每個月都要買糧買煤買劈柴，加上母親平日給我的一些鋼镚兒，漸漸積攢起就很可觀，積攢到一元多，就去買小人書。當年小人書便宜，厚的三毛幾一本，薄的才一毛幾一本。母親從不反對我買小人書。

我還經常去租小人書。在電影院門口、公園里、火車站。有一次火車站派出所一位年輕的警察，沒收了我全部的小人書，說我影響了站內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號啕大哭。我用頭撞墻。我的小人書是我巨大的財富，我覺得我破產了，從綽綽富翁變成了一貧如洗的窮光蛋。我絕望得不想活。想死。我那可憐的樣子，使母親為之動容。于是她帶我去討還我的小人書。

“不給！出去出去！”車站派出所年輕的警察，大檐帽微微歪戴著，上唇留撇小胡子，一副葛列高利那種桀驁不馴的樣子。母親代我向他承認錯誤，代我向他保證以后絕不再到火車站租小人書，話說了許多，他煩了，粗魯地將母親和我從派出所推出來。

母親對他說：“不給，我就坐臺階上不走。”

他說：“誰管你！”砰地將門關上了。

“媽，咱們走吧，我不要了……”我仰起臉望著母親，心里一陣難過。親眼見母親因自己而被人呵斥，還有什么事比這更令一個兒子內疚的？

“不走。媽一定給你要回來！”母親說著，就在臺階上坐了下去。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條手臂摟著我。

另外幾位警察出出進進，連看也不看我們。

“葛列高利”也出來了一次：“還坐這兒？”

母親不說話，不瞧他。

“嘿，靜坐示威……”他冷笑著又進去了……

天漸黑了。派出所門外的紅燈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獨眼，自上而下虎視眈眈地瞪著我們。我和母親相依相偎的身影被臺階斜折為三折，怪誕地延長到水泥方磚廣場，淹在一汪紅暈里。我和母親坐在那兒已經近四小時。母親始終用一條手臂摟著我。我覺得母親似乎一動也沒動過，仿佛被一種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兒了。

我想我不能再對母親說——“媽，我們回家吧！”那意味著我失去的是三十幾本小人書，而母親失去的是被極端輕蔑了的尊嚴，一個自尊的女人的尊嚴。我不能夠那樣說……

幾位警察走出來了，依然并不注意我們，紛紛騎上自行車回家去了。終于“葛列高利”又走出來了：“嗨，我說你們想睡在這兒呀？”母親不看他，不回答，望著遠處的什么。“給你們吧！”“葛列高利”將我的小人書連同書包扔在我懷里。母親低聲對我說：“數數。”語調很平靜。我數了一遍，告訴母親：“缺三本《水滸》。”母親這才抬起頭來，仰望著“葛列高利”，清清楚楚地說：“缺三本《水滸》。”他笑了，從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書扔給我，嘟囔道：“喲嗬，還跟我來這一套……”母親終于拉著我起身，昂然走下臺階。“站住！”“葛列高利”跑下了臺階，向我們走來，他走到母親跟前，用一根手指將大檐帽往上捅了一下，接著抹他的那一撇小胡子。我不由得將我的“精神食糧”緊抱在懷中。母親則將我扯近她身旁，像剛才坐在臺階上一樣，又用一條手臂摟著我。“葛列高利”以將軍命令兩個士兵那種不容違抗的語言說：“等在這兒，沒有我的允許不準離開！”我惴惴地仰起臉望著母親。“葛列高利”轉身就走。他卻是去攔截了一輛小汽車，對司機大聲說：“把那個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一直送到家門口！”

我買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是《青年近衛軍》，一元多錢。母親還從來沒有一次給過我這么多錢。我還從來沒有向母親一次要過這么多錢。我的同代人們，當你們也像我一樣，還是一個小學五年級學生的時候，如果你們也像我一樣，生活在一個窮困的普通勞動者家庭的話，你們為我做證，有誰曾在決定開口向母親要一元多錢的時候，內心里不缺少勇氣？

當年的我們，視父母一天的工資是多么非同小可啊！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衛軍》想得整天失魂落魄，無精打采。我從同學家的收音機里聽到過幾次《青年近衛軍》長篇小說連續廣播。那時我家的破收音機已經賣了，被我和弟弟妹妹們吃進肚子里了。直接吃進肚子里的東西當然不能取代“精神食糧”。我那時還不知道什么叫“維他命”，更沒從誰口中聽說過“卡路里”，但頭腦卻喜歡吞“革命英雄主義”，一如今天的女孩子們喜歡嚼泡泡糖。

在自己對自己的慫恿之下，我去到母親的工廠向母親要錢。母親那一年被鐵路工廠辭退了，為了每月三十元的收入，又在一個街道小廠上班。一個加工棉膠鞋幫的中世紀奴隸作坊式的街道小廠。

一排破窗，至少有三分之一埋在地下了。門也是，所以只能朝里開。窗玻璃臟得失去了透明度，烏玻璃一樣。我不是邁進門而是躍進門去的。我沒想到門里的地面比門外的地面低半米。一張踏腳的小條凳權做門里臺階，我踏翻了它，跌進門的情形如同掉進一個深坑。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親為我們掙錢的那個地方。空間非常低矮。低矮得使人感到心里壓抑。不足兩百平方米的廠房，四壁潮濕頹敗，七八十臺破縫紉機一行行排列著，七八十個都不算年輕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縫紉機后。因為光線陰暗，每個女人頭上方都吊著一只燈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開，七八十個女人的身體和七八十只燈泡所散發的熱量，使我感到猶如身在蒸籠。

那些女人熱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還是男人的背心，暴露出相當一部分豐厚或者干癟的胸脯，千奇百怪。氈絮如同褐色的重霧，如同漫漫的雪花，在女人們在母親們之間紛紛揚揚地飄蕩。而她們不得不一個個戴著口罩。女人們母親們的口罩上，都有三個實心的褐色的圓。那是因為她們的鼻孔和嘴的呼吸將口罩浸濕了，氈絮附著在上面。女人們母親們的頭發、臂膀和背心也差不多都變成了褐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覺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頂洞人時期的女人們母親們之間。我呆呆地將那些女人們母親們掃視一遍，卻發現不了我的母親。七八十臺破縫紉機發出的噪聲震耳欲聾。

“你找誰？”一個用竹篾拍竹氈絮的老頭對我大聲嚷，卻沒停止拍打，毛茸茸的褐色的那老頭像一只老雄猿。

“找我媽！”

“你媽是誰？”

我大聲說出了母親的名字。

“那兒！”老頭朝最里邊的一個角落一指。

我穿過一排縫紉機，走到那個角落，看見一個極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彎曲著，頭湊近在縫紉機機板上。周圍幾只燈泡的電熱烤我的臉。

“媽……”

“媽……”

背直起來了，我的母親，轉過身來了，我的母親。骯臟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眼神兒疲竭的我熟悉的一雙眼睛吃驚地望著我，我的母親的眼睛。母親大聲問：“你來干什么？”“我……”“有事快說，別耽誤媽干活！”“我……要錢……”我本已不想說出“要錢”兩字，可是竟說出來了！“要錢干什么？”“買書……”“多少錢？”“一元五角就行……”母親翻出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龜裂的手指點著。旁邊一個女人停止踏縫紉機，向母親探過身，喊：“大姐，別給！沒你這么當媽的！供他們吃，供他們穿，供他們上學，還供他們看圖書哇！……”又對我喊：“你看你媽這是在怎么掙錢？你忍心朝你媽要錢買圖書哇！……”母親卻已將錢塞在我手心里了，大聲回答那個女人：“誰叫我們是當媽的啊！我挺高興他愛看書的！”母親說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彎曲了背，立刻又將頭俯在縫紉機機板上，立刻又陷入手腳并用的機械忙碌狀態……那一天我第一次發現，我的母親原來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個老女人了！那時我努力要回憶起一個年輕母親的形象，竟回憶不起母親她何時年輕過。

那一天我第一次覺得我長大了，應該是一個大人了，并因自己15歲了才意識到自己應該是一個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難當，無地自容。我鼻子一酸，攥著錢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毛錢給母親買了一聽水果罐頭。“你這孩子，誰叫你給我買水果罐頭的？不是你說買書，媽才會舍得給你錢的嗎？”那一天母親數落了我一頓，數落完了我，又給我湊足了買《青年近衛軍》的錢……

我想我沒有權利用那錢再買任何別的東西，無論為自己還是為母親。從此我有了第一本長篇小說……后來我有了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牤》、《勇敢》、《幸福》、《紅旗謠》……我再也沒因想買書而開口向母親要過錢。

我是大人了，我開始掙錢了——拉小套。在火車站貨運場、濟虹橋坡下、市郊公路上……我用自己辛辛苦苦掙的錢買書時，你尤其會覺得你買的乃是世界上最值得花錢、最好的東西。于是我有了三十幾本長篇小說。十五歲的我愛書如同女人之愛美，向別人炫耀我的書是我當年最大的虛榮。

三年后幾乎一切書都成了“毒草”。學校在燒書。圖書館在燒書。一切有書的家庭在燒書。自己不燒，別人會到你家里查抄，結果還是免不了被燒，普通的人們的家庭只剩下了一個人的書，并且要擺在最顯眼的地方。街道也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執行委員會”——使命之一也是挨家挨戶查抄“毒草”焚燒之。

“老梁家的，聽說你們這個院兒里，頂數你們家孩子買的黑書多啦，通通交出來吧！”面對闖入家中的人們，母親鎮定地聲明：“我是文盲，不知哪些書是黑書。”“除了毛主席和林副統帥的書，全是黑書，毒草。這個簡單明白的革命道理文盲也是應該懂得的！”“我兒子的書，我已經燒了，燒光了，現時我家只有那幾本紅寶書啦。”母親指給他們看。他們懷疑。母親便端出一盆紙灰：“怕你們不信，所以保留著紙灰給你們驗證。若從我家搜出一本黑書，你們批判我。”“聽說你兒子幾十本書呢，就燒成這么一盆紙灰？”“都燒了，十來盆呢。我不過只保留了一盆給你們看。”母親分外虔誠老實的樣子。他們信了。他們走時，母親問：“那么這一盆紙灰我也可以倒了吧？”他們善意地說：“別倒哇！留著，好好保留著。我們信了，興許我們今后再來查一遍的人們還不信呀，保留著是有必要的！”

紙灰是預先燒的舊報，我的書，早已在母親的幫助下，糊在頂棚上了。我下鄉前，撕開糊棚紙，將書從頂棚取下，放在一只箱子里，鎖了，藏在床下最里頭。我將鑰匙交給母親時說：“媽，你千萬別讓任何人打開那箱子。”

母親鄭重地接過鑰匙：“你放心下鄉去吧！若是咱家失火了，我也吩咐你弟弟妹妹們搶救那箱子。”

我信任母親。但我離開城市時，心懷著深深的憂郁。我的書我的一個世界上了鎖，并且由我的母親像忠仆一樣替我保管，我沒有什么可不放心的。然而誰來替我分擔母親的愁苦呢？即使是能夠分擔一點點？

我知道，不久三弟也是要下鄉的，接著將會輪到四弟。那么家中就只剩下挑不動水的妹妹、瘋了的哥哥和我瘦小的憔悴的積勞成疾的母親了！我們將只能和父親一樣，從相反的兩個方向——大東北和大西北遙遙地關注我們日益破敗的家了……

母親越是剛強地隱藏著愁苦，我越是深深地憐憫母親。上帝保佑，我的家并未失過火。卻因房屋深陷地下，如同母親掙錢的那個小廠一樣，夏季里不知被雨水淹了多少次。

一九七九年，時隔五載，我第一次從北京回去探家，幫助母親從家中清除破爛東西，打床底下拖出那只挺沉的箱子，它布滿了滑溜溜的霉苔。

我問母親：“媽，這箱子里裝的什么呀？”母親看著，回憶著，和我一樣想不起來。

“媽，把打開這鎖的鑰匙給我……”

“媽也記不清楚哪把鑰匙是開這把鎖的了，你試試吧！”母親從兜里掏出一串鑰匙給我。

鎖已銹死，哪一把鑰匙也打不開，最后被我用磚頭砸開了。掀開箱蓋，一股霉味直沖鼻腔。一箱子書成了一箱子發黃的碎紙。碎紙中有幾個粉紅色的小小的生命在鉆動，像剛剛被剁下來的保養得極潤的女人手指。我砰地關上了那箱子蓋，并用雙手使勁按住，仿佛箱子內有一個面目猙獰的魔鬼。即使將世界裝在那樣一口箱子里也是會發霉的。

“那箱子里到底是什么啊？”母親困惑地又問了一句……

父親帶著一顆受了傷的心離開北京回四弟家中去住了，我致信三弟希望母親能到北京來住。這是一九八五年的事。算起來我有六年未見母親了。父親的走，使我更加想念母親。我心中常被一種潛在的恐慌所滋擾，我總覺得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伏在距離我很近的日子里，當它突然躍到我跟前時，我不知如何承受那悲哀和內疚和慚愧。

母親便很快來到了北京。母親是感知到了我的心情嗎？我和妻每夜宿在辦公室，將我們那十三平方米的小小居室讓給了母親和安徽小阿姨秀華和我們三歲半的兒子。一老一少兩個女人和一個孩子夜夜擠在一張并不寬大的硬床上。

母親滿口全是假牙了。

母親的眼病更嚴重了。

“你是她什么人？”在積水潭醫院眼科，醫生對母親的雙眼仔細檢查了一番后，冷冷地問我。

“兒子。”

“為什么到了這種地步才來看？”

我無言以對，我知道弟弟妹妹們為了治好母親的眼睛，已是付出了許多兒女的義務和孝心，我也聽出了醫生話中譴責的意味。

“眼翳是難以去除了，太厚，手術效果不會理想的，而且也極可能傷到瞳仁……”

“那——至少，是應該可以植假睫毛的吧？……”可憐的母親，雙眼連一根睫毛也沒有了，喪失了保護的眼睛常被炎癥所苦。

“應該想到的事，你不認為你想到的有些晚了嗎？眼皮已經這么松弛了，植了假睫毛還是會向內翻，更增加痛苦。”

“那……”

“多大年紀了？”

“六十七了。”

“哦，這么大年紀了……開幾瓶常用藥水吧，每天給你母親點幾次，保持眼睛衛生……這更現實些……”

我攙扶著母親，兜里揣著幾瓶眼藥水，緩慢地往醫院外面走。

默默地我不知對母親說什么話好。十五歲那一年，我去到母親為養活我們而掙錢的那個地方的一幕幕情形，從此以后更經常地浮現在我腦際，竟至使我對類似踏破縫紉機的一切聲音和一切近于褐色的顏色產生極度的敏感。

“兒，你替媽難過了？別難過，醫生說得對，媽這么大年紀了，治好治不好的又怎么樣呢！……”

八歲的兒子，有著比我在十五歲時數量多的“書”——卡通連環畫冊、《看圖識字》、《幼兒英語》、《智力訓練》什么什么的。妻的工資并不高，甚至可以說是“低收入階層”，卻很相信“智力投資”這一類宣傳。如這等模樣的書，妻也看，兒子也看，因為妻得對兒子進行啟蒙式教育，倘我在寫作，照例需要相對的安靜，則必得將全部的書攤在床上或地下，一任兒子作踐，以擺脫他片刻的糾纏。結果更值得同情的不是我，而是他的那些“書”。

觸目皆是兒子的“書”，將兒子的爸爸的“讀物”從隨手可取排擠到無可置處，我覺得憤憤不平，看著心亂。既要將自己的書進行“堅壁清野”，又要對兒子的“書”采取“三光政策”，定期對兒子那些被他作踐得很慘的“書”加以掃蕩，毫不吝惜。

這時候，母親每每跟著我踱出家門，站于門口，望我將那些“書”扔到哪兒去了，隨后撿回，如是頻頻，我不知覺。

一天，我跨入家門，又見滿床滿桌全是幼兒讀物的雜亂情形，正在擺布的卻不是兒子，而是母親。漿糊、剪刀、紙條，一應俱全。母親正在粘那些“書”。那些曾被兒子作踐得很慘被我扔掉過的“書”。母親唯恐我心煩，慌慌地立刻就要收起來。

我拿起一冊翻看，母親粘得那么細致。我說：“媽，別粘了。粘得再好，梁爽也是不看的，這些書早對他失去吸引力了！”母親說：“我尋思著，扔了怪讓人心疼的不是……要不讓我都粘好，送給別人家孩子吧，也比扔了強呀！”我說：“破舊的，怎么送得出手？沒誰要，媽你瞧，你也不是按著頁碼粘的，隔三差五，你再瞧這幾頁，粘倒了啊！……”母親說：“唉，我這眼啊，要不寄給你弟弟妹妹們的孩子，或者托人捎給他們？”我說：“千里迢迢，給弟弟妹妹們的孩子寄回去捎回去一些破的舊的畫冊？弟弟妹妹們心里不想什么，弟妹們和弟媳妹夫還不取笑我？”母親說：“那……我真是白粘了嗎？……就非扔不可了嗎？粘好保存起來，過幾年，梁爽他長大了幾歲，再給他看，興許他又像沒看過似的吧？”我說：“也可能，媽你愿粘，就粘吧。粘成什么樣都沒關系，我不心煩。”于是我和母親一塊兒粘。收音機里播著一支歌：

舊鞋子穿破了不扔為何？老先生老太太他們實在太啰唆……

我想像我這樣的一個兒子，是沒有任何權利嘲弄和調侃窮困在我的母親身上造成的深痕的。在如今的消費心理和消費方式的對比之下，這一點并不太使我這個兒子感到可笑，卻使我感到它在現實中的格格不入的投影是那么凄涼而又咄咄逼人。

我必莊重。對于我的母親所做的這一切似乎沒有意義的事情，我必莊重。我認為那是母親的一種權利。一種特權。我必服從。我必虔誠。我不能連母親這一點點權利都缺乏理解地剝奪了！我知道床下，柜下，還藏著一些飲料筒兒、餅干盒兒、雜七雜八的好看的小瓶兒什么的，對于十三平方米的居室，它們完全是多余之物，毫無用處。我裝作不知。是的，我必莊重。它沒什么值得嘲弄和調侃的。倘發自于我，是我的丑陋。盡管我也不得不定期加以清除，但絕不當著母親的面，并且不忍徹底，總要給母親留下些她也許很看重的……一天，我囑咐小阿姨秀華帶母親到廠內的浴室洗澡。母親被燙傷了，是兩個鄰居架回來的。我問鄰居：“秀華呢？”她們說她仍在洗。我從沒對小阿姨表情嚴厲地說過話。但那一天我生氣了，待她高高興興地踏進家門之后，我板起臉問她：“奶奶燙傷了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呀！”“知道你還繼續洗？”“我以為……不嚴重……”“你以為……你以為！那么你當時都沒走到奶奶身邊兒去看看了？我怎么囑咐你的！……”母親見我吼起來，連說：“是不嚴重，是不嚴重，你就別埋怨她了……”半個多月內，母親默默忍受著傷痛。沒說過一句抱怨之詞。母親又失去了假牙。母親一天將假牙取下泡在漱口杯里，被粗心大意的小阿姨連水潑掉了。母親沒法兒吃東西了，每頓只能喝粥。我正要帶母親去配牙那一天，妹妹拍來了電報。我看過之后，撕了。母親問：“什么事？”我說：“沒什么事。”“沒什么事哪會拍電報？”母親再三追問。盡管我不愿意，但終于不得不告訴母親——長住精神病院的大哥又出院了……母親許久未說話。我也許久未說話。

到辦公室去睡覺之前，我低聲問母親：“媽，給你訂哪天的火車票？”

母親說：“越早越好，越早越好。我不早早回去，你四弟又不能上班了！”母親分明更是對自己說。

我求人給母親買到了兩天后的火車票，走時，母親囑咐我：“別忘了把那瓶灌油和那卷藥布給我帶上。”

我說：“媽，你燙的傷還沒好？”

母親說：“好了。”

我說：“好了還用帶？”

母親說：“就快好了。”

我說：“媽，我得看看。”

母親說：“別看了。”

我堅持要看，母親只好解開了衣襟——母親干癟的胸脯前仍是一大片未愈的燙傷的潰面！我的心疼得抽搐了。我不忍直視，轉過臉說：“媽，我不能讓你這樣走！”

母親說：“你也得為你四弟的難處想想啊！”

母親走了，帶著一身燙傷，失落了她的假牙；留下的，是母親的臨時掛號證，上面寫著眼科醫生草率的字——已無手術價值。

今年春季，大舅患癌癥去世了。早在1964年，老舅已經去世了。母親的家族，如今只活著母親一個女人了，老而多病，如同一段枯朽的樹根，且仍擔負著一位老母親對子女們的種種的責任感。那將是母親至死也無法擺脫得了的。

我想我一定要在母親悲痛的時候回到母親身旁去，我想如果我不去就簡直太渾蛋了！于是我回到了哈爾濱。

母親更瘦更老更憔悴了，真正的就好似根雕一個樣子！母親面容之上仿佛并無悲痛。那一副漠漠然的神態令我內心酸楚。母親其實已沒有絲毫能力擔負她的責任和使命了呀！母親好比是一只老貓，命在旦夕，只有關注著她的親人和兒女們在這個世界上艱難地死去的份兒了！母親那蒼老的生命大概已完全喪失了體現她內心悲痛和憐憫之情的活力了吧？

在四弟家里，只有我和母親兩個人的時候，母親強打起她最后的尊嚴，問我：“你寫的那篇叫《雪城》的書，為什么鬧得滿世界風風雨雨？”

我緘默。

“為了稿費？”

“媽……不是……”

“不是？那究竟為什么？”“聽著，媽和你爸從來沒指望你當什么作家。你既然已經是了，就要好好兒地當。媽和你爸都這么大年紀了，別在我們活著的時候，給我們丟臉……”“媽……不是……”“可報上是這么說的，你弟弟也是這么認為的，連你媽和你弟弟都不能原諒你的事，你還覺著自己沒多大錯嗎？……”“媽，我錯了！我一定記住您老人家的話！……”那一刻，我真想給母親跪下，告訴母親我心里的實話——為了好好兒當一個作家，我活得多么苦多么累！母親對我已無他求。“不會干別的才寫小說”——這一句話恰恰應了我的情況。在這大千世界上我已別無選擇，沒了退路！母親，放心吧。我會記住你的話，一輩子！

若有人問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將我的老母親老父親接到我的身邊來，讓我為他們盡一點兒人子的孝心。然而我知道，這愿望幾乎等于是一種幻想是一個泡影。在我的老母親和老父親活著的時候，大致是可以這樣認為的。

我最最衷心地虔誠地感激哈爾濱市政府為我的老父親和老母親解決了晚年老有所居的問題。使他們還能和我的四弟住在一起。若無這一恩德降臨，在這家原先那被四個家庭三代人和一個精神病患者分居的二十六平方米的低矮殘破的生存空間，我的老母親老父親豈不是只有被擠到天棚上去住嗎？像兩只野貓一樣！而父親作為我們共和國的第一代建筑工人，為我們的共和國付出了三十余年汗水和力氣。

我的哈爾濱我的母親城，身為一個作家，我卻沒有也不能夠為你做些什么實際的貢獻！這一內疚是為終生的疚慚。梁曉聲他本非銜恩不報之人！對于那些讀了我的小說《潰瘍》給我寫來由衷的信，愿真誠地將他們的住房讓出一間半間暫借我老母親老父親棲身的人們，我也永遠地對你們懷著深深的感激。這類事情的重要意義是，表明我們的生活中畢竟還存在著善良。我們北影一幢新樓拔地而起。分房條例規定：副處以上干部，可加八分，得一次全國獎之藝術人員，可加二分，我只得過三次全國中短篇小說獎，填表前向文學部參加分房小組的同志核實，他同情地說：“那是指茅盾獎而言，普通的全國獎不算。”我自忖得過三次普通的全國中短篇獎已屬文壇幸運兒，從不敢做得三次茅盾獎的美夢。而命運之神即使偏心地只擁抱我一個人，三次茅盾獎之總分也還是比一位副處長少二分，而我們共和國的副處長該是作家人數的幾百倍呢？

母親嗬，您也要好好兒地活著呀！您可要等啊！您千萬要等啊！求求您了，母親！母親嗬，在您那憂愁的凝聚滿了苦澀的內心里，除了希望您的兒子“好好兒地”當一個作家，再就真的別無所求了嗎？……

淫雨是停歇了。瘦葉是靜止了。這一個孤獨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親。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楊樹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瞅著想念母親的我。鄰家的孩子在唱著一首流行的歌：

楊樹楊樹生生不息的楊樹，就像那媽媽一樣，誰說赤條條無牽掛？……

由我的老母親聯想到千千萬萬的幾乎一代人的母親中，那些平凡的甚至可以認為是平庸的在社會最底層喘息著蒼老了生命的女人們，對于她們的兒子，該都是些高貴的母親吧？一個個寫來，都是些充滿了苦澀的溫馨和堅忍之精神的故事吧？

我之愀然是為心作。

本文轉自：老知青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