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爸爸、媽媽結婚到我出生，這段時間，天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爸爸、媽媽結婚后的四個月，德國宣布投降，歐洲戰爭結束；再過三個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戰爭結束。

這些大事，在上海鬧得天翻地覆，但鄉下卻不知道。沒有報紙，沒有公路，沒有學校，無從知道外面的消息。四鄉村民都過著最原始的日子，種稻，養蠶，捕魚，自給自足，又總是不足。真正統治這些村落的，是土匪和惡霸。

祖母回鄉后面對這種情況，立即明白只有一個地方可去，那就是到吳山廟去念佛。這位在上海叱咤風云的社會活動家，喪失了所有的社會資源，便在佛堂里為一個個死去的親人超度。

這天佛堂里一起念佛的有七八個中老年婦女。閉著眼睛的祖母突然聽到有輕輕的腳步聲在自己跟前停下了，連忙睜開眼睛，只見這所小廟的住持醒禪和尚站在面前。祖母趕緊站起身來，醒禪和尚便目光炯炯地說：“剛才金仙寺的大和尚派徒弟來通報，日本人已經在昨天宣布無條件投降！”

“無條件投降？”祖母低聲重復了一句，大顆的眼淚立即奪眶而出。那幾個中老年婦女驚訝地問她怎么回事，她只向醒禪和尚深深鞠了一躬，便立即轉身回家，她要在第一時間把這個驚天動地的消息告訴我媽媽。

身后，醒禪和尚正在向那些婦女興奮地解釋。

祖母回家給我媽媽一說，媽媽說“這事必須馬上告訴我爸”，便匆匆出門，去了朱家村。外公聽到這個消息后，站在天井里抬頭看了一會兒天，然后不緊不慢地走到墻角，彎腰旋出一壇酒，拿一個小頭輕輕敲開壇口的封泥。

外婆說：“廚房里那半壇還沒有喝完呢，又開？”

外公說：“這事太大，半壇不夠。”

他用長柄竹勺從酒壇里取出酒，倒在一個很大的青邊瓷碗里，端起來，走到大廳前面的前庭中央。他把酒碗舉到額頭，躬身向南，然后直起身子，把酒碗向南方潑灑。做完這個動作，他又拿著那個青邊瓷碗返身回里間，仍然用長柄竹勺向酒壇取酒，再端到前庭中央，向東潑灑。接著，再重復兩次，一次向西，一次向北。

四個方向都潑灑完了，他向我媽媽揮一揮手，說：“阿秀，今天你要陪我喝酒！”

媽媽說：“爸，我陪你喝幾口。現在那邊家里只有婆婆一個人，我要早點回去。”

媽媽回到余家，祖母仔細問了外公聽到消息之后的反應，然后說：“阿秀，今天晚上多點一盞燈吧。”

媽媽說：“好，把那盞玻璃罩燈點上！”

當時余家村點的燈，都是在一個灰色的煤油碟上橫一根燈草。那盞玻璃罩燈是媽媽的嫁妝，在余家村算是奢侈品了。媽媽點亮那盞燈后，又說：“我把它移到窗口吧。”

祖母說：“對，移到窗口。”

窗外，一片黑暗。媽媽知道，如果在上海，今天晚上一定是通宵游行，祖母會帶領著難民收容所的大批職員出來參加全民歡慶。

“我去炒點花生吧。”祖母說著站了起來。

“好，我來幫你。”媽媽跟著向廚房走去。

過了七天，媽媽特地上街，去看看掛郵箱的南貨店有沒有上海來的快信。

一問，剛到。媽媽站在街角趕快拆開，果然是爸爸來通報日本投降消息的。但信后有一段話，使媽媽緊張起來。

爸爸在信里說，我的姑媽余志杏，已經在歡慶抗日戰爭勝利的那個晚上，當街向民眾宣布，與她的那個革命戰友正式結婚。當時像他們一樣宣布結婚的，有十幾對。到第二天，姑媽才突然醒悟，這事祖母知道了一定會生氣，但已經來不及了，她決定過些天帶著丈夫一起到鄉下向祖母請罪。爸爸在信中要媽媽先對祖母作一點試探。

那天吃過晚飯后，媽媽對祖母講述爸爸的來信。她繪聲繪色地稱贊上海青年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夜的狂歡場面，又故作輕松地說到很多戀人當場宣布結婚，祖母聽了，笑得合不攏嘴。

我是坐著汽車上廬山的。在去九江的長江輪上聽一位熟悉廬山的小姐說，上廬山千萬不能坐車，一坐車就沒味，得一級一級爬石階上去才有意思。她一邊詳盡地告訴我石階的所在，一邊又開導我：“爬石階當然要比坐車花時間花力氣，但這石階也是現代修的，古人上山連這么一條好路都沒有呢。”她的話當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時天已擦黑，我又有一個裝著不少書籍的行李包，只略作遲疑我就向汽車站走去。廬山的車道修得很好，只見汽車一層層繞上去，氣溫一層層冷下來，沒多久，枯嶺到了。枯嶺早已儼然成為一座小城，只逛蕩一會兒就會忘了這竟然是在山頂。但終究又會醒過神來，覺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廬山，下榻在一個規模不小的賓館里，實在有點對不起古人。是啊，連船上不相識的小姐都拿著古人來誘惑我，而我還是貪圖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丟棄了它對人們的阻難，也就隨之丟棄了它對世俗的超拔，那還能構得成跨時空的精神溝通么？

古代文人上廬山，自然十分艱苦。他們只憑著兩條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溝。當時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學士都不強壯，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