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西南邊陲，硝煙未盡。

在那段跌宕起伏的歲月里，一個曾經在講臺上高談闊論的黃埔教官，卻成了昔日學生軍靴下的俘虜。

兩代軍人，一次重逢，陳賡笑問：“老師，學生這一招怎么樣啊”。

這位老師是誰？這又是一場怎樣的風云？

云南王

1949年12月的昆明，街巷之間，議論聲低沉，人們在米鋪、茶館、城墻角的暗影下交頭接耳，談論著一個名字——盧漢。

這個曾在云南叱咤風云的“云南王”，正悄然改寫屬于這座城市、這片土地的命運走向。

彼時的盧漢，并不只是國民黨西南一隅的統兵者，更是一個身處夾縫的決策者。

他的每一步走向，不僅牽動著滇中百萬人的安危，也成了國共雙方在西南最后角力中的關鍵棋子。

從1949年夏起，國共之間的對抗形勢已然一邊倒。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摧枯拉朽，徹底打碎了蔣介石苦心維系的防線。

在華東和華中相繼解放后，國民政府退守西南，意圖以山高林密的地理優勢筑起最后的屏障，負隅頑抗。

這時的蔣介石不再是南京城中意氣風發的“總裁”，而是一個孤注一擲的政客，把希望寄托在殘存的幾位地方勢力身上，其中就包括了盧漢。

但盧漢不是蔣的嫡系，更不是一個甘心為“黨國”殉身的死士。

他看得比許多人更明白，也更實際。

憑他手頭那點兵馬，未必就能守得住昆明，若是負隅頑抗，這樣的代價自己承受不來。

于是，他開始暗中與中共接洽，一邊高舉“固守滇中”的旗幟，一邊為“和平起義”悄然搭建舞臺。

中共方面極為重視這次“和平解放”的可能性。

真正的考驗出現在1949年12月9日。

這天傍晚，盧漢面無表情地走進云南省政府的會議廳，宣布了那個改變歷史的決定：“自即日起，云南全境起義，接受中國人民解放軍領導。”

話音落下，廳內死寂片刻后爆發出一陣嘈雜，有人驚呼，有人憤怒，有人看見曙光。

而對昆明的百姓而言，這卻是天大的好消息。

他們終于不必面對城破后的烽火與刀兵，不必擔心孩子被抓壯丁，不必提心吊膽地過每一個夜晚。

有人燒香放炮，有人自發寫標語貼在墻上，“歡迎解放軍”“云南人民盼太久”等字句隨處可見。

可就在這片歡騰之中，一股更大的暗流正在逼近。

蔣介石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他馬上調動滯留貴州、廣西的殘余國民黨軍隊，命令湯堯率部重返云南，意圖以“昔日之師”收回昆明。

盧漢也不是沒有準備，他早已下令封鎖交通、加強戒備，調動起義部隊布防滇黔要道。

只要守住昆明一線，贏得時間，等到解放軍主力到來，這場搏命的豪賭就能贏。

“我們不是為了誰，是為了老百姓不再流血。”

反撲計劃

云南起義的消息像是一聲悶雷，這不僅意味著國民黨在大陸又失去一塊最后的戰略屏障，更是對蔣介石威望的一次致命打擊。

在內憂外困之下，蔣介石不得不將目光投向了一個舊人——湯堯。

湯堯出生黃埔，曾任教官，辦事果敢，心狠手辣。

更關鍵的是，湯堯曾在云南任職多年，熟悉地形，擁有殘余人脈。

蔣介石知道，若要在昆明重整乾坤，只能靠他孤注一擲。

于是，他親自召見湯堯。

湯堯心中明鏡似的，他知道這是一次送命的征召。

盧漢已降，此番回滇，不過是被推上祭壇的替罪羊。

但蔣介石手段老辣，他不僅搬出“忠誠與使命”的舊辭，還暗示道：

“你若成事，家眷可保；你若拒命，則后果自負。”

一語中的，點到了湯堯的死穴。

不到三天，湯堯就秘密登上了前往越南的軍機，從那里潛入滇南，開始為反攻昆明做準備。

最先被召集的是原駐昆明周邊、因盧漢起義而失散的國民黨殘部。

這些軍隊雖早已軍心渙散，但仍有近萬兵力，可供調配。

隨后，蔣介石又特令駐守貴州的第八軍和滇黔交界的第二十六軍南調，歸湯堯節制，合計兵力四萬余人。

面對這一批“爛泥部隊”，湯堯開始進行一場急就章式的整編。

他以“收復昆明、重振云南”為名，張貼檄文，喊出“三日奪城、七日定亂”的口號，還允諾戰后“可自由掠奪三日”，以激士氣。

同時，他在滇黔公路沿線修筑臨時工事，將兵力重點部署在進入昆明的幾條交通要道上，企圖切斷城內與外界的聯系。

在具體部署中，第八軍為主攻，走滇黔正線；第二十六軍為協攻，從側翼北繞；另有兩個混編團，潛伏于昆明東南方向，預備包抄。

在宣傳戰上，湯堯同樣下了血本。

他命人空投傳單到昆明城區，還派飛機投送軍需物資，意圖擾亂城中人心。

只是這些動作雖聲勢浩大，實則早已被我黨識破。

中共情報人員早在湯堯回滇前，便已滲透其部署。

陳賡所部第十三軍正從廣西迅速北上，而貴州方面，劉鄧指揮的第二野戰軍也已提前做出反應。

湯堯或許還沉浸在“收復昆明”的幻夢中，仿佛幾十年前那個黃埔講臺上叱咤風云的日子依舊。

可以為學生終究斗不過老師，未曾想到的是，此時的“學生”，早已將一場無形的戰局布在他腳下，正悄然收緊包圍的絞索。

風雨欲來

1949年12月16日，昆明城外，一場生死較量，正悄然逼近。

湯堯率領的國民黨軍隊早已在滇黔公路沿線完成布防，他下令第八軍和第二十六軍兵分兩路，以突擊之勢直插昆明腹地。

昆明守軍此時不過數千人，且大多是盧漢率領的起義軍，裝備簡陋，彈藥緊缺。

面對這一切，盧漢并未后悔，一旦退讓，便意味著云南重新陷入戰火，意味著起義不僅功敗垂成，還將背負“反復無常”的罵名。

他站在省政府三樓，低聲對身邊將領道：

“只要能挺過這幾日，陳賡同志的援軍就到。”

守城的準備早已開始，起義軍十個團全部集結，民兵和學生組織也臨時編入協防序列，后勤人員甚至動用了老舊火槍和寒酸的土炸彈。

人手雖少，卻士氣高漲，誓言“寧死不降”。

昆明機場戰事尤為慘烈，這是敵軍進攻的第一目標，同時也是守軍最艱難的決策點。

起義軍一個團死守機場外圍，與敵激戰十余小時，陣地數次易手。

盧漢接到情報后，果斷下令放棄機場，轉而死守馬家營、金汁河等幾個戰略要點，“以土抗鐵”，寸土不讓。

夜幕降臨，昆明城區在火光照映下宛若煉獄。

但就在此時，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傳來——來自貴州的第二野戰軍一個師，已于當晚穿越夜林，迂回敵后。

與此同時，廣西方向的陳賡所部，也進入滇南邊境，援軍的影子，出現在戰士們的視野中。

12月17日凌晨，守軍依托工事，發動反攻。

有的士兵打光子彈后，用刺刀與敵人搏殺；有的連隊只剩下最后一排人，也不肯后撤。

民眾也參與戰斗，有老者提著汽油瓶上陣，有婦女遞送彈藥，甚至還有少年摸黑潛入敵軍后方破壞物資。

敵軍雖兵多勢眾，卻沒有料到昆明守軍如此頑強。

湯堯坐鎮，日夜焦急，親信軍官也開始動搖：“再打下去，我們自己都撐不住了。”

18日，昆明外圍的戰事陷入膠著。

敵軍再次集中兵力猛攻昆明火車站，意圖切斷南北補給線。

那天，戰斗持續整整一晝夜，據說一個連長在最后時刻點燃手雷，與五名敵兵同歸于盡；另一位傷員爬到列車頂上引爆炸藥，阻斷敵軍裝甲車進入。

正當敵軍準備投入最后一波主力時，陳賡的先頭部隊抵達滇南與邊縱隊會合，迅速展開反包圍。

敵軍后路被截，士氣崩潰，許多士兵丟盔棄甲，向西南方向潰退，戰場頓時由攻轉守。

20日深夜，昆明城終于恢復平靜。

街巷中依舊殘留彈痕與血跡，醫院里躺著大批傷員，但人們的眼神里，卻閃著劫后余生的光。

而湯堯的夢，在戰局逆轉的那一刻，已開始崩塌。

師生較量

1950年1月蒙自城內的街道空空蕩蕩，幾乎無人走動，偶有幾名持槍巡邏的士兵也都面色凝重，步履倉促。

湯堯沒想到，原本信誓旦旦要“收復昆明”的戰役，竟會以如此潰敗收場。

曾經自詡“老黃埔的刀鋒”，如今卻成了喪家之犬。

但湯堯并不死心，他早已在蒙自布下一條逃生退路。

這個毗鄰越南的小城，既有可供緊急撤離的機場，又有山地、河道與邊境接壤，是他為“失敗后全身而退”預留的最后一招。

于是，當昆明戰事失利的消息傳來后，他第一時間下令撤軍，并密令軍需處將大批金銀、重要文件及家眷物資轉送至機場。

他準備好了，一旦情勢不妙，立即乘飛機離境，棄軍自保。

但他未料到，他的“學生”陳賡早已看穿了這一切。

就在昆明解放戰役結束后，陳賡便斷然下令：“停止正面追擊，轉為圍堵。”

等到解放軍兵鋒直指蒙自外圍，敵警備團被徹底擊潰，機場跑道被炸毀，通訊中斷。

湯堯終于驚覺：退路被切斷了。

陳賡下令發起總攻，一隊隊戰士在槍林彈雨中穿街過巷，迅速包圍蒙自城心。

此時的湯堯，正坐在指揮部后門的一輛吉普車上，幾名親兵準備將其護送出逃。

車子剛駛出兩百米，一聲炸雷般的槍響后，前方警衛連被一鍋端，湯堯頓時臉色慘白。

他沒有想到，戰場竟逼至咫尺，熟悉的“黃埔戰術”，此刻竟成了別人拿捏他的底牌。

最終他被特戰隊搜出時，衣衫不整，腳下只穿著一只鞋。

俘虜之初，湯堯仍不服氣，他在戰俘營中故作強硬，大聲嚷嚷：

“你們的陳賡呢？我是他老師，怎么也不來見我一面？”

他的話傳到陳賡耳中，引起士兵們一陣憤怒。

畢竟這位“老師”，在戰爭初期曾揚言“打下昆明，放兵三日搶掠”，多少人家因此寢食難安，多少戰士因此流血犧牲。

如今敗了，反倒高高在上地要“學生拜見”，可笑至極。

但陳賡沒有生氣，他反倒親自來到湯堯面前，神情淡定：

“老師，學生這招，您覺得如何？”

湯堯一時間無言以對。

舊制度下的驕兵悍將，終究逃不過新中國鐵血意志的洗禮。

蒙自一夢，終成牢籠，湯堯敗得不冤，只是他臨終前也許都未想明白：

他輸的，不只是兵法，而是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