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毛澤東在一些人生關節點上的重要選擇，總引起人們無盡的回味和遐思。比如，早年毛澤東曾有過三次離開眾人汲汲之路而另辟它途的選擇：一是早年放棄赴法勤工儉學；二是大革命中回湖南搞農運；三是八七會議后毅然“上山”。他的這些“獨辟蹊徑”的選擇，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01

留學熱潮中，選擇立足國內做調研

毛澤東早年曾主張“大留學政策”，去國外求學本是他的夙愿，在新民學會（注：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在長沙組織成立的進步組織）成立初，他就計劃過去日本，但未成行。不久，各地掀起赴法勤工儉學的熱潮，許多后來成為共產黨人的有志青年都紛紛奔涌而去，毛澤東也于1919年春組織大批新民學會會員赴法。但他本人卻選擇留在國內，轉回湖南當了一名小學教師。

為什么作出這樣的選擇？毛澤當時的解釋是：第一，是“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可以在“較短的時間求得較多的知識”；第二，“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恐怕有些困難。不如在現在做了”。

事實上，毛澤東對于留學目的有著十分清晰的認識：總要先把需解決的問題搞清楚了，再去尋找可能的答案，才能有的放矢。總之，毛澤東這種清醒鎮靜的態度，確實體現出特立獨行的氣質和勇氣。

當日后毛澤東成就了偉業，人們頗贊嘆毛澤東這次選擇的“先見之明”。其實，問題并非這么簡單。在當時，雖然毛澤東在國內從事革命工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在黨內的地位卻并不如選擇了赴法留學的人，更不必說留法學生群體后來也大多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精英。可見，選擇留學還是放棄，本身并不能說明哪種選擇更為高明，而如果僅看這一次選擇，也難以看清毛澤東特立獨行的性格。

毛澤東在中共“一大”上的表現，就很有意思。毛澤東是新民學會的領軍人物，湖南黨組織的創建者。但在“一大”關于建黨原則的尖銳爭論中，很少聽到他的聲音。參會的李漢俊、劉仁靜、李達等都精通外文，飽讀馬克思著作，在會上慷慨陳詞，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經常用英語大聲演說。而毛澤東在整個會議上，除了負責記錄外，只發過一次言，這與他在湖南為革命活動奔走的形象判若兩人?；氐介L沙后，毛澤東便借養病的時間抓緊讀書，特別是“把英文作為主課，每天多少必讀幾句，誠已曉得非讀不可了”！為什么呢？這與他當時計劃在國內再作幾年準備，然后赴外國求學恐怕有關系。

沒有留學經歷，毛澤東一直引為遺憾，以至于后來“學英文”成了他的一個小小情結，到了晚年還在擠時間學習。

02

大革命中，選擇前往鄉村搞農運

歷史走到1924年底至1925年初，毛澤東又作了一次選擇。這次是因“嚴重的神經衰弱”，他離開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回湖南養病。從他回鄉后不知疲倦地積極進行農村調查、開展農運來看，毛澤東的病是出于精神困擾。

此間，關于中國共產黨如何與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是一個大難題。毛澤東原本與黨內大多數人一樣，堅決反對這種特殊的合作方式，但經過建黨后兩年領導工人運動的實踐，他逐漸感到聯合陣線對于革命斗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共“三大”上關于是否接受黨內合作的激烈爭論中，毛澤東贊成黨內合作。

毛澤東贊成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是認為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可以獲得更多施展才能的機會和平臺，可不想失去本黨的主動性和獨立性，所以，他在工作中與國民黨右派的斗爭十分堅決。

國民黨“一大”后，毛澤東作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被派往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并逐漸成為這個“國共群英會”的共方核心人物，與該部國民黨右派葉楚傖的斗爭日益公開化。

1924年11月，孫中山北上途經上海，毛澤東向他面呈自己領銜抨擊右派的信，孫中山卻無暇處理，葉楚傖等人趁機“用盡辦法，把毛趕走”。加上積勞成疾，毛澤東就告假回湖南養病去了。據說葉楚傖為此特宴請上海執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慶賀”。

不過，毛澤東與國民黨右派的斗爭失利，和陳獨秀的指導思想也不無關系。由于共產國際在聯合陣線中過分看重國民黨的作用，要求共產黨“一切工作歸國民黨”，陳獨秀多番抵制而無效，遂不得不聽從共產國際的訓令，向國民黨步步退讓，導致中國共產黨人放不開手腳，處處被動挨打。

為了解決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的做法，主要是不停地開會討論，與鮑羅廷爭辯，實在不行，就向共產國際遠東局寫信申訴和控告。這些方法，都因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全力扶持國民黨、不允許奪取領導權也不允許退出黨外而無一奏效。

在苦耗心神而無效之后，毛澤東采取了“退一步海闊天空”的辦法，避開針鋒相對的政治斗爭，也靜靜地思考下一步的路。沒想到，他回鄉之后，卻意外發現了農村革命欣欣向榮的火熱場景，重新燃起希望之火，“心病”由此祛除大半，積極開展起調查研究，搞起農民運動來。這是毛澤東把目光從城市轉向農村的一個重要契機。

03

危機關頭，選擇“上山”

毛澤東的第三次重要選擇，就是眾所周知的“上山”了。

“上山”之說未必是毛澤東的首創，據曾擔任過瞿秋白秘書的羊牧之回憶，早在中共“五大”剛剛閉幕不久，當時的中共中央常委瞿秋白就指出：汪精衛與蔣介石的暗中勾結，已逐漸轉向公開了，我們極有可能要被迫“上梁山”，要求下面的同志做“上山”的準備。

瞿秋白表達的應是當時不少中國共產黨人的同感，他們都多少受到過中國古代“逼上梁山”式的農民暴動經驗的影響。毛澤東后來也說過，“上山”是逼出來的。但當時“上山”的含義可能還不十分明確，是喻指“被迫進行武裝反抗”，而未必實指“上井岡山”或者“去偏僻農村”。

而當國共合作破裂，黨內討論湖南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武裝應如何對付敵人的搜捕和屠殺的時候，毛澤東大膽地正式提出的“上山”主張，就是一個明確而具體的戰術策略了，因“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可以保存革命力量。

有這樣一個細節耐人尋味：“八七會議”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十分欣賞毛澤東農民運動實踐及其總結的瞿秋白，邀請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毛澤東卻回答：我不愿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

“上山”和“住高樓大廈”，這兩種選擇頗具象征意義。瞿秋白作為黨內有聲望的理論家和領導人，對中國革命道路也做過十分艱苦的探索。然而，數年間，住在上海和莫斯科“高樓大廈”里的瞿秋白，在與共產國際頻繁直接打交道中，因不時與共產國際意見相左而又堅持獨立思考而被嚴厲打擊，尤其是遭受“左”傾教條主義者王明等人殘酷的黨內斗爭，長期精神上十分痛苦，思想探索幾乎陷于停滯。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毛澤東總結了大革命時期兩次實地調查研究，和在中共中央及國民黨內工作時直接與共產國際打交道的經驗，看出無休止的理論爭斗的實際意義有限，反而被縛住了手腳無法施展，而實踐的廣闊天地才能大有作為。

毛澤東“上山”的選擇，既是去偏遠的農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遠離中央，同時遠離共產國際，贏得自由思索和行動的寶貴空間。

事實上，當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不停地犯“左”傾錯誤的時候，遠離理論紛爭而埋頭于農村革命斗爭的毛澤東，卻用實際行動為中國革命打開了一片新天地，并很快讓共產國際也不得不因此對中國革命作出新的判斷，寄予新的希望。

據《百年潮》李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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