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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綜藝《五十公里桃花塢》中，李雪琴說：“我之前在網上總看到有人說：‘你要跟有能量的人做朋友。’其實當時我看到這種話，我特別絕望。因為如果大家都跟有能量的人做朋友，那誰會愿意跟我這樣的人做朋友呢？”

有的。就在剛好的時機出現。

以犀利尖銳、無情批判著稱的奧地利作家托馬斯·伯恩哈德為好友保爾·維特根斯坦（1907—1979）寫了一本書，不是回憶錄，而是一部文學作品《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場友誼》，出版于保爾病逝的第三年。出版商和評論家把這本書視為繼《原因：一種預示》《地下室：一種解脫》《呼吸：一個決定》《寒冷：一種孤獨》《一個孩子》這5部自傳小說的延續。

在《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場友誼》中，伯恩哈德以第一人稱視角，用散文式的回憶漫談，紀念保爾，感念他們的深厚友誼。德國德國文學評論家賴希-拉尼茨基慨嘆：“伯恩哈德的作品從未如此有人情味，從未如此溫柔。”

《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場友誼》實拍圖

注重語言表現力的伯恩哈德

《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場友誼》譯后記

馬文韜 文

《維特根斯坦的侄子》的副書名告訴我們，這里寫的是一場友誼，是書中的“我”與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保爾之間的友誼，而維特根斯坦就是20世紀最富有精神力量和原創性思維，無論其思想還是人格都極具魅力的那位奧地利哲學家路德維希· 維特根斯坦。

伯恩哈德在書中借“我”的口，稱維特根斯坦是偉大的、持續不斷令人激動不安的、具有顛覆性力量的思想家，感嘆這樣一位大哲卻被其家庭稱為叛逆，被社會視為瘋癲，要正常地生活和科學研究只能離開奧地利。書中的“我”認為，保爾和他的叔父是同樣的思想家，只不過他沒有像他叔父那樣將其哲學思想發表出來。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雖然這本書中的“我”緬懷的是朋友保爾，但字里行間透露出的卻是對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欣賞和欽佩。

維特根斯坦一家，右一為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1982年對于伯恩哈德來說極不尋常，我們不確切知道他當時的心態，但我們知道自1970年代后半期以來，他就意識到他的疾病已發展到了最后階段，到了1982年，他明白他在世的時日已然屈指可數，他以超常的毅力和驚人的速度在這一年里完成了三部書，記述了對他一生至關重要的三個人：大部分篇幅緬懷他外祖父的《一個孩子》，思念他最要好的朋友的《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以及可以表現他與他的命中貴人斯塔維阿尼切克夫人之間關系的《水泥地》。

伯恩哈德的《維特根斯坦的侄子》這本書，與迄今為止他的大多數散文作品截然不同的是，書中文字每每飽含情感，溢美、褒揚之辭常常見諸筆端。正如書中“我”所說：“還有那些激昂慷慨的詞語，這會兒都讓我強行拿了過來，平常我是從來不喜歡使用它們的，現在我覺得這樣做特別受用，我一點都不想削弱它們，降低它們的程度。我讓所有這些詞語，像令人精神清爽的雨水一樣落到我的身上。”

《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場友誼》內封實拍圖

這本書中的“我”在他最真摯的朋友去世兩年后，回顧了他與其相逢、相識以及建立起畢生友誼的過程。當然不是編年史式的平鋪直敘的講述，而是如同“我”在隨意翻閱十二年來關于朋友的記載，不注重前后次序，循環往復、浮想聯翩。作品的主題是對朋友的緬懷、欽佩和惋惜，是對淺薄的世俗和鄙陋的社會扼殺天才的憤怒；作為伴隨這個主題的副題是對自己的觀察與剖析，是對反映在自己身上的人性弱點的自嘲和反諷。好似一部樂曲，作為主旋律的是對朋友的認識和評說，它以貫穿和重復的方式，循環往復七次，延展推進，逐步發展和加深。

書的開始，“我”交代如何與保爾相識，如何因其杰出的音樂修養而成為“我”的異乎尋常的朋友。然后“我”運用了長達數頁的排比句，表現兩人如何生病，如何病重，如何一起住到了醫院的情形，講述了兩個人許多共同之處。

伯恩哈德和保爾所住的醫院

肺癆病院的赫爾曼病房

第三次，“我”再次評價朋友——

我不期而遇有了一位真正的朋友，他甚至能理解我頭腦中那種最不著調的想法，我的頭腦可不那么單純，它相當復雜和放蕩不羈，保爾他不但理解，而且有膽量來聽取我頭腦中那些古怪荒誕的想法……哪怕我有時只是如人們所說的試探性地開始一個話題，這話題也會準確無誤地在我們的頭腦中朝著應該發展的方向發展……這之前我從未認識過哪個人，具有更敏銳的觀察才能，更深刻的思維能力。

第四次“我”將朋友保爾與其叔叔作對比評述，認為“他們兩位絕對都是非同尋常的人，擁有非同尋常的大腦”，后者出版了他的大腦，而前者沒有。甚至可以說，后者將其大腦所思付之于文字發表，而前者則將其大腦所思付之于實踐。

第五次，在講述了朋友如何癡迷音樂和賽車后，“我”躺在病院里激動地思念他——

我忽然渴望見到這個人，見到這唯一的一位能以適合我的方式同其談話的男性朋友，同他有一個共同的話題，無論這話題是什么性質的，哪怕是最困難的，也能談得頭頭是道，談得繼往開來。已經有多久我沒有進行這樣的談話了，已經有多久我缺失了傾聽的能力，缺失了既闡釋同時又接受的能力……現在我躺在赫爾曼病房里，才知道我缺失了什么……才知道我要想生存下去從根本上說我不能缺少什么。我有朋友，最好的朋友，但是我想，沒有一位可以在創造力和想象力上，在敏銳的感覺方面與我的朋友保爾相比……

隨著保爾的生命日漸垂危，“我”對朋友的思念更加強烈。

托馬斯·伯恩哈德

攝影? Andrej Reiser/Suhrkamp Verlag

第六次評價他——

沒有什么問題能難住他，讓他無法與你一起探討和深入地思考，更有甚者，他經常正好在那些原本我所熟悉的領域讓我覺得尷尬，原本我堅信在那里我最有發言權，結果反而是他在指導和糾正我。經常我在想，他是哲學家，而我不是，他是數學家，而我不是，他是內行，而我不是。更不要說在音樂方面，幾乎沒有什么不讓他立刻思如涌泉，不引起他立刻開始關于音樂的引人入勝的討論。

當保爾行將就木時，“我”坐在公園長椅上，第七次感念他，真摯情感的宣泄達到高潮，出現了暢抒胸臆的激情華彩樂章——

是他讓我的生活發生了改變……是他影響了我……使我了解了很多我感到完全陌生的事物，給我指示了以前我并不知道的道路，為我打開了原本對我緊閉的大門，讓我這樣一個很可能在鄉村納塔爾這個地方頹廢、潦倒下去的人，重新找到了自己，在關鍵的時刻挽救了我。的確，在我認識我的朋友保爾之前的許多年，如果說不是處在一種必須與意志消沉作抗爭的階段，也是陷入了一種深度的病態抑郁……我經常十分悲觀，幾乎想要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也許就是在我處于絕望的頂點時，保爾出現了……當時對我來說他全然是另外一種人，一種新人，加之他的姓又是幾十年來我心中唯一充滿敬佩的姓氏，所以我立即感覺到這個人是我的救星。

《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場友誼》實拍圖

作為副題的自我觀察和剖析與主題交錯在一起，形成了諸如“咖啡館依賴癥”“城鄉之短長”“健康人與病人的較量”“受辱于文學頒獎”“丑陋、陰險的城堡劇院”和“驅車數百里找不到《新蘇黎世報》 ”等段落，表現了在敵視創造精神的環境中，面對社會和家庭的驕橫權力，天才和藝術是多么沮喪和無奈，從而有力地烘托和幫襯了主題。主題與副題，段落與段落的銜接，常常運用類似于頂真格的方式（所謂魚咬尾），比如重疊使用“關系”一詞來連接講述保爾與其叔父的段落和“我”與保爾的段落。再有運用“呼應”的方法，比如從“我”和保爾在大自然中很快就會“精疲力竭”，到“我”和保爾到處尋找報紙折騰得“精疲力竭”，使講述婉轉遞傳，環環相扣，給人以情緒飽滿、一氣呵成的感覺。

越來越多的評論家注意到，他的很多書，無論在篇章結構還是在語言表達上都富有音樂作品風格。正如伯恩哈德自己曾說：“我怎樣寫與音樂有關，首先是音樂結構，至于寫什么那是第二位的。”

我認為《維特根斯坦的侄子》是其著作中最具音樂特點的作品之一。或許正是因為這部作品表現的內容，其濃重的抒情特征，決定了這部作品的形式。尤其應該指出的是，作品富有的音樂旋律，不僅來自篇章的音樂結構，而且產生于詞句之中。

《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場友誼》實拍圖

首先，《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中大量的含有多重副句的長句起承轉合，構成一個個單位，眾多這樣的單位組織在一起，便形成了跌宕起伏的旋律。其次，注重詞句聲響的營造，比如運用一些句子經過變形一再出現，制造出重復的聲調；比如讓一些句子通過重音、節奏和詞組的對應押韻，增加文字的表現力度，類似于詩歌的韻律；再比如，遣詞造句時注意根據內容選擇運用悅耳的音素和不悅耳的音素，書中有一個長句，內容是說保爾住醫院長達數月，該醫院大夫、他的舅父薩爾策教授，竟然一次也沒有看望過近在咫尺的他的外甥。句中，擦音“w（v）”和邊音“l”都出現了二十多次，從聲音上表現了對這位著名的薩爾策教授的不滿。

鑒于這本書的音樂特征，維也納人民話劇院曾將此書作為獨角戲搬上舞臺，只增加了一個沒有臺詞的女傭。唯一的一位演員在一個半小時里，把一本長達160頁的書朗讀給觀眾，受到上千名觀眾的歡迎，可見伯恩哈德的語言所具有的魅力，也顯示了奧地利觀眾的不同凡響的語言欣賞力。在奧地利的文學傳統中，對語言表達的重視和癡迷由來已久。

話劇《維特根斯坦的侄子》（Alexander Waechter版）

劇照? Barbara Pálffy

當我們讀完了這本書，掩卷回味它時，竟不十分清楚它是怎樣的一本書。是小說嗎？伯恩哈德的確有保爾這個朋友，他們的確同時住在醫院里。“受辱于文學頒獎”“丑陋的城堡劇院”等也的確是伯恩哈德的親身經歷，書中的人名地名都是真實的。是傳記嗎，還是回憶錄？但書中的講述是夸張的，很多細節顯然是編造的，比如，現實中威廉米恩山上的醫院沒有以男人的名字命名。

在這本書里，主人公的講述與作者的講述交織在一起，真實與虛構交織在一起，生活與藝術交織在一起。伯恩哈德曾說過，他“從未寫過小說……也從未想寫什么自傳”，他認為，一方面，不存在完全客觀的寫作，另一方面，他也沒有必要去杜撰，因為現實本身就夠丑陋的了，只需要把它集中和凸顯出來。對他來說，重要的是找到恰當的語言形式，即所謂曲調和節奏，于是以文字表現的樂曲便開始了，其中有潺潺溪水，也有急流瀑布，或急或緩，滔滔不絕。

因此讀他的散文作品（亦稱小說），的確需要像欣賞音樂作品那樣，傾聽每個章節、每個段落；注意主旋律和非主旋律。比如在《消除》中，我們如果仔細去品味，可以讀出他通過書中人物詩人瑪麗雅對奧地利女作家巴赫曼誠摯的情感，對其為人由衷的贊嘆。在《水泥地》中，年輕的赫爾特爾不堪習慣力量的壓迫，難以忍受國家官僚機構的冷漠，摔死在冰冷堅硬的水泥地上，給講述者造成的震驚，讓人聯想到伯恩哈德得知巴赫曼在羅馬突然死亡而感到的震驚。伯恩哈德獨樹一幟的文學個性，首先在于他形成了自己的富有音樂特色的語言，正如達梅勞指出的：“伯恩哈德在青少年時代到處找不到家的感覺，最終這種感覺在他自己的極端個性化的語言中找到了……對語言的懷疑使他形成了獨特的語言風格，在后期作品中運用得非常嫻熟。可以說伯恩哈德是20世紀最后的一位語言大師。”

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場友誼

[奧地利] 托馬斯·伯恩哈德 著，馬文韜 譯

他以同樣的激情洋溢和無所顧忌去熱愛又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