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再認識

朱文通

學術界一直都高度重視對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的研究，而對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的研究，卻相對薄弱。由于前賢的研究重點幾乎都放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反對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斗爭上，在事實上忽視了《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文本的產生過程，進而遮蔽了李大釗的“主義”和“問題”“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系”，要緊密結合起來等光輝思想。

《再論問題與主義》深刻復雜的寫作背景

李大釗撰寫《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看上去是乘興之作，實際上卻有著極為深刻而又十分復雜的歷史背景；該文既是李大釗心路歷程和思想發展過程的寫照，又是他孜孜以求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思想結晶。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的發表時間，雖然略早于《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篇，但其寫作時間卻晚于1919年４月起筆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篇；且《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篇的改定和《再論問題與主義》的完稿幾乎在同一時間。而后，1919年８月10日到大約當月下旬李大釗離開五峰山的這段時間里，他的主要工作則是撰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篇。由此可見，李大釗正在修改、寫作中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下篇，為《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的寫作奠定了深厚而又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在“問題與主義”論戰中，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和李大釗的《再論問題與主義》在行文上，更像是學者之間溫文爾雅的學理探討，尤其是李大釗的文章字里行間充滿了經世致用、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光彩和風范。在李大釗的影響下，胡適還是有所反思的，他后來撰寫《三論問題與主義》和《四論問題與主義》時，進一步完善了自己的觀點，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修改為“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并明確“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這也許是李大釗所說和胡適先生討論問題“相互發明”的一個佐證吧。

《再論問題與主義》的寫作主旨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發表，促使正在撰寫、修改《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下篇的李大釗，更加深入、審慎地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傳播問題，特別是在中國革命實踐當中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等問題。經過反復思考和研究，李大釗愈發自信，進而撰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李大釗在撰寫、修改《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過程中，已經認真思考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的運用問題，而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的發表，則促使李大釗得以借和胡適討論問題之機及時地將“我們”的想法告白于社會。李大釗已經開始用實際行動反擊胡適對改良主義、實用主義的宣傳，不僅要大力傳播馬克思主義，而且以后還要“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

“問題與主義”之爭，啟發李大釗不僅要致力于學習、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而且要加強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如何應用的研究。《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的寫作主旨，雖然是在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開辟道路，但重點則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的運用問題。李大釗從“‘主義’與‘問題’”“假冒牌號的危險”“所謂過激主義”“根本解決”等四個方面與胡適進行探討，尤其是著重研究“‘主義’與‘問題’”和“根本解決”兩方面，指出只有正確處理“主義”與“問題”的關系，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中國社會問題中去，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根本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由此可見，李大釗不僅對馬克思主義學說充滿了理論自信，而且對社會主義充滿了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再論問題與主義》：李大釗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要標志

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對馬克思主義精髓的深刻把握以及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中對馬克思主義的靈活運用，初步昭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方向，標志著李大釗已經轉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和傳播有一個從空想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的過程，直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終于把社會主義制度變成了現實。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也有類似過程。李大釗擁有開闊的國際視野，能夠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敏銳、及時地對十月革命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進行初步研究，特別是將其同歐美各國社會黨運動、巴黎公社起義等進行比較研究，并撰寫研究文章，進而接受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成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第一人。《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標志著李大釗與改良主義者的決裂，他與國內外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特別是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劃清了界線。他認為各種“假冒牌號”的社會主義的出現，也需要我們愈發努力“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還一定要警惕“空談主義”的危害。綜上，《再論問題與主義》是《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所揭示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中國革命斗爭實踐中的具體運用，初步昭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方向，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開辟了廣闊的道路；二者是李大釗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要標志。

步曉潔、趙雪摘自《河北學刊》2024年第6期，全文約13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