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于青萍之末。1911年5月9日，就在清政府宣布鐵路干路收歸國有后不久，利益嚴重受損的四川民眾毅然開展了保路運動。是年9月，清廷命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星夜帶兵入川因應。

身為帝國重臣，端方雖對前方的危險局勢洞若觀火，但他此時別無選擇，雖極度不情愿，也只得“雖萬千人吾往矣”。端方在湖北與湖廣總督瑞澂計議后，率領他在湖北巡撫任上的舊部由鄂入蜀。在風云變幻之時，踏上了未知的前路，那是命運的未知之途，這一次他將有去無回——11月27日，端方率隊行次資州（今資中縣），此時四川保路運動已成燎原之勢，軍中少數革命黨人運動軍中普通士兵殺掉端方及其弟端錦。此即端方被殺事件。在“共和革命”的語境里，論者言及端方時，往往將其全盤否定，對端方之死皆稱大快人心。一直以來，端方也以小丑的面貌出現在歷史舞臺上。

端方戎裝像。

端方是誰？端方是否罪不可恕以至于死有余辜？

端方（1861-1911），字午橋，號匋齋，托忒克氏，滿洲正白旗人。端方一生歷仕南北，是清季政局中的關鍵人物，思想非常開明，其思想中包含著強國御侮和化除滿漢畛域等。1905年出洋考察憲政，考察歸國后，寫成長達133卷的《列國政要》，強調在中國實行憲政的必要性，成為中國立憲運動的奠基之作。其后在擔任兩江總督的三年時間里，“設學堂、辦警察、造兵艦、練陸軍、定長江巡緝章程，聲聞益著”。端方在其轄下的兩江，把他從西方學習到的新政舉措與理念，以及他自己的改革方案認真的演練了一遍。端方還是近代中國實行公費女子留學第一人，1908年派出第一批留美女生4名，其中就包括宋慶齡。

端方著官服像。

他主張革新政體以應對危難時局，是主張立憲最力的滿族大吏，認為“中國而欲國富兵強,除采用立憲政體之外,蓋無他術矣”。他指陳時政，抑舊揚新，在晚清政壇獨領一方風騷。他對西方政治制度的推崇一點也不比當時的資產階級人物遜色。責任內閣、議會、憲法、獨立審判、地方自治等等都是他在奏折和書信中經常推崇并呼吁仿效的西方事物。他堪稱是穩健務實、有助于中國社會進步的漸進主義改革者。

這樣，開明、勤政和愛民的端方早就受到了革命者的關注，“使其久督畿輔，則革命事業不得成矣”。按其邏輯，桀紂是己方的同盟者，而堯舜才是己方的真正敵人。是故，在暗殺攝政王載灃之前，汪精衛原來圈定的第一對象正是端方。

武昌起義可謂一夫槍鳴，天下響應。各地革命者紛紛起而抗清，促成了清王朝的分崩離析。誠然，革命者中的大多數為真誠的懷著救國救民之心的理想主義者，但也不能否認有些“革命者”是被動卷入革命洪流之中的，對這部分人而言，革命就是隨大流，就是“秀才娘子的寧式床”，又怎會有遠大革命理想？在他們心中，殺死滿族人端方就是不打折扣的革命行為。

于是，正在四川資州行轅里的端方及其弟端錦，被其部下在索餉不得的情況下，押往天上宮內，以“民族革命”的名義，亂刀將其砍死。接著將端方兄弟的首級浸上菜油防腐，沿途示眾，并送往湖北軍政府黎元洪處，一方面洗脫“附逆”之嫌，另外獲得“反正”的政治資本。

今天重新審視端方之死，不免要問，殺死端方是否有裨于時局？且進一步思考如何看待革命中用華麗外衣掩飾的道德問題。

張祖翼稱端方為“近代大吏中之風雅者”，痛呼“瑞瀓輩誤國殃民，罪魁禍首，竟逃顯戮。獨端方不保首領，豈天之欲成其名耶！”《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里循認為殺死端方是“殘酷的暴行”，并認為“端方在中國享有廣泛的威信。他是滿人，但屬于滿人中之佼佼者……野蠻殺害端方，引起人們普遍的譴責”。

端方所著《陶齋吉金錄》

國學大師王國維在日本聽聞端方被殺，以悲憤之心寫下《蜀道難》，開篇即為“對案輟食慘不歡，請為君歌蜀道難”，長詩敘述了端方的生平事跡及相關成就，對端方之死深表惋惜之情，更以“朝趨武帳呼元戎，暮叩轅門詬索虜”，來感嘆叵測的人心。清末狀元張謇亦為端方寫下挽聯，有“萬古同悲蜀道難”之句。

這些多多少少反映出身處革命之外的人群，對革命黨人殺死端方的負面觀感。由此觀之，混入革命陣營的小部分人，其所有行為統統冠之以“革命”之名，卻無人追究率性濫殺的“革命”是否合乎道德與情理，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的一個原因。辛亥革命是正義與偉大的，但不代表殺死端方也經得住道德考驗。民國時中國社會的一些亂象，以及各方勢力對革命話語權的爭奪，在端方之死的事件中已初現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