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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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近古以來中國漢語地名雅化方式的復雜性尚未被充分認知。依托古今主要地名文獻中“不雅”地名更易敘事的考察，我們發現：根據雅化時是否依循本名，其路徑可分為“依本”與“換新”2條；分別主導了依音、依形、依義3種和顯征、煉辭、美喻、用典、攀附、“名片”、古稱、寓托、時風9種仍可細化的主體性雅化方式；具體雅化實踐中對雅化方式的使用有“單一型”與“疊加型”兩種；層次性與多樣性、單一性與疊加性共同決定了整體上的復雜性。該研究可為地名的更易、發展轉化、新命名等提供一定啟發。

關鍵詞：漢語地名；雅化；路徑與方式；依本；換新

“雅化”是近古以來中國漢語地名變遷中一種極為突出卻又備受爭議的價值取向。贊許者陶然于其所帶來的“意具別紙”之觀，反對者則抨擊其影響應用、切斷文脈。引發爭議的原因無疑復雜多元，而如何雅化，即地名雅化的路徑與方式，由于直接決定著雅化結果的外在形態、語詞意義、文化意涵等，應系其中關鍵。因之，對中國漢語地名雅化路徑與方式做一系統梳理與細致考察，不僅有助于深入認知以往地名雅化的利弊得失，對當下仍普遍存在的老地名雅化、更易、發展轉化等和新地名命名也具有一定的啟發與參鑒意義。

對此，今人主要有“諧音更名絕對主體”和“多方式并存”兩種截然不同的認知。前者視諧音更名為地名雅化絕對性的主體方式，甚至直接將其等同于地名雅化，視之為地名雅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或判斷標準。后者則關注地名雅化路徑與方式的多樣性，代表性概括如：陳征琳、鄒逸麟等發現上海地名專名雅化包括“諧音雅化”“語義雅化”和“別稱雅化”3大類，其中“語義雅化”又體現為“反義雅化”和“順義雅化”2種；劉宗永、郭曉鐘提出地名雅化有“新地名取雅名”和“把俗名或無分雅俗名改為雅名”2條途徑，后者又有“諧音改名”“避俗”和“重命名”3種具體方式；盧勇斌將壯語地名的雅化方式分立名、更名和漢譯3種情形分別討論，發現其中“更名中的雅化”主要有“諧音雅化”和“更名雅化”2種基本方式。可見學界對地名雅化路徑與方式的多樣性已有一定認知和極具奠基性與啟發性的類型總結，但總體上仍頗顯粗略與模糊，缺乏邏輯完整、清晰、嚴密的系統梳理。

筆者曾在探討歷史時期中國漢語地名雅化的類型時，初步發現其路徑與方式總體上有2條11種，但尚不夠具體與深入，未能充分揭示其間的復雜表現與邏輯關系。基于此，我們專門對其做一深化考察。

一

近古以來中國漢語地名“雅化”的

資料依托

藍勇曾指出，對地名群歷史變遷的研究應以“系統量大、時間斷面盡全、涉及地域廣泛”的資料依托為必備條件。“雅化”作為一種古已有之且普遍存在的地名歷史變遷類型，對其路徑與方式的系統考察無疑更需依賴滿足以上三條件的地名雅化資料。然而，“雅化”是近40余年來才被廣泛用于地名學中的一個內涵與外延都頗為模糊的概念，此前的地名資料中并無與之對應的確切話語。因之，為了保證地名雅化資料的相對客觀性、邏輯完整性與統計口徑的一致性，在對地理志、地方志、游記和地名志（錄、典、資料匯編）等古今主要地名資料中的地名變遷書寫進行細致比較后，我們選擇其中的“不雅”地名更易記載作為資料依托。選取緣由具體體現為：首先，傳世文獻中的地名變遷書寫主要為“舊名······”“原名······”“本名······”“古名······”“今名······”“更（其）名······”“改（其）名······”等形式，且敘述多籠統簡略，難以據此判斷其是否屬于地名雅化現象；其次，地名志（錄、典、資料匯編）作為當代最具典范性的幾種地名工具書，其中的“雅化”書寫雖最為集中但也不乏“泛用”“錯用”等情形，且多為載筆者對諧音演變地名得名淵源的“雅化”歸因，一定程度地掩蓋了地名雅化方式的多樣性；最后，以上兩類地名文獻中都有大量“不雅”地名更易記載，而對地名的“不雅”或“不夠雅”評價及其更易，應是地名雅化的直接起點與典型實例。

明乎于此，我們以“不雅”為檢索詞在以上地名資料中爬梳剔抉，共獲“不雅”地名及其更易結果2213組，覆蓋中國除西藏、黑龍江、海南、香港、澳門等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區，更易時代分布為宋代至20世紀80年代初。其中政區地名23組，建筑與人文設施地名90組，自然地名259組，余者皆為自然村、街巷等聚落地名。概言之，所涉地名總量大、分布地域廣、時間斷面和類型結構全，可為本研究提供相對科學的資料依托。通過對以上資料中“雅化”前后地名的比較分析發現，根據兩者是否有“音、形、義”三要素上的關聯，可將近古以來中國漢語地名雅化路徑分為“依本雅化”和“換新雅化”2條，不同路徑下又有多種可進一步細化的主體性雅化方式，顯現了其整體上的層次性與多樣性（見下圖）。

二

依本雅化：依循原名的更換語詞

依本雅化，即以原名“音、形、義”三要素（下文簡稱“名”）中的某一要素為依照，在保證雅化前后地名在其中某一要素上具有相似性的前提下，通過更換地名用字，提升雅化結果的審美意趣，正化、深化、豐化其文化蓄涵。根據所依照要素的不同，依本雅化又包含依音雅化、依形雅化和依義雅化3種具體方式（見表1）。

（一）依音雅化

依音雅化（或稱諧音雅化），即依照原名字音，將原名中不雅或不夠雅的詞替換為與其讀音相同或相似的雅詞或無雅俗之分的普通詞，以保證原名在口語形式不發生明顯改變的前提下，書寫形式與語詞意義卻能煥然一新，別具意味。依音雅化是近古以來中國漢語地名雅化中最為普遍的一種方式。我們收集到的2213組不雅地名更易中，約1296組即54%使用了該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一則同音雅化，即在完全不改變原名字音或僅改變音調的前提下更換地名用字。例如，今重慶市綦江區叢林鎮海孔洞，所在地“四面蒼山，復沓環拱······風景幽絕”，民國年間四川鄰水人熊蔭萱到此游覽，贊其乃“海闊天空，萬慮俱捐處也”，以原名不雅，同音更名為“海空洞”。從“孔”到“空”，音同調異，一字之差，意境迥別。類似同音雅化現象不勝枚舉，如河北省定興縣韓村“原名寒村，后來村民感覺村名不雅，以同音字‘韓’更今名”，廣東省清遠縣桂嶺村“初名龜嶺村，后覺不雅，取諧音改稱桂嶺”，陜西省洋縣野竹溝“原名野豬溝，不雅，1981年更現名”等，皆屬于此。

二則同聲母的雅化，即依照原名聲母更換地名用字。例如，湖南省安東縣甘莊原名“光莊”，“后村人忌諱‘光’字不雅，故以‘甘’字諧音雅化今名”；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良教溝村本因“以前此溝經常出沒狼群，且嚎叫”而名狼叫溝，“后因此名不雅，改名良教溝至今”；江西省瑞金縣壬田鎮青龍村駐地雅致湖原稱“野豬湖”，后“因名不雅，改稱雅致湖”等。從“光”到“甘”、“狼叫”到“良教”、“野豬”到“雅致”，均為保持聲母不變的基礎上依靠改變韻母從而改變地名用字及其色彩的雅化。

三則同韻母的雅化，即依照原名韻母更換地名用字。例如，湖北省嘉魚縣蒼梧嶺“始名莊屋嶺”，清末被該村三秀才“認為村名不雅，遂以‘莊屋’二字的諧音，取義‘舜牧于蒼梧之野’，改名蒼梧嶺”；河南省內鄉縣戞玉泉“相傳有啞女于此掘地得泉”而名“啞女泉”，后被“里人陳白以傅會不雅，改名‘戞玉’”；新疆哈密市煥彩溝“舊名棺材溝”，清代大將軍岳鐘琪行軍過此，“嫌其名不雅，為改之”。從“莊屋”到“蒼梧”、“啞女”到“嘎玉”、“棺材”到“煥彩”，則皆系保持韻母不變的基礎上依靠改變聲母從而改變地名用字及其色彩的雅化。

四則近音雅化，即聲母、韻母均不相同但整體讀音近似的雅化。例如，北京市朝陽區“臭水河胡同”被雅化為“秀水河胡同”，山西省左權縣“人頭底村”被雅化為“云頭底村”，山東省安丘縣“牛欄村”被雅化為“友蘭村”等，意境迥異的“秀”與“臭”、“云”與“人”、“友”與“牛”，皆僅音近而已。

此外，方音雅化在鄉土聚落地名的雅化中也頗為普遍。例如，從“花街場”到“花荄鎮”（四川省安縣）、“過溪塢”到“柯溪塢”（浙江省諸暨市）、“匠人浜”到“祥凝浜”（上海市青浦區）等的雅化，皆取自各名所在地方言中的“街”與“荄”、“過”與“柯”、“匠人”與“祥凝”音同或音近。

（二）依形雅化

依形雅化，即依照原名的字形或語詞結構更換地名用字，使雅化前后的地名語詞在書寫形式上保持一致或近似的基礎上，語詞的意義與美感卻大相徑庭，主要有以下幾種具體方式：

一則形近字雅化，即對原名中的“不雅”字用含義更積極或語詞更優美、典雅的形近字加以替換。例如，光緒《武緣縣圖經》解釋縣內“上司廟”的地名淵源：“采訪本名土司廟，縣東北鄉村多有之，內祀明思恩土司岑瑛，后以‘土’字不雅改焉。”廟名用字從“土”到“上”的變更，顯然借助了二字形態上的高度相似而語詞色彩上的迥然相異。此外如，浙江省海鹽縣“惹山”雅化為“箬山”、江西省于都縣“牛欄湖”雅化為“于蘭湖”、河北省武安市“行孝村”雅化為“行考村”等，顯而易見也都有形近字雅化的成分。

二則增減筆畫雅化，即針對原名中的“不雅”字，通過筆畫的增加或減少，使之變成與原字有一定相似性但含義、色彩卻完全不同的雅字或普通字。增加筆畫的情形，如江西省進賢縣“斬頭舒家”雅化為“漸頭舒家”、云南省瀘西縣“王皮巷”雅化為“玉波巷”、貴州省道真縣“土溪鎮”雅化為“玉溪鎮”、山東省濟寧市兗州區“王囚”雅化為“王因”等，不甚普遍但客觀存在。減少筆畫的情形也可稱之為拆字雅化，即對原名用字進行拆分、攫取，以從整體上美化其語詞色彩。例如，乾隆《贛州府志》解釋安遠縣“版石”被雅化為“片云石”的緣由：“羅君用章令安遠，經涉盤桓，心賞是石，惜其名不雅馴，題之曰‘片云’。‘版’去‘反’為‘片’；‘石’者，云根也，具以石之狀語。”直接以從原名用字“版”中拆解攫取而來的“片”更名，以表現該石形態上的輕盈與奇巧。此外如，河北省東光縣周梆子莊“義不雅，遂將‘梆’字去‘木’旁，改為邦國之‘邦’”、浙江省嵊縣“渣村”雅化為“查村”、廣東省清遠市“完山村”雅化為“元山村”等，顯然都為典型的拆字雅化。

三則省略雅化，即去掉原多音節詞專名中的某一或幾個字，從整體上達到形式更精煉、語詞更雅正、意涵更深遠的雅化效果。例如，《巴溪志》載江蘇省楊村“即楊木橋，因其名不雅，改稱楊村”。原村名“楊木橋”以樹名橋，以橋名村，理據細微、具象、俗常、鄉土，由其簡化而來的“楊村”則不僅形式更簡練，含義也更具包容性與普遍性。再如，劉大觀以濟源境內的“舜王泉”“湯王泉”等泉名不雅，分別更名為“舜泉”“湯泉”。以“王”或“大王”稱呼古代圣賢名哲多為民間百姓所為，縉紳之士對此往往嗤之以鼻，嫌其不雅。如《栗大王廟碑》即云該廟名中的“大王”之稱“來自小民”，因而“名不雅馴，無乃褻甚”，直接簡化“舜王”“湯王”為“堯”“舜”后的雅正性由是可見。此外如，吉林省集安縣黑瞎溝屯“因此名不雅，簡稱黑溝”、河北省內丘縣“留孫村”雅化為“留村”、廣西蒼梧縣“山豬檻村”雅化為“山檻村”等，無疑都是通過精簡原名語詞進行的雅化。

對專名為雙音節或多音節詞的“不雅”地名，依托原名中的非不雅字眼重新組成一個更具文化意蘊的詞語，使雅化前后地名在整體結構上保持一致但含義迥別，也是一種較為普遍的雅化方式。例如，四川省長寧縣“牛心山”雅化為“琴心山”、浙江鄞縣天童山“穿心洞”雅化為“悟心洞”、廣西壯族自治區鹿寨縣“古怪村”雅化為“古董村”，一定程度上都是以這一雅化方式為基礎。

（三）依義雅化

依義雅化，即依照原名的語詞義、理據義（即命名理據）等“義”，用詞義相關聯或相對立的詞替代原名中的“不雅”詞，由此形成了關義與反義兩種情形。

關義雅化，即雅化時依托原名之“義”，借助聯想，將相對俗常、直白、大眾的地名語詞改換為含義相近或相關但更為典雅、莊重、含蓄的語詞，以提升雅化結果的審美意趣或文化蓄涵。例如，四川省德陽縣欹螺山（今崴螺山）“本名歪腦山······好事者嫌其名不雅馴，因改今名”。雅化前后的“歪腦山”“欹螺山”都取自此山傾斜圓潤的形態特征，但雅化過程中修飾詞從淺白的“歪”到雅致的“欹”，以及喻體從俗常的“腦”到典雅的“螺髻”的轉變，無疑使雅化結果的形象色彩煥然一新。此外如，從“魯班廟”到“魯公輸子祠”（山西省昔陽縣）、“菩薩泉”到“慈悲泉”（河南省濟源縣）、“火焰山”到“霞艷山”（安徽省青陽縣）、“烏龜山”到“玄武山”（云南省祿豐縣）等的更易雅化中，“魯公輸子”為人們對魯班的尊稱，“慈悲”是菩薩最深入人心的大眾形象之一，“霞”與“火”均為對該山“壁立萬仞，霞彩橫飛”丹霞景觀的比喻性描述，“玄武”是由龜、蛇形象組合而成的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四大神獸之一，因此都為典型的關義雅化。

反義雅化主要體現為針對語詞意義不吉、卑賤、消極等負面義地名，通過將其中的“不雅”詞反義替換，轉變為含義吉利祥瑞、合乎禮法、積極健康或意蘊別致的正面義地名。例如，河北省滿城縣“曲逆河”曾被更名“方順河”、宋代湖北省房陵縣“悔來館”被王象之雅化為“至喜館”、浙江省杭州市“莫婆井”曾被雅化為“莫公井”、清代蓮花廳（今江西省蓮花縣）“荒塘”被雅化為“泓塘”、民國時期長春縣（今吉林省境內）“窮棒子河”被雅化為“富余河”、廣西河池市“板舊”于1966年因被嫌不雅更名“板新”等，顯而易見皆屬此類。

三

換新雅化：脫離原名的別立新名

換新雅化，即直接根據所指地的客觀條件、更名者的主觀訴求或特定時代的社會風尚，另立一個與原名完全無關的具一定審美意趣、文化意蘊、思想境界等的“雅名”。根據新命名時所依托或表現的不同對象，換新雅化又可細化為4類9種具體方式（見表2）：表現所指地（下文簡稱“地”）自然景觀的顯征雅化、煉辭雅化、美喻雅化、用典雅化與攀附雅化；彰顯“地”人文蘊涵的“名片”雅化與古稱雅化；寄寓更名者、特定群體甚至普羅大眾（下文簡稱“人”）文化心理訴求的寓托雅化；反映特定時代（下文簡稱“時”）社會風尚的時風雅化。

（一）表現“地”的自然特征

直接通過對新地名命名理據或用詞的精選、組合、潤飾等，以表現地名所指地別具特色的形態特征、地理區位、自然景觀等，是地名雅化中最常用的方式之一。主要有以下5種具體方式：

一則顯征雅化。即直接以所指地具一定視覺沖擊力、辨識度、標志性等顯在的地理特征、自然景物、方位信息等命名。例如，山西省洪洞縣石門峪喝石庵曾被清人呂維桿嫌不雅，以其“四周皆峭壁，壁植松，為松所蔽。松自壑中上，層層相屬，風蕩之則繁音競作，寒翠亂飛”的層疊松景更名為“萬松院”；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縣石花村曾用名“臨湫村”被訛為“泥鰍溝”后，“殊屬不雅”，1933年以“村后山箐邊石巖表層有石花綻開奇觀”，改名“石花村”；吉林省敦化縣原“高麗帽子屯”因被群眾反映“名不雅”，于1948年被區委書記“以此地坎坷不平，道路彎曲，命名為崎嶇屯”；河北省沙河市杏花莊原名“獦獠溝”（又名不正溝），后被人以“此村四周杏樹成林，時逢三月，杏花盛開，粉云飄香”更今名。諸如此類，均為依托顯見自然地理特征的雅化。

二則煉辭雅化。煉辭，即“根據內容和意境的需要，精心挑選最貼切、最富有表現力的字詞來表情達意”。地名中的煉辭雅化主要體現為3種。一是直接以優美、文雅、別致的描述性形容詞更名，以直觀地表現所指地的別景勝境。如從“吳井村”到“秀溪村”（云南省玉溪市）、“磨風灘”到“玲瓏灘”（湖南省溆浦縣）、“水出嶺”到“幽淙嶺”（浙江省杭州市）等，雅化結果中的“秀”“玲瓏”“幽”等詞本身即分別有秀美、精巧、清幽之意，“雅”性自不待言。二是借助動詞與形容詞或名詞的巧妙搭配，使雅化結果語詞別致，畫面靈動，意味深遠。如從“白龍潭”到“流翠潭”（安徽省黃山市）、“百草亭”到“攬秀亭”（湖北省武漢市）、“高登崖”到“棲靜雅”（河南省登封市）等的更易雅化中，動詞“流”“攬”“棲”的巧妙使用，使抽象、無形、靜態的“翠”“秀”“靜”具象化、有形化、動態化，從而使雅化結果整體上更顯生機靈動與可親可感。三是直接聚焦與表現所指地某一瞬時性或特定性，富有詩情畫意的自然情境。如劉大觀分別更濟源的“蔣家泉”“三婆泉”“葦園泉”為“泛月泉”“浴鷗泉”“宿鴻泉”等，即通過對水面月光粼粼、水鳥棲戲等獨特景象的聚焦與呈現，使雅化結果動靜交融，意趣盎然，呈現出一派和諧生趣，別具畫面感與詩意性的自然生態之美。

三是美喻雅化，即喻體的雅化，主要體現為針對原喻體平凡俗常的形象性地名，以色彩、狀貌、質地或象征義美好的事物作比重新命名。該方式可形象化地描摹、表現與傳遞所指地某一優美的景觀特征，給人以心理上的美好聯想。例如，明人徐渭以其“紫鐵色，錯豎似花蕊”雅化“雄鵝突”為“花蕊峰”（浙江省諸暨市），清人吳朝宗以其形態“似筆”雅化“油筒石”為“文筆峰”（江西省橫峰縣），清人車申田以其“秀拔窈窕如仙足，下如踏龜蛇。旁峰似佛，似菩薩，或如屋宇欄桿”雅化“寄公石”為“散花巖”（重慶市石砫縣），今人以“村旁河流湍急，激起白浪”雅化“麻子寨”為“星河村”（云南省邱北縣）等，顯而易見均屬于此。

四是用典雅化，即根據原名所指地的某一自然特征，引用相關詩文或名句中的語詞更名，以借該語詞因曾入詩入文而積淀下來的超越了其字面義的審美意蘊，增強雅化結果的美感、文氣與典雅性。例如，清代思明州（今廣西寧明縣）知州牟銓鳩工修復境內的馬跑泉（又名太子泉）后，“以其名不雅馴，易之曰‘杯玉泉’，用明解大紳詩所云‘太子泉甘玉一杯’也”。“太子泉甘玉一杯”出自《思明州太子泉》詩，為“明朝第一才子”解縉流放廣西期間所作。“杯玉”不僅能直觀形象地表現與傳遞出該泉水色如玉、味甘美的特質，也因關聯了名人解縉的不凡際遇與人生感悟而別具韻味。此外如，清人陳文述“取太白《焦山望松寥》詩‘安得五彩虹，駕天作長橋’意”更江蘇省揚州市“拖橋”為“彩虹橋”；湖北省利川市葡萄甕被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更名“高仰山”；貴州省清鎮縣王壩洞被以“宰相肚里能撐船”之意更名“宰相洞”等，無疑皆為基于所指地某一景觀特征的用典雅化。

五則攀附雅化。攀附，或稱比附，即“將弱小事物、地位較低者與家喻戶曉的強大事物或人物進行比較攀附”。地名中的攀附雅化主要有2種。一是直接借用所在地具一定標識性的地名更名，如江蘇省南京市西華巷“原名狗兒巷。因名不雅，故以西華門改為現名”，山西省忻州市遠益梁“初名降家山。后人嫌其名不雅，借當地遠益溝的地名，改稱遠益梁”，天津市河北區啟明大街“舊稱黃家墳大街。1982年地名普查時因名稱不雅，始更名為啟明大街，以啟明里得名”等，不可勝舉。二是根據所指地與某一名景勝跡的某種相似性，比照命名，以借攀附對象歷史積淀而來的景觀意象與文化地位，彰顯相似之處，抬高新名“雅性”。例如，清人張尚瑗嫌江西省興國縣境內的通天巖（一名雙龍巖）名不雅馴，以“巖對臘石寨，諸峰大小三十六”，數目上恰與嵩山太室、少室二山各三十六峰相合，更之為“對嵩巖”。顯然是對作為五岳之一、被譽為“天地之中”的歷史文化名山嵩山的攀附，以給人以“神游二室麓”之感。今浙江省海鹽縣澉浦鎮惹山在清代的一次更名也有顯見的攀附雅化成分。更名者清人孫映煜自云：

去余家舍不二里許，有惹山，為澉墅九十九峰之一，載諸邑圖經，尚矣。登陟者以其名不雅馴，罕有題詠。丙寅春夏之交，偕澉川王月槎、茂才均登是山。循覽者久之，見其林木蔥蒨，形似覆笠，恍然悟山名之垂當與吳興箬溪一例。

攀附對象——因“夾溪悉生箭箬”而得名的箬溪（今浙江省長興縣境內），不僅曾以優美的自然風光吸引無數文人墨客到此游覽題詠甚至結廬隱居，且溪水清輕甘冽，三國以來即以產江南名酒“箬下酒”而聞名一方。因此，仿照“箬溪”更“名不雅馴，罕有題詠”的“惹山”為“箬山”，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們從心理期待上將兩地關聯，將對箬溪的美好印象投射到箬山上，從而促進后者的揚名和其景觀意象的美化。此外如，清人黃劍“仿李太白改九華山名例”更“奶姑筆”為“玉華筆”（河南鎮平），大通禪師仿照廬山五老峰更“韭生峰”為“二老峰”（山西忻州）等，均為典型的攀附雅化。

（二）彰顯“地”的人文蘊涵

直接根據地名所指地或所在地具一定特色或地位的地方符號更名，以突出、強調、彰顯其獨特的人文氣息或歷史底蘊，也是地名雅化中的一條重要途徑。根據所依托對象的不同，主要有2種具體方式：

一是“名片”雅化，即根據所指地或所在地具突出地域特色、歷史積淀、文化地位、社會影響等“名片”性質或潛質的歷史名人、重大事件、人文勝跡等地方人、事、物重新命名。典型如，今福建省福州市長樂市潭頭鎮二劉村晦翁巖，本因由“明洪武間大珰三寶修葺”而名“三寶巖”。明代隆慶年間，長樂知縣蔣以忠嫌該名不雅，以“晦翁朱子南游至邑，二君從講學，留斯巖最久”，更為“晦翁巖”。從“三寶巖”到“晦翁巖”的雅化，即是命名理據從與該地皆有一定歷史淵源的內侍鄭和，到在中國文化史上更具突出影響與崇高地位的儒學大家朱熹的轉移。再如，明人張岱以浙江省紹興市玉帶泉所在的陽和嶺“實為余家祖墓，誕生我文恭”更之為“陽和泉”；明人吳師朱以四川省長寧縣牛心山“與琴堂正對作案山”更之為“琴心山”；清人王世禎“以邑名士張林宗民表常飲酒賦詩于此”將河南省中牟縣“蒲蘆亭”雅化為“塾巾亭”；廣東省仁化縣紅山鄉于1972年“為紀念紅軍長征時經過此地”由原名煙青鄉雅化而來等，都是典型的以當地名人、名物、名事等為理據的“名片”雅化。“名片”雅化不僅可借命名理據的精心選擇，促進對當地文化價值的深入發掘并提升雅化結果的文化蓄涵，也由此強化了“名”“地”關聯和雅化結果的地方性與可識別性，因此也是較為常見的一種地名更易方式。

二是古稱雅化，即以所指地或所在地歷史上曾使用過的具一定影響力的名稱更名。例如，嘉慶《宜賓縣志》載“宜賓八景”之一的“大小漏天”：

大梁山，在郡西六十里；小梁山，在郡西五十里。四時霪霖不絕，俗呼為“大漏天”“小漏天”。按，《楊升庵集》：“蜀地西南多雨，名為漏天。”杜子美詩“鼓角漏天東”，又“徑欲誅云師，疇能補漏天”，是也。前志以“梁山霧雨”列為八景之一，嫌其名不雅馴，改為“大小漏天”。

“大漏天”“小漏天”不僅是民間相沿成習的俗名，更曾被杜甫、楊慎等引入詩文，因此比“大梁山”“小梁山”更得載筆者的青睞。此外如，清代寧都直隸州（今江西省寧都縣）拱辰門外的拱辰橋，嘉慶年間重建后“改名接龍橋”，后人則“以名不雅，仍稱拱辰橋”；康有為對“新疆”一名頗有異議，直言其“名不雅馴”，建議以其古稱“西域”更名為“西域部”。以上更名行為或更名意向，無疑都是典型的古稱雅化。古稱雅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古為雅”的美學思想在地名更名中的體現，也是更名者尋求與展現地方歷史文化自豪感、認同感的途徑之一。正如有學者所言：“借助歷史地名的啟用強調所指地域的歷史淵源與文化根基，似乎地名越古老，越能為本地爭得引以為豪的優越感。”

（三）寄寓“人”的心理訴求

寓托雅化，即脫離“名”與“地”，直接根據雅化者的層次性需求等，別立一個含義美好、積極、超脫等寄寓著更名者的自然訴求、政治愿景、社會理想或精神追求等的新名。寓托雅化分直接與間接兩種具體方式。直接寓托即直接以含義吉利祥瑞、中和雅正或灑脫飄逸的語詞更名。例如，從“蝦蟆洼”到“興隆堡”（山西省大同市）、“半拉山”到“福山”（吉林省遼源市）、“墓塘”到“浩富塘”（江西省瑞金市）等直接寄寓與人類個體的生存發展緊密相關的自然期待或“五福”理想的更名，從“狗街”到“文瑞街”（云南省祿豐縣）、“黑石溝”到“仁義村”（河北省邯鄲市）、“寺后村”到“太平官莊”（山東省沂水縣）等直接融注統治階層的政治夙愿、社會理想、價值導向等的更名，以及從“回龍巖”到“隱巖”（湖南省藍山縣）直接抒放更名者的故土情懷或超然塵外的人生境界向往的更名等，都是更名者的文化訴求在地名中的直接體現。間接寓托即借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的雅人、雅物、雅事等命名，以間接含蓄地表現更名者的思想情感或美學追求。典型如，《海城縣志》載清代“遼東三才子”之一的李澍齡：“所居村曰‘咬溝’，澍齡惡其名不雅馴，更名青蓮泡，自號小青蓮，蓋以太白自況也。”雅化結果中的專名“青蓮”應即更名者李澍齡“以太白自況”的人格美學與人生美學追求在地名中的間接寄寓。

（四）反映“時”的社會風尚

時風雅化，即直接以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的政治思想或正能量、集體性的理想信念、精神風貌、價值取向等更名。例如，陜西省鎮坪縣牛頭店曾于1943年被縣長馮志旭“以‘牛頭’二字不雅，改名為‘復興關’”；廣東省中山市東升鎮初名雞籠鎮，“因不雅”，于1987年以“剛從東方升起的太陽”之意改稱今名；河北省邢臺市革命街原名王帽坑，形成住宅區后，“居民因嫌原名不雅，遂命名為革命街”；遼寧省彰武縣紅旗溝早名狼洞子溝，“1958年因其名不雅而改稱紅旗溝”；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向陽溝原名臭水溝，“1968年因名不雅，更名向陽溝”；浙江省東陽縣光芒村原名蒲薺莊，1956年因不雅“以走集體化道路光芒萬丈之意，改名光芒”等，不一而足。“復興”“東升”“紅旗”“革命”“向陽”“光芒”等詞，皆被特定時代背景賦予超越了其字面義的文化意涵。

四

中國漢語地名“雅化”方式的應用特征

以上概括只是以雅化中的某一突出理據為重點或強調，并非對該雅化行為非此即彼的絕對化歸類。實際上，在具體的地名雅化實踐中，既有單一方式的獨立使用，也有多方式的疊加使用，即存在著“單一型”與“疊加型”兩種雅化方式應用類型。

（一）“單一型”雅化

“單一型”即直接以主體方式中的某一方式更改“不雅”原名。在上述12種主體性雅化方式中，除“依義雅化”因系依循原名語詞義或理據義進行的語詞替換，從而天然地疊加了“煉辭”或“寓托”等方式外，余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獨立使用的情況。根據上文的概括，“單一型”雅化應包括2類5種：“依本主導”主導下的單一依音、依形和“換新雅化”主導下的單一據“地”、寓“人”和彰“時”。前類顯著表現為完全不顧雅化結果的“名” “地”、“名” “人”、“名” “時”關聯甚至字面含義的為了更而更。如“牛滾蕩”雅化為“牛桂丹”（云南省洱源縣）、“惡獅村”雅化為“額獅村” （山西省平定縣）、“豬癆山”雅化為“諸羅山” （臺灣省嘉義縣） 等單一依音，比比皆是，舉不勝舉，最為普遍; 后者如“王囚”雅化為“王因” （山東省兗州市）、“馬田”更名為“馮田”（福建省漳平市）、“貓村”雅化為“苗村” （廣西來賓縣） 等單一依形，亦較為常見。與之類似，后類——單一據“地”、寓“人”和彰 “時”也不乏對相應要素的單一反映，前文敘述中已有所體現，此處不再贅述。

兩類“單一型”雅化各自利弊顯而易見。前類雅化結果因與原名“音”或“形”緊密關聯而更易于溯源與流傳，進而更有利于保證地名的承續性并發揮其歷史記憶、文化傳承等主體功能，因此是地名雅化中最廣為使用且接受程度最高的方式（尤其單一依“音”）。例如，河南省潢川縣境內的“撲塌集”在清咸豐年間曾“幾經更名隆興集”，但都“無成”，直至諧音雅化為 “卜塔集”后才“沿用至今”。然而，單一“依本”的“作繭自縛”也極大地限制了雅化的采詞范圍與表意空間，容易“因形忘義”、強而名之，從而導致雅化結果“徒有其表”，含義不通， 不明所以，甚至誤導后人對其得名緣由望文生義、穿鑿附會的臆測。如清代臺灣省嘉義縣（今嘉義市） 先名諸羅縣，因“邑有豬癆山，以不雅馴，易稱‘諸羅’”而得名，諧音雅化結果 “諸羅”即缺乏清晰、獨立、有“名” “地”關聯的語詞含義，遂被后人望文生義地解釋為“諸山羅列”，模糊甚至曲解其歷史淵源。而這也正是地名雅化備受詬病的主要原因。后類則由于不受原名“音、形、義”的束縛，往往能因地制宜，別出心裁，獲得既賞心悅目又“于義允愜”的佳名，典型如其中的“煉辭” “美喻” “用典” “名片”等雅化。但同時，由于該情形下的雅化結果與“通呼已久”的原名完全割裂，不僅抹消原名所攜帶歷史地理信息，影響地名使用與管理，也易因過于求雅、求美、求特而導致雅化結果的華而不實、華而不真、華而不切。正如宋人羅當世評價由“奔頭”雅化而來的“秀巖”一名， “美則美矣，恐未足以盡其實”，“品題之未盡”。

（二） “疊加型”雅化

“疊加型”即以“依本雅化”主導下某一方式為基礎，輔以其他一種或多種方式綜合使用， 主要有3種。一則以“依音”為基礎的疊加，如北京市門頭溝區“狼洞村”雅化為“瑯洞村”、湖北省麻城縣“底下塆”被以“太陽照射村前一口大塘，而霞光輝映的景象”雅化為 “倚霞塆”、江蘇省“北堠村”被雅化為有“長壽、祥瑞、高貴、純潔”等象征義的“白鶴村”等，即分別疊加了“依形” “煉辭”與“寓托”。二則以“依形”為基礎的疊加，如河北省南宮市“王霸寨”雅化為“王道寨”、廣東省封開縣“榃花圩”在拆“榃”字的基礎上以“山谷田野坑凼遍布，點綴如花”雅化為“杏花圩”、江西省安遠縣“版石”被以“‘版’去‘反’為‘片’，石者，云根也”雅化為“片云石”，顯然分別疊加了“寓托”“美喻”與“用典”。三則以“依義”為基礎的疊加，如河南省南陽市“陰陽街”雅化為“半昃街”、河北省唐山市“擒賊口”雅化為“君子口”、吉林省渾江市“王八脖子”以“地處一座三面環水的山崗上”雅化為“龍崗”等，則分別疊加了“顯征”“寓托”與“美喻”。

“疊加型”雅化，尤其不同路徑主導下的不同方式間的疊加使用，一定程度上可彌補“單一型”雅化的不足或弊端：使雅化結果既能與原名保持某種顯在關聯，又具有相對獨立而顯著的指位價值與審美意義。

結語

綰結而言，近古以來中國漢語地名雅化的路徑與方式遠不止今人所普遍認知的諧音更名，而是呈現出相當的由層次性與多樣性、單一性與疊加性共同決定的復雜性。層次性與多樣性主要體現為：根據雅化過程中是否以原名“音、形、義”三要素為依循，可將其路徑分為“依本雅化”與“換新雅化”2條；前者根據所依循要素的不同，相應有依音、依形和依義3種具體雅化方式；后者主要有表現“地”自然景觀的顯征雅化、煉辭雅化、美喻雅化、用典雅化和攀附雅化，彰顯“地”人文蓄涵的“名片”雅化與古稱雅化，寄寓“人”主體性文化心理訴求的寓托雅化，以及反映“時”社會風尚的時風雅化4類9種主要方式；不同方式仍可進一步細化。單一性與疊加性則體現為：具體雅化實踐中既有單一方式的獨立使用，也有多種方式的疊加使用。

不同路徑與方式各有利弊。在必要的地名雅化行為中，應盡可能在考慮雅化前后地名要素關聯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地疊加“換新雅化”主導下的某一方式復合使用，以豐富雅化結果的文化內涵；同時，盡量減弱“人”的主觀寄寓和“時”的同質反映，強化對“地”的客觀自然或歷史人文的依托、表現與彰顯，增強雅化結果的地方色彩與個性特征。

作者：田學芝 藍勇

來源：《中國地方志》2024年第6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楊 琪

校對：杜佳玲

審訂：宋柄燃

責編：汪鴻琴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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