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上一次“全民同情黃圣依被前夫拿捏”不過才過了幾個月，最近，她又因一位更“狠”的角色——親媽鄧傳理，再度引發網友大面積共鳴與嘆息，而事情的起因是一檔名為《是女兒是媽媽》的綜藝節目。

黃圣依帶母親一起上節目，本意或許是秀親情，結果節目一出，觀眾們卻個個血壓飆升：鏡頭里的鄧媽媽強勢霸道，說一不二，滿口“打壓式教育”，全程聽不進任何反駁。

就連黃圣依自己都在鏡頭外直言：“這是我錄過最累的一檔綜藝，一天堪比十天。”

我們都知道綜藝節目有劇本，這檔也不例外。剪輯、濾鏡、人設樣樣齊全。但再如何編排，人設終究也得有點“原型依據”。

不管是真性情還是節目效果，鄧媽媽和黃圣依之間的相處方式，無疑向觀眾展示了一個現實中的育兒切面：高質量的家長，如果沒有正確的育兒觀，毀起孩子來更要命。

黃圣依的媽媽：

“決定權在我，她不接受也得接受”

節目里，黃圣衣和媽媽之間的矛盾之一是關于家里要不要請阿姨？

黃圣依回家后發現家里的地板很臟、冰箱里堆滿了過期食品，媽媽還堅持要把有毒的染發劑放在冰箱，出于對媽媽身體健康的考慮，黃圣依和媽媽商量希望請一個保姆阿姨來照顧她的日常生活起居。

黃圣依認為媽媽一個人精力有限，請阿姨幫媽媽做家務，媽媽會有更多的時間精力做她自己喜歡的事。

可媽媽態度強硬、堅決不請。她給出的理由是家里沒什么活，她就做做飯、喝喝酒，而且她不喜歡別人動她的東西。

是否請阿姨這件事，站在母女倆不同的立場上，其實都能理解，也沒有對錯之分。

鄧女士大概是那種從年輕時就一直非常驕傲、自主的人——能力強、性格也硬朗。到老了，忽然面對“自己不如從前”的現實，心里難免難以接受。她不習慣家里有個“外人”長期出入，甚至還會覺得“自己動動還能鍛煉身體”，請阿姨反倒成了一種“認輸”的信號。

女兒提議請阿姨幫忙，在她耳朵里聽來，可能就是“你覺得我不行了”的委婉表達，于是她繞了一大圈，東扯西扯，說到底就是一個意思：我不需要，也不愿意請阿姨。

只是這場“辯論”并不在平心靜氣中表現，黃媽媽中英夾雜、滬普切換，一邊翻書，一邊用多語種“火力全開”。整段對話如同一場單方面的壓制戰，句句都不容反駁，讓網友紛紛感嘆窒息。

媽媽一句“你硬要搬回來跟我們一起住”讓黃圣依落淚

其實節目里還有一個細節也耐人尋味：吃飯時，媽媽說自己飯量小，只吃兩口。女兒照著做了，結果媽媽還要再把碗里的飯撥回去一點，一邊動作一邊強調：“我就吃這么點。”看似微不足道的舉動，卻處處透著她對女兒安排的否定。

在幕后采訪中，有段對話同樣值得玩味。

工作人員問：圣依從小到大的決定都是你們做嗎？

媽媽：大學以前都是。

工作人員問：你做的決定她都喜歡嗎？

媽媽：興趣是可以培養的。

工作人員問：她接受嗎？

媽媽：不接受也得接受，決定權在我。

在節目中，母女的日常對話彌漫著硝煙，而只要一接收到媽媽抗拒溝通的信號，女兒只能用無言和沉默以對。

在黃圣依的感知中，媽媽一直是個強大、優秀，但控制欲很強的人，她的整個童年都處在這種控制之中。但伴隨著時間的推移，當黃媽媽說出“我覺得你需要”的時候，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無意識地控制。而這種心理可能是她從童年一直到成年習得的“控制”。

優秀的家世和自己

節目播出后，網友們給鄧女士貼上的最多標簽同樣也是“強勢”和“控制欲強”。那么，為什么這位母親能如此“強硬”？答案也許藏在她自身的非凡經歷中。

鄧女士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曾任職于《新民晚報》，是一位集作家、編輯、記者于一身的多棲人才。她曾赴美工作、采訪，擅長鋼琴、繪畫、書法，并出版了多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與同齡人相比，她確實堪稱優秀。

鄧女士的履歷

她出生于1951年，大學就讀應在上世紀70年代初。而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全國5億多人口中有超過4億是文盲，文盲率高達80%；初等教育的入學率不足0.4%。作為女性，能在那個時代接受高等教育，本身就是鳳毛麟角。

建國初至2018年的入學率

表格源自《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不僅個人履歷出眾，鄧女士的家世同樣顯赫。

在節目里，她曾自豪地說：“我父親畢業于清華大學，我叔叔是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的高材生，嬸嬸則畢業于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我姑媽是《新民晚報》的創辦人之一。”

在許多同齡人可能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全的社會背景下，鄧女士卻自幼接觸繪畫、書法、鋼琴，最終考入大學，畢業后進入中國大陸最早創刊且持續出版至今的《新民晚報》任職，筆耕不輟，著作等身，這樣優秀經歷背后所要付出的努力與自律同樣可想而知。她的驕傲，對工作的一絲不茍，甚至因此延伸出的“強勢”作風，也被帶入到黃圣依的成長歷程之中。

鄧女士的代表作

在經濟學和社會學里，有一個術語叫“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縮寫作SES），是從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去綜合衡量一個人的工作經驗及個人或家庭對資源的經濟獲取和與他人相關的社會地位的綜合衡量指標。

個人或家庭的社會經濟情況可以被分成三類：高社會經濟地位、中等社會經濟地位、低社會經濟地位。很明顯，鄧女士從原生家庭、到自己組建的家庭，都屬于高社經地位（high SES）。

從樸素的邏輯出發，我們會想當然認為，擁有高社經地位的家長會在育兒方面越成功。但事實和研究證明，如果高社經地位的父母缺乏良好的育兒觀念，他們對孩子的影響往往更深遠、更具毀滅性。

高社經地位家庭的三大育兒陷阱

誠然，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家長往往擁有更優越的資源與條件，能夠在育兒過程中投入更多。他們的子女往往享有更好的教育環境，更容易獲得邁入社會的“捷徑”與優勢。

但正如一枚硬幣有其正反兩面，豐富的資源和強大的掌控力也可能成為雙刃劍。因為擁有足夠的能力“為孩子鋪路”，他們更容易將自己的價值觀和人生規劃強加在孩子身上，卻忽視了孩子本應是一個擁有獨立意識和自主選擇權的獨立個體。

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高社經地位的家長往往更容易陷入以下三大陷阱：

·成功哲學下的過度掌控

在高社經地位家庭中，父母往往擁有自己的“成功模板”，他們更容易將孩子的表現視為自身價值的延伸。

首先，值得稱贊的一點是，高社經地位的父母在子女學校活動中的參與度也越高。在雙親家庭中，擁有研究生或專業學位的家長中有超過70%在子女學校中高度參與，而教育水平低于高中文憑的家長中，這一比例僅為31%。也就是說，高教育水平的父母更有能力把育兒視作“全職事業”。

圖片源自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但在他們更傾向于深度介入孩子的學習和生活的同時，也容易成為“直升機式育兒”的父母，會隨時“盤旋”在孩子身邊、干預每一次決定，以確保孩子的每一步都走對。結果就是，這些家長憑借自己一套成就觀來塑造孩子，卻也容易忽略了孩子獨立成長的需要。

英劇《黑鏡》第四季里就講述了一個深入介入孩子成長、希望保護孩子、結果事與愿違的故事。一位母親在經歷了生育難產、女兒Sara三歲時險些走丟、從小生長的原生家庭對自己不聞不顧后，為了保護女兒，給女兒腦中植入了一枚芯片。通過“方舟天使”系統，媽媽能實時監控Sara的位置、生理狀態，甚至眼前所見，并屏蔽一切暴力或壓力畫面。

起初一切看似平穩，但Sara被隔絕了負面情緒與真實世界。她因無法理解憤怒、痛苦，甚至用鉛筆扎自己，只為看看“血”是什么。醫生檢測后，告知媽媽女兒情感認知嚴重滯后，媽媽于是關閉芯片。然而，到了青春期的Sara因為從小被“保護”的太好，毫無防備地接觸性與毒品，媽媽再次偷偷重啟監控。當Sara發現自己一直被監視，情緒失控，將平板砸向母親頭部。

故事的最后，Sara離家出走、搭上陌生人卡車，諷刺地走向了媽媽最想避免的危險。母愛的初衷是保護，結果卻因控制過度，毀掉了親子間的信任與安全感。

·更為隱形的情感操控

比起“都是為你好”“能不能懂事點”、“當初要不是因為你”、“父母容易嗎”這些來自普通父母的PUA常用話術，高社經家庭的父母可能更擅長使用隱性的心理策略——例如，通過批評、過度期待或情感操縱來影響孩子、暗示讓孩子“應該怎樣想、怎樣做”。

長期在這種環境下長大，孩子們容易缺乏批判性思維和自我意識，成年后仍可能因為難以分辨“真關心”與“控制欲”而深受困擾。

在一項對1145名中國青少年的調查中，父母心理控制與社交問題存在顯著正相關，而且控制越隱蔽，孩子越難在事后意識到自己被操縱的程度。

這種“披著愛之名”的隱性控制，在高社經家庭中尤為隱蔽且普遍。家長不一定會大聲訓斥孩子“你怎么這么不爭氣”，而是用看似理性的語言、帶有期待的眼神和輕描淡寫的失望，完成一次次“情緒勒索”。

我認識的一對華人朋友，夫妻倆都是高知家庭出身，男方是大學教授，女方在一家藥廠做研發。兩口子溫文爾雅、從不發火，對孩子也從沒動過手。他們在別人眼里是“理性又溫和”的父母典范。

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和他們聚餐，他們的女兒前一天剛參加完某項競賽，拿到第二名的好成績。大家都在夸獎孩子優秀，媽媽卻當著女兒的面淡淡地說了一句：“哦，我以為她會更好一點。”沒有責備，也沒有生氣，但足以打擊孩子。接觸久了才知道，他們家的氛圍一直是那種“你應該還能更棒”的調調。從來不會明面上打壓孩子，卻慣常會把“無聲的高標準”藏在每一次對孩子的點評中。

·父母自省缺失，致使反思盲區對孩子帶來持續傷害

成功的家長可能因自己的成就而對育兒方式過度自信，認為自己的方法是正確的，不易接受外界批評或反思自身行為，從而形成反思盲區。

2022年發表的一項研究指出，高社經家庭中的父母情感溫暖度（emotional warmth）反而與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呈負相關——這意味著，家境越好、掌控欲越強，父母越難感知并反省自己可能給孩子帶來的負面影響。

2025年4月1日，年僅16歲的天才少年于行健在沈陽墜樓身亡。這個曾在全國信息學奧賽中斬獲銀牌的“別人家的孩子”，一路成績耀眼，性格溫和善良，卻在未能晉級一次省隊選拔賽后，選擇了與世界告別。他早已被保送，沒有升學壓力，外人一時無法理解，大家無法理解他為何會走到這一步。（關于這起事件，精英說往期文章里有更為詳細的分析：16歲信奧賽天才選手墜樓離世，殞命前呼救“媽媽好疼”：學科競賽，究竟是捷徑還是“劫數”？）

不久后，于行健的父親發表了一封標題為《爸爸給孩子的信》，也許可以窺得孩子輕生的原因：

信中，于父將兒子描繪成“靈童”與“魔丸”的混合體。孩子年幼時乖巧聽話，愿意接受父親的學習輔導，那是父親“最快樂的日子”；可一旦孩子漸漸有了主見，不再需要輔導，便被貼上“戾氣”“我行我素”的標簽。坦白說，讀完于父的信，我內心有一種不適感。字里行間幾乎沒有一句真正的反思，反而更像是一場自我安慰的獨白——仿佛孩子的離去，與父母毫無關系。

整封信幾乎都在從家長的視角解釋孩子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與家長無關。這封信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父母無法被挑戰的權威姿態。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那些自身優秀的家長更有意愿和能力為下一代去籌劃。只是，孩子先是他們自己，父母不能越俎代庖；而那些看上去“永遠正確”的父母，也只會把孩子越推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