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時間觀念是理解個體與社會歷史關系的關鍵框架。不同文化背景下對時間的理解與表達，既反映了社會價值觀的差異，也揭示了敘事傳統和歷史意識的多樣性。在比較文學的視野中，時間觀的差異不僅為跨文化對話提供了重要切入點，也為解讀文本內部的世界構建與家族敘事開辟了新的路徑。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話語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于5月9日舉辦題為《家族小說里的時間——以〈紅樓夢〉和〈布登勃洛克一家〉為例》的讀書會，聚焦《紅樓夢》和《布登勃洛克一家》兩部中德文學經典，深入探討不同文化傳統下對時間的不同感知。本期讀書會是中國話語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2025春季學期讀書會“文本內外：世界文學的跨界敘事與知識生產”的第三期，由朱雙嬌主講，張欣竹與談。朱雙嬌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博士后，德國科隆大學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德文學關系與翻譯批評研究。張欣竹是德國科隆大學東亞系在讀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德比較文學。

本次讀書會圍繞朱雙嬌去年出版的專著《憂郁作為文學母題：比較分析〈紅樓夢〉和〈布登勃洛克一家〉》（Melancholie als literarisches Motiv: Eine vergleichende Analyse zwischen ?Hongloumeng“ von Cao Xueqin und ?Buddenbrooks: Verfall einer Familie“ von Thomas Mann, Berlin: Peter Lang，2024）展開探討。該書聚焦“憂郁”這一文學母題，闡析中德兩部經典作品在情感表現上的異同與交融。研究采用跨學科視角，將西方哲學與文學關于“憂郁”的經典討論與社會學和文化研究領域的“憂郁”話語相結合，構建了一套多維分析框架，從“疾病與死亡”“性別建構”“時間與空間”以及“憂郁與歡愉”四個核心維度，細致剖析了“憂郁”在兩部作品中的豐富表達及其文化意蘊。張欣竹的博士課題“想象的家園——以中德文學精選作品為例的‘家園’母題比較研究”（Imagin?re Heimat - vergleichende Analyse zum Motiv Heimat am Beispiel ausgew?hlter Werke aus der chinesischen und deutschen Literatur）探討“家園”（Heimat）作為文學母題在中德文學作品中的多義性表達。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發讀書會內容，本文經發言者審定。

《憂郁作為文學母題：比較分析〈紅樓夢〉和〈布登勃洛克一家〉》書封

兩種時間觀下的家族寫照

朱雙嬌：我今天的分享主要圍繞《紅樓夢》和《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 Verfall einer Familie）展開。后者是托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于1901年發表的早期代表作，以19世紀中葉呂貝克（Lübeck）為背景，描繪一個糧商家族四代人由盛而衰的歷程，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這部作品也為他贏得了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我的切入點是“時間”這一維度，試圖從家族與個人兩個層面，考察這兩部小說如何呈現對時間的感知與書寫，進而比較它們所體現出的時間觀差異。當然，這并非分析的終點。我的研究標題中還包含另一個關鍵詞——“憂郁”（Melancholie）。

西方關于“憂郁”的討論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體液學說。當時人們認為憂郁是人體四種基本體液之一，體內此類體液偏多者往往在詩歌或政治等領域表現出非凡才華。隨著時間推移，這一醫學概念逐漸脫離生理范疇，演變為一種更廣泛的人類情感——一種源于對存在本身的意識而引發的、難以擺脫的內在痛苦。漢語中雖然沒有與“憂郁”完全對等的概念，但這并不意味著缺乏類似的情感體驗，也由此產生了一些有趣的跨文化理解差異。德國漢學家顧彬曾認為，“憂郁”與現代性密切相關，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逐漸在中國社會蔓延開，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更傾向于“快樂文化”。然而，葉嘉瑩老師在談及中國古典詩詞翻譯時提到，那種“若有所失、若有所尋，內心無所寄托”的惆悵，在英文中常常難以找到合適的詞匯來表達。這讓我意識到，即便語言上缺乏直接對應，情感經驗上的共性卻可能早已存在。因此，今天的分享旨在通過分析小說中展現的時間觀，來理解關于“時間流逝”這一普遍經驗在不同文化中所激發出的不同情感表達。

時間觀念的差異：客體化 vs. 情感化

朱雙嬌：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家族的衰落進程始終伴隨著一個重要的時間性主題：即由繼承人執筆、用于記錄家族重大事件的那本家史。它不僅是一種記載工具，更反映了每一代人對時間的不同理解與態度。

第一代老約翰將目光牢牢投向現實與未來，幾乎無視家史的存在；而到了第二代約翰，他開始對時間和變化變得敏感。在面對現實不確定性的同時，他通過反復書寫和閱讀家史來獲得一種秩序感與確定性。這種時間觀的轉變與他愈發虔誠的宗教信仰相輔相成——他相信上帝的旨意貫穿家族的命運，而圣經的線性時間敘事也為他提供了衡量與把握時間的尺度。第三代托馬斯身處家族企業走向衰退的節點，身體早衰，精神焦慮，對未來的信心逐漸瓦解。相應地，他幾乎放棄了書寫家史，其內容止步于漢諾的出生，暗示這個家族再無值得記載的榮耀與希望。到了第四代漢諾，時間已徹底變成一種無法掌控的外力。小說用大量篇幅描寫他在上學途中被鐘聲“追趕”的場景，顯示出他與所處時代之間的失調感——他和整個家族已無法與時間保持同步。他涂畫了父親留下的家史本子，并辯解說：“我以為再也用不著它了。”可以說，伴隨家族的衰落，布氏對時間的把握也日益脆弱。

在《紅樓夢》中，從家族層面看，時間本身被忽略了，人們關心的是如何應對它的流逝。比如秦可卿臨死提出的建議，正是基于對“盛筵必散”的深刻理解：她并不幻想家族能永保榮華，而是希望在盛時預設制度，應對未來的衰落。這正如項飆所說：“昔”和“今”的區別本身沒有意義，重要的是“王謝”與“百姓”的關系轉化。燕子依舊、草木未改，而人事全非——歷史呈現為關系結構的變動，而非線性時間的推進。賈府的衰敗引發的，不是對歷史與時間的追索，而是道德與情感上的嘆息。

到了個體層面，時間轉化為李澤厚所說的“內感覺”。這是一種非理性、非空間化的感性經驗——不是客觀地度量時間，而是情感的沉淀與纏繞。比如七十六回中秋節一節，賈母清楚知曉家道中落，卻依舊坦然。她在團圓飯桌上喚孩子們來湊數、講笑話，既感懷逝者，又不沉溺其中，時間在這里以瑣碎生活中的情緒細節顯現。簡單來說，在《紅樓夢》中，如果沒有人，時間無以顯現。而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人仿佛是被時間牽引的指針，無法抗衡，唯有順從。

然而情感化、主體化的時間觀并非中國文化所獨有，就在20世紀初，與《布登勃洛克一家》出版時間相距不遠，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提出“綿延”時間概念，強調時間是不可分割的直覺體驗，要與自然科學中空間化的時間區分開，因為科學并沒有忠實于實際上的人類經驗。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思想與諸如意識流文學現象之間存在的某種呼應。例如，柏格森曾將時間經驗比作糖在茶中緩慢溶解的過程，而普魯斯特筆下因瑪德萊娜蛋糕激發的感官記憶，也體現了類似的時間觀。這種由情感與感官觸發、帶有非線性特征的時間體驗，與《紅樓夢》中人物對時間的感知頗為相近——時間不是抽象的計量，而是在情緒和記憶中獲得形態。但不同的是，意識流傾向于將時間無限主觀化，而《紅樓夢》的時間感知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比如寶玉最初想象自己早早死去，被眾人哭送，但很快意識到“不能全得眼淚”，每人終究“各得各的眼淚”。時間不是單一個體的感受，而是與“他者”共構的情感過程。再比如賈母對亡夫的思念，只在全書中一處直接提及——張道士提到寶玉長得像祖父，老太太聞即落淚。這說明，在《紅樓夢》中，亡者并未真正消失，而以他者的形式持續地影響著現在。相較而言，《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老約翰在妻子去世后所感受到的，是孤立個體對客體化時間的恐懼。

從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的《時間與他者》出發，我們可進一步理解《紅樓夢》的時間觀：真正的“未來”并不是如柏格森或薩特認為的主體可設想的“未來的現在”，而是來自“他者”的不可把握。正是通過這種與“他者”的關系，時間才得以展開。他指出：“時間不是孤立主體的行為，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句話恰可回應寶玉“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為誰”的感慨。因此，《紅樓夢》的時間經驗不是認知性的“追溯”，而是倫理性的“共在”——一種在情感中、與他者關系中實現的時間體驗。

倫理時間vs真理時間

張欣竹：但這樣的比較真的有意義嗎？兩個小說的創作時代相隔近兩百年，而且分別來自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時間觀幾乎是必然的結果。

朱雙嬌：對，這是必須納入考量的因素。《紅樓夢》是18世紀末的中國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則是20世紀初的德國作品，它們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差異客觀存在。但正因為經典文本本身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它們常常能跨越時空限制，呈現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差異。

在我目前讀到的關于中西時間觀念的文獻中，有一個非常流行的二元框架：即“循環時間”與“線性時間”的對立。比如有人認為，中國人其實秉持某種線性的時間觀，否則就無法解釋他們的務實精神與實用理性導向——如果相信輪回與循環，又何必如此辛勤努力？但更多人卻指出，中國作為一個幾千年高度發展的農業社會，其時間觀仍以循環為主，強調天人合一與四時更迭。從這個角度來看，《紅樓夢》的時間觀因其深植于農業社會的文化背景，必然與《布登勃洛克一家》所處的工業時代不同。后者描繪的是人在面對機械化時間時所感受到的痛苦與虛無。

但我覺得吳國盛的觀點很值得參考。他指出，中國古代思想中確實同時存在循環與線性的時間觀，只是它們并不像西方傳統中那樣互為對立或彼此排斥。中國既沒有如印度或希臘那種宿命輪回式的循環時間觀，也沒有如猶太-基督教傳統那種救世歷史式的線性時間觀。比如中國沿用了數千年的干支紀年體系，本身是一種循環結構，然后它與如今通行的西歷線性計時體系的真正區別在于，其中每一對干支都具有明確的意義。任何一個時刻都可以被八個有意味的干支的組合標度，它們的意味則可以從這些組合中獲得。我們至今還會說“出門沒看黃歷”，人生大事要擇良辰吉時，這說明我們對時間的理解不僅是量化的，更是意義化的。

可以說，中國人更關注的是“時間意味著什么”，而西方文化更傾向于思考“時間是什么”。前者是一種橫向的視野，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與經驗，是倫理化的，也就是我認為的“倫理時間”；后者是一種縱向的凝視，體現的是認識論層面的追問，即在個體生命有限與時間無限之間、人事短暫無常和宇宙永恒無盡之間所產生的矛盾，即我認為的“真理時間”。托馬斯·曼在小說中的冷靜、疏離甚至帶有一點嘲諷的姿態，或者在柏格森哲學影響下興起的意識流小說中對情感的無限放大，均是這種縱向時間意識的體現——只不過應對方式不同罷了。

而且，這兩部小說各自內部也并非絕對統一。《紅樓夢》中，甄寶玉與賈寶玉的對照、“真亦假時假亦真”的探問，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倫理化時間觀的框架；《布登勃洛克一家》結尾，最后一代繼承人漢諾彌留之際的描寫，一方面延續了理性冷峻的醫學化視角，但另一方面，他與摯友凱伊（Kai）的告別，雖然只有寥寥三兩行，卻仿佛在托馬斯·曼貫穿全書的冷峻敘述中撕開一道罅隙，顯露出普通人的脆弱與感傷。

這兩個“例外”角色的相互參照，不應被視為偶然，更像是對不同文化在復雜情境下某種共通人性經驗的呼應。所以我覺得，經典文本的厚度，恰恰讓我們能夠跳脫“線性—循環”的二元對立框架，從更多維度理解中外觀念差異。反過來，討論這些觀念在文本中的體現，也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文學作品的情感表達和文化意義。

西時東漸之后

朱雙嬌：我看你的研究課題是“家園”（Heimat）主題的比較，研究對象是沈從文和貝托爾德·奧爾巴赫（Berthold Auerbach, 1812-1882），可以請你簡單介紹下你的課題嗎？

Berthold Auerbach（1812-1882）

張欣竹：我主要從拓撲空間學（Topologie）的理論視角出發，探討“家園”（Heimat）作為文學母題在中德文學作品中的多義性表達。研究以19世紀中葉德國鄉土作家貝托爾德·奧爾巴赫的黑森林鄉村故事，以及20世紀初中國京派作家沈從文的湘西敘事為核心文本案例，從烏托邦與異托邦的空間特征、人與自然的關系、身份認同與民族主義話語等方面揭示“想象的故鄉”如何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語境中被文學化重塑。

朱雙嬌：雖然看起來主要討論空間，但時間維度恐怕也無法回避，畢竟時空很難分離。

張欣竹：確實是，我從所謂拓撲空間學（Topologie）的角度來解讀中德文學作品中家園母題，強調家園作為一個由動態關系構成的場域，既可以是指向過去的懷舊對象，也可以是展望未來的烏托邦，是作者所構建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家園圖景的來回對話。我主要以19世紀中葉風靡歐洲的德國鄉土作家貝爾托爾德·奧爾巴赫（Berthold Auerbach）的黑森林故事系列和20世紀初的京派作家沈從文的湘西故事系列作對比，因為這兩者的時代背景有某些相似之處，比如都面臨工業化和現代化、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轉型，我借此來探討家園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兩位作者的作品中的多義性和時代特征。但如果從你剛才提到的視角來看，我會覺得沈從文筆下，以《邊城》為例，時間節點被有意模糊化處理，歷史時間被“懸置”了，時間更多是一種融入人物內心世界的存在，是人物感知和情緒的一部分。讀者在閱讀中很容易忽略客觀時間的流逝。而在奧爾巴赫那里，鄉村故事的時間感則更為外顯，尤其體現在他對前現代的鄉村生活的追憶中。在這點上，兩位作者可以說都帶有對城市生活的批評意味，也可理解為對工業文明帶來“機械化時間”入侵的抵抗，只不過兩者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朱雙嬌：我覺得奧爾巴赫作品中表現出的工業化前后的時間斷裂挺有意思的。《紅樓夢》雖然偶爾出現鐘表，但基本只起裝飾作用。小說成書時代尚屬前現代，機械時間尚未廣泛普及；直到晚清，隨著近代科技的輸入，中國社會才逐漸引入統一的標準時間體系。不過，這種“技術時間”并未完全取代傳統的天干地支體系，而是以一種“并存”的方式存在于社會生活中。更重要的是，它進入中國之后并沒有保留原有的“中性技術形態”，而是在當時“天演論”進化史觀的語境中被重新賦義。

這種“時間的轉譯”在晚清文學中也有所體現，比如科幻小說的引進與本土創作。《新石頭記》是個很好的例子。這部作品并未續寫愛情線，而是讓賈寶玉穿越至20世紀，追尋所謂的“文明境界”。這種讓“過去—現在—未來”共時共存的情節設定，表達出晚清中國人對現實時局的“時感混亂”與文明焦慮。有研究者指出，小說中通過對玉霄宮由金碧輝煌到衰敗的描寫，暗喻了1840年之后華夏文明的衰退；焙茗因對時間的麻木感知而被射成木偶，更是強調了變局下晚清社會的被動與失語。從中皆可看出當時的文學作品對新的時間維度頗具時代特色的接受與重構。

當然，關于晚清時間意識的研究已頗為豐富，我目前涉獵的文學文本還較為有限。我比較確定的是，時間觀念的復雜性不能靠“線性-循環”或“農業-工業”這樣的二元對立來概括。另外，我對你剛說的“拓撲空間學”還挺感興趣的，你可以再解釋一下嗎？

張欣竹：拓撲空間學（Topologie）這個詞原本是數學里的概念，它主要研究的是空間之間的連續性、鄰接關系，還有在變形過程中不變的那些特性。簡單說，就是它關注的是空間的結構關系，而不是形狀本身。那這個看上去很抽象的數學概念，為什么會進入文學研究呢？其實是因為它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比傳統地理空間或幾何空間更靈活、更動態的空間思維方式。

我們平時說空間，可能第一反應是某個具體地點，比如“家”在哪兒、“城鎮”在哪兒，是很物理的。但拓撲空間不是這么看的，它更關注的是空間是怎么“形成的”，而不是“它在哪里”。它強調的是空間是通過各種關系構建起來的，比如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互動，甚至還包括時間的維度和記憶的參與。所以說，這種拓撲思維非常適合用來研究文學里的“家園”“流亡”“記憶”等這些主題。

朱雙嬌：所以“家園”不只是一個地理上靜態的“地點”，而是人與人、人與物之間互動形成的一個臨時而變動的空間。拓撲視角雖然是個數學理論，但它強調這個“流動性”與“生成性”，天然很適合用來分析文學里的空間塑造。

這次分享主要講的是《紅樓夢》和《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時間觀差異，但其實空間維度我也有所涉及。只是我討論空間的方式，基本是從時間出發的延伸分析。比如《紅樓夢》里的大觀園，不只是一個現實空間，更像是一個和人物情感密切相連、具有生命力的場所。寶玉離開后，園子迅速衰敗、甚至“鬧鬼”，等他重回時已是“瞬息荒涼”。空間的生氣完全依賴于人的在場。相比之下，《布登勃洛克一家》里關于庭院荒蕪的描寫是在托馬斯帶著新買主來看房的情節里出現，房子更像一個中性的時間容器——記錄誰曾來過，又是誰要離開。這里的空間更趨于結構化、物化，是社會更替的背景板。

但如果從“拓撲空間”角度看，這兩部小說中的空間其實都處在變動中。《紅樓夢》中，大觀園與外部世界、現實與夢境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斷穿插；而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原本看似封閉穩定的家庭空間也屢次被“外部力量”打破。比如托馬斯的第一個妹夫首次出場，走的不是正門，而是穿越花園直接闖入，這種路徑的選擇暗示了家庭秩序的動搖。小說還常在重大情節前插入細致的外部空間描寫，比如托馬斯死前露天市場的混亂感，或者幾位主角去海邊時，大海象征著某種難以掌控的情緒與命運波動。所以，空間不只是靜態背景，它與人物命運、情感變動乃至文化結構都有著復雜的互動關系。這也可以啟發我重新思考小說反映出來不同的空間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