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鑒儒家“無訟”理念，轉化應用其歷史實踐經驗，是將“兩個結合”落實于建立與完善當代基層社會多元解紛機制的可行路徑——

汲取“無訟”理念智慧

促進基層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

?“無訟”蘊含著以德禮教化預防爭訟，調處解紛息訟，最終實現無爭訟、不爭訟、爭訟得到根本解決等思想智慧。漢代循吏以儒家“仁義”之道為思想基礎，實踐孔子“無訟”理念，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取得一定成效，推動了對社會矛盾糾紛的預防化解。

?當代基層社會治理中，需要充分汲取儒家“無訟”理念及其歷史實踐的法律文化精華，通過提升鄉規民約的治理效能，健全完善由多元主體參與的各種形式的調處解紛息訟方式，采取將“重事”與“細故”進行分類治理等治理方法，在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全，國家法律尊嚴，充分保障人民群眾的人身財產安全的前提之下，借鑒儒家“無訟”理念及歷史實踐經驗，促進社會主義法治精神與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結合，進一步合力做實矛盾糾紛預防化解。

“無訟”是儒家創始人孔子提出并實踐的司法價值觀。我國歷史上，自漢代循吏（奉公守法、清正廉潔、遵循法律和道德規范治理地方，注重教化百姓、發展生產、維護社會秩序，從而使地方得到良好治理的官吏）以“無訟”為社會治理的理想狀態，實踐儒家“無訟”理念并取得一定社會治理成效以來，由興文重教、宣教達德、發展經濟、鄉規民約、調處解紛息訟等共同構成的基層社會多元解紛機制，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對預防和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是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內容。借鑒儒家“無訟”理念，轉化應用其歷史實踐經驗，是將“兩個結合”落實于建立與完善當代基層社會多元解紛機制的可行路徑。

儒家“無訟”理念的基本內涵及本質

在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中，“訟”是一個十分古老的概念。《周禮·秋官·大司寇》曰：“以兩造禁民訟”。《說文解字》曰：“訟，爭也。”《周禮正義》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訟”通常指的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因為戶婚田土、家庭關系、鄰里之間、樹木水利等利益糾紛而引發的爭訟。

儒家創始人孔子提出“無訟”這一對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產生巨大影響的理念。《論語·顏淵》載：“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的思想內涵主要包括：其一，通過對已經發生的爭訟的適當、合理解決，以使新的爭訟不再發生；其二，通過以德化人，以禮齊民，減少訟累，使其之間不發生爭訟；其三，通過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說服教育，使已經發生的爭訟止息。其中蘊含著以德禮教化預防爭訟，調處解紛息訟，最終實現無爭訟、不爭訟、爭訟得到根本解決等思想智慧。孔子在提出“無訟”理念的同時，還以調處息訟的方式實踐“無訟”理念。《孔子家語》載“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面對父子之間的爭訟，孔子沒有簡單使用刑法予以解決，而是感之以父子親情，從而使得父親撤銷對兒子的訴訟，使已經發生的“訟”得以止息。

孔子所提出的“無訟”理念，建立于其以“仁”為核心的社會倫理的思想體系之上。在孔子思想中，“仁”為眾德之總，人們社會生活中的孝、悌、忠、信、恭、寬、惠、敏、訒、愛人、剛、毅、木、訥等品德均為“仁”或近于“仁”。“仁”是君子之本，“孝悌”是“仁”之本，“克己復禮”是踐行“仁”的方法。孔子強調治理政事要以德為本；治理社會要“導德齊禮”，以道德教育引導，以禮整飭民眾的行為，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矛盾沖突。孔子提出“性相近，習相遠”的人性論，認為人若依其盡善盡美的本性，就能互敬互愛、和諧相處；人若順著自己自私自利的習性，相互之間就會越來越疏遠。孔子對人性充滿希望，認為通過德禮教化的引導與美好的環境陶冶，人是可以為“仁”的。孔子提出了人類社會合于“仁”的相處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懷著“仁”這一社會理想，孔子以有仁風厚俗為基層社會治理的理想狀態，認為具有仁風厚俗的鄉里是人們適宜的居所，“里仁”是孔子理想中的基層社會。所謂“里仁為美”，即人們按照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情感而和諧安定生活的美好鄉里社會。因此，在解決社會矛盾沖突方面，孔子并不寄希望于“道政齊刑”的強制措施，而是寄希望于以德化人，以禮齊民、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將社會生活中因“細事”而導致的“訟”化解在未然狀態，對于已經發生的“訟”則爭取通過調處的方式予以解紛息訟。孔子“無訟”理念中蘊含著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的豐富而深刻的思想智慧。

儒家“無訟”理念于基層社會矛盾糾紛

預防化解的歷史實踐及成效

儒家思想真正被應用于社會治理實踐是由西漢循吏的基層社會治理及司法實踐活動而開始的。漢代循吏以儒家“仁義”之道為思想基礎，實踐孔子“無訟”理念，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取得一定成效，推動了對社會矛盾糾紛的預防化解。

兩漢循吏對“無訟”理念的實踐于《漢書》《后漢書》中均可見，是多元化的綜合治理方式：其一，大興文教之風，提高基層社會廣大民眾的文化知識水平。諸如，西漢循吏文翁大力興辦學校教育，教化郡中子弟，使得蜀郡之“文雅”蔚然成風。其二，注重對道德、法律的宣教，防止社會矛盾沖突的發生。諸如，西漢循吏黃霸“為條教”“班行之于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其三，發展經濟，富民、裕民。諸如西漢循吏龔遂采取合于渤海郡地理及氣候特點的經濟發展方式，增加民眾收入，富民、裕民，從而解決了因貧困導致的社會動亂問題。其四，通過鄉規民約宣教達德，合理分配鄉里社會生產生活資源，倡導節儉生活方式，移風易俗。諸如西漢循吏召信臣為解決鄉里民人的用水之爭，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于田畔”，以作為眾人公平合理用水的一方之規矩；與鄉里耆老共同議定“禁止嫁娶送終奢靡”的規約，移風易俗，倡導“儉約”的社會風習。其五，調處解紛息訟。就鄉里社會生活中發生的家庭矛盾、鄰里糾紛等，注重以調處息訟的方式加以解決。諸如，東漢循吏仇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面對這起發生于母子之間的爭訟，仇覽沒有生硬地引用當時的法律條文將陳元案作為“不孝”罪案移送縣廷判決，而是深入基層，對陳元家庭進行走訪，調查矛盾起因，導以“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以說理的方式化解陳元母子的矛盾，致“母聞感悔”，而其后陳元也成為孝子。兩漢循吏秉持儒家“無訟”理念進行基層社會綜合治理取得很大成效，諸如，黃霸治郡“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興于行誼”；龔遂治郡，民眾“安土樂業”“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召信臣治郡，“盜賊獄訟衰止”。

自漢以后的歷代循吏均以儒家“無訟”理念為指引，以實現“獄訟止息”為社會理想，為建設“里仁”之美而興利除弊。及至明清，在國家“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理之”的治理主張之下，鄉賢文化得到極大發展。所謂鄉賢，即在本鄉本土有德行、有才能、有聲望且受人尊重的人。各地鄉賢輔助循吏實踐無訟理念，進行基層社會綜合治理。循吏與鄉賢合力，不斷通過發展教育，制定鄉規民約、家規家訓，調處解紛息訟等方式而做實對社會矛盾的預防化解。

明清時期，即便在地處西南邊陲的貴州一帶，受儒家“無訟”理念的影響，循吏、鄉賢們亦懷抱“里仁為美”的社會理想，身體力行孝悌忠信，興學重教、耕讀傳家、樂善好施、濟人利世、興利除弊；以儒家“仁者愛人”“泛愛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博施濟眾”的精神濡染鄉里社會；以誠信、講理的態度，利用鄉規民約、家族規訓等，實踐儒家和解思想，調處鄉里社會的矛盾沖突。諸如，清代貴州鄉賢周奎著《家訓》以訓誡后人誠信不欺、做事一絲不茍、以仁心待人；清代貴州鄉賢孫家祥致力于文化教育，并以朱子《家禮》作為處理基層社會公共事務的準則；清代貴州鄉賢鄭文清以其清潔、淡泊、寬厚之性，在鄉里講理勸善，感化鄉人。由于循吏與鄉賢的共同合力，當時的貴州鄉里社會“從學者日接踵”“鄉里悍暴多化之”“好善之人”日多，充分展現了儒家“無訟”理念及其實踐應用“博化篤俗”的社會治理效應。

借鑒儒家“無訟”理念推進

當代基層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城鄉社區治理體系，及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當前，需要進一步做實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借鑒儒家“無訟”理念及其歷史實踐經驗，將之轉化應用于當代維護社會穩定的治理目標，或可進一步從以下路徑著手。

首先，完善基層社會的鄉規民約體系，提升鄉規民約的治理效能。傳統鄉規民約是基層社會民眾的自治規約，其以民眾對自然，自然與人的關系，群體生產生活關系以及對禮法的認知為知識體系；以鄉村社會生活的“共同善”為倫理基礎，而這些都是鄉村社會的“恒常”。中國歷史上的歷代循吏與鄉賢，在基層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方面，特別善于利用鄉規民約“宣教達德”“力行教化”及治理基層社會“細事”“細行”“細故”的獨特法律文化價值和治理效能，他們或引導催化推動鄉規民約的制定或遵守，或將對具體“訟”案的處理結果轉化為鄉里社會的自治規約。歷史上的鄉里耆老士紳，通常以“倡首”的角色，發起制定鄉規民約，帶頭遵守及執行鄉規民約。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等中國特色，均對基層社會的“里仁為美”提出新的時代要求，對“訟”的解決及處理則是現實需要。只有合力做實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才能從源頭預防矛盾、前端化解矛盾、關口把握矛盾，實現社會綜合治理，維護基層社會安全穩定。充分利用鄉規民約這一具有本土性、體現眾人合義性等特性的“軟法”，于其中灌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安定、和平、文明的鄉里社會生活理念，并轉化為基層社會的規矩，充分發揮其宣教達德、力行教化、規范人們的“細行”“細事”的作用，是建立和完善基層社會多元解紛機制具有可操作性及可行性的路徑之一。

其次，健全完善各種形式的調處解紛息訟方式。傳統中國，在儒家“無訟”理念的指引下而形成的調處息訟方式主要包括：其一，政府調處。即由基層鄉里行政管理機構主持的調處。例如，秦漢時代的鄉嗇夫就具有“聽訟”職能，通常以驗問的方式調處息訟。其二，基層社會自治或半自治組織調處。諸如，明代于鄉里設有申明亭、旌善亭，由里老、里長主持對民間戶婚田土、輕微治安案件等“訟”爭的調處。此外，在明清時代推行鄉約制度的過程中，“約正”具有調處職能。其三，民間調處。諸如宗族內部、行業內部的調處，或者德高望重的“耆老”“鄉賢”對民間糾紛的調處，等等。傳統中國在實踐儒家“無訟”理念上，于調處息訟的主體、方法、依據等方面均體現了多元性。在主體上，包括官方、自治和半自治、民間組織等；在調處依據上，包括國家法律、道德倫理、鄉規民約、社會習俗等。當代中國基層社會已經構建了比較健全的行政組織、司法組織、自治組織及各類社會組織體系，而借鑒儒家“無訟”理念，汲取中國傳統多元化調處解紛息訟的歷史實踐經驗、智慧，充分發揮各類組織在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方面的功用，對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基層社會矛盾糾紛化解，是具有可行性與可操作性的路徑之二。

再次，將“重事”與“細故”進行分類治理。傳統中國基層社會治理中，通常將矛盾糾紛劃分為“重事”與“細故”兩大類型。所謂“重事”，即觸犯國家律典的命盜案件之類，對此類案件，基層司法官員必須“謹奉法以治”，嚴格依據國家律典受理案件，審判案件，逐級上報審斷，依法執行。所謂“細故”則是基層民間社會中因戶婚田土、財貨、水利分配、鄰里糾紛、婚喪嫁娶等而引發的社會矛盾沖突。明代由里老主持對“細故”糾紛的調解，里老調處無效，或依據鄉規民約不能處理，或糾紛需要依法解決，則“鳴官究治”。傳統中國基層社會治理中，將國家“重事”與民間“細故”所進行的分類治理，一方面堅決維護國家法律的尊嚴，嚴厲打擊危害社會秩序的犯罪；另一方面，對因“細故”“細行”“細事”而引發的社會矛盾采取融道德教化、倫理情理、事理常理及法律為一體的調處方式，將“訟”化解在源頭、及時解決訟爭，防止因“小事”而導致“重事”的發生，從而具有前端防止作用，并且起到了節約司法成本及訴訟成本的作用。因此，當代基層社會治理，可以汲取歷史上將“重事”與“細故”進行分類治理的實踐經驗，一方面，對于挑戰法律和道德底線的罪大惡極者依法從嚴從重從快懲處；另一方面，賦能基層行政、司法、自治及各類社會組織，共同協調，對因“細事”“細故”“細行”產生的矛盾糾紛進行調處解紛息訟，將矛盾沖突化解在前端，此是綜合治理，預防化解矛盾，維護基層社會的安全、穩定的可行路徑之三。

綜上所述，當代基層社會治理中，需要充分汲取儒家“無訟”理念及其歷史實踐的法律文化精華，通過提升鄉規民約的治理效能，健全完善由多元主體參與的各種形式的調處解紛息訟方式，采取將“重事”與“細故”進行分類治理等治理方法，在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全，國家法律尊嚴，充分保障人民群眾的人身財產安全的前提之下，借鑒儒家“無訟”理念及歷史實踐經驗，促進社會主義法治精神與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結合，進一步合力做實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基層社會矛盾糾紛處理的多元機制的完善，最終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平安、穩定的新“仁里”社會建設為矛盾糾紛預防化解的終極目標。

［作者分別為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教授胡仁智 、西南政法大學法律史博士研究生王政超。本文系貴州社會科學國學單列重大項目《貴州鄉賢文化研究》（21gzgx0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來源：檢察日報·理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