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荒，是天災；貪污，是人禍。

但在古代卻有一種特別的人才，他們能把這兩者合而為一，演化出一種名為“借賑發財”的獨門手藝。

每當某地有了天災，當地官員心里就樂開了花，他們奏本上寫著“天災求救”，心里想著卻是“難遇良機”。“大災大貪、小災小貪”，成了明清時期的官場潛規則。

明朝萬歷年間，山東、河南、陜西連年災荒，蝗蟲飛起，赤地千里，餓殍遍野。

水災也多。比如萬歷二十一年（1593），河南省遭遇了世所罕見的特大洪水，下轄的八府十二州都有不同程度的受災。開封、南陽、鹿邑、汝州等地皆成澤國，汝州“滂沱淋漓，萬頃清波，魚鱉其民”，上蔡“春夏淫雨，入秋……田隴廬舍崩壞殆盡，溺死者無算”。

朝廷一看，這不行，不能讓百姓餓死得太多，不然來年就沒人交稅了——由一件事情可見，即朝廷當時仍以“每石五錢”的價格，對河南災區的受災水田進行折征。

某次災后，朝廷很快下詔賑濟：撥款百萬，糧十萬石，官員限期賑災。京城百官紛紛感動，抹淚發誓：“一定不負皇恩浩蕩，做好賑災之事。”

然而接下來，就是他們發財的開始。

貪污的第一步是：路遠水長，耗在運費里。

一位姓李的知府，接到賑糧命令后，立刻上奏：“道路崎嶇，河道干涸，運輸困難，需雇人夫三千，驢馬五百，運糧費需追加兩千兩。”

朝廷批準，李知府長舒一口氣。然而，人夫只招了一百，驢馬湊了五十，其余皆虛報。至于糧食嘛，運到一半，什么“路上遺失”、“河里沉船”、“倉鼠偷吃”、“村民哄搶”，編出一點理由來還不簡單？

總之最后到災民手里的，只剩一半。

當然，這一半中還有部分是霉糧、蟲糧、陳糧。他會非常“體恤百姓”地宣布：“雖糧有蟲，然煮熟仍可食之，節儉為德也。”

百姓感激涕零，李知府數銀子數到手軟。

大清還有過這樣的“賑災銀私分”潛規則：總督得三成，布政使兩成，州縣官分余下五成。

分賑之前，還要先擺龍門陣。

到了發放階段，理論上應該是“登記災民——依戶分糧——按月續發”。可在實際操作中，卻是另一套：比如會搞“鄉紳優先”，理由是他們“能安撫百姓情緒”。

于是百姓發現，賑災第一波領到糧的，往往是本地地主、富戶、族長、保甲長、文書、差役，他們一家能領幾石、幾十、上百石糧，還能轉手高價售賣給真正的災民。

盡管明清都有“粥廠”制度，給災民施粥，但往往流于形式，起不到真正的賑災作用。

百姓很多時候得靠買回來的賑糧活命，但聽說糧原本是要直接發給他們的。盡管如此，他們還是得謝恩。

還有一種創新叫“賑而不發”。

有些官員聰明，他們將救災糧直接“封倉”，理由是“怕哄搶、怕火患、怕霉壞”，總之“為糧負責”。

然后，他們就開始大做文章。

比如，在賬面上，這些糧食已經“發放完畢”，每一石都有“領糧人簽字畫押”。但這些人，有的在外逃荒，有的已經餓死，有的根本不是災民，只是衙門里某位差役的親戚。

有人質疑他們造假，他們便說：“我們是照章辦事的，簽字白紙黑字，你懷疑，難道是懷疑朝廷賑災的善意？”

從此，人們不再多問。

可能有人會說，朝廷難道不知道也不管？

其實朝廷不是不知道，只是不便知道。

明清時期，地方官面對災荒都有一種常見的“潛規則”，即“欺上瞞下”。地方官每遇到災荒，先是瞞報，瞞報不住則開始虛報，有百姓求賑災則放任不管，任其流散——待饑民逃散后地方官反而很高興，因為這樣就可以把撥下來的賑災銀子直接歸入“地方小庫”了。

地方官最終給朝廷匯報的往往就幾個字：“圣主早已明鑒”、“小民感戴祝頌”，等等。

每逢災年，地方會呈報“餓死人數”，但報得太少顯得造假太明顯，報得太多又顯政績不佳，于是常常“一半真實，一半藝術加工”。

某年河南旱災，一位官員上奏：“餓殍六萬，尚余存口十萬，請加賑糧三萬石。”

后來百姓口口相傳：“其實餓死十萬，只說六萬。”

監察御史到了之后，寫道：“貪官借賑斂財，百姓無糧可食。”

于是那位賑災官員上奏辯解：“御史無知，毀臣清白，臣實捧心辦事，冤哉枉也。”

皇帝一看，兩邊都有理，便下旨：“皆當謹慎，再議再議。”

然后……再也沒有然后了。為何？如果這次賑災款項嚴查，那是不是意味著每次都得嚴查？查了一個官，是不是意味著所有的官都得查？

你查得過來嗎？或者：你查了州官，難道還要查遍所有的縣吏？

說到當時的“智慧”，其實還有一招：以賑之名，圈地為私。

其中最妙的操作，要數“賑災圈地”。

官員上書說：“災后百姓無田可耕，宜開墾荒地，以工代賑。”

朝廷最喜歡如此——幫助國家開荒拓土，還不用開倉救災，于是這下可高興壞了，立刻撥款撥人撥糧支持。

地方官也喜歡——借著搞代賑工程，克扣糧錢、虛報預算，都乃發財良機。

以工代賑新開的那些地，悄悄成了本地豪強和官員親族的“新田”，所謂“以工代賑”，其實是“百姓免費種地，糧歸我賣錢”。

百姓種完一季，得一碗粥，官員得十石糧，還可轉售給國庫，騙取回購銀兩。

這些事情，百姓可有怨言？看見每次大災后地方官家中都添了新房，出門排場又更浩大了些，百姓也只能揣著明白裝糊涂。

史書寫道：明萬歷二十二年，河南大饑，人相食。

但有個老者在村口烤著野草根說：“我們不是餓死的，是被救災救死的。”

史官對此沉默，反而只提筆寫下殫精竭慮、任勞任怨的“循吏良臣”的救荒官員形象。

后來有人考中進士，亦寫文章歌頌大明官員“仁政愛民、賑濟有方”。

更有士子稱：“大明盛世，民不聊生乃天命，非官吏之過。”

我們今人讀到這里，也只能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