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高峰時段，車水馬龍的環路上，前車穩穩剎車，后車卻一不留神追尾。交警通過遠程視頻系統迅速判定，后車需要承擔主要責任。許多人對此習以為常。但這條常見的規則，其實隱藏著制度設計的巧思。

交通規則的作用，不只是約束個體行為，更是通過合理分配責任，提高整個社會的運行效率。換句話說，制度的設計目標往往是為了保障整條道路的通暢出行。

可以用排隊買奶茶的場景打比方。前面的顧客停下來看手機，后面的人撞了上來，責任自然在后者。因為站在后面的人看得更清楚、反應時間更多。這正是交通規則設計的出發點：把責任交給更能控制風險的一方，是一種現實而高效的安排。

再看紅綠燈。即便在夜深人靜、四下無車的路口，司機也必須老老實實等紅燈。統一信號的存在，實際上省去了每個路口“我先你后”的反復博弈。即便是大家不見面不溝通，也會彼此配合。還有類似“轉彎讓直行”等通行權規則，有點類似產權劃分，誰先擁有通行權，誰就更優先。這樣一來，每輛車就知道何時該讓、何時可行，道路才不會變成“搶道”的角斗場。而在經濟學中，就是減少“權責不清”帶來的沖突成本。

科斯定律曾提出一個理想化的假設：如果協商成本為零，不管事故責任最初歸誰，雙方總能坐下來談個妥當的辦法，把損失降到最低。可現實中，馬路不是會議室，根本沒時間扯皮。所以制度的精妙就在于此，提前定責，誰錯誰擔。雖然偶爾可能有爭議，但卻避免了無休止的推諉與爭執，保障了道路的整體通行效率。

再比如高速公路上的最低限速。聽起來有點違背直覺：開得慢也有錯嗎？其實，速度過慢的車輛更容易引發附近車輛頻繁變道和急剎車操作，就像流水線上突然出現一臺效率低下的機器，不但拖慢節奏，還增加故障概率。因此，最低限速的設計本質上也是在提高系統的平均效率。

更嚴厲的規則來自對酒駕的治理。這類行為雖然出現概率不高，但一旦出事后果極其嚴重。于是法律通過嚴厲打擊，把“全社會承擔風險”的可能性變為“個人付出代價”的機制。這種高風險高成本的責任設計，正是制度經濟學中典型的外部性內化方式。也就是說，把原本由他人或全社會承擔的成本，合理地轉移回作決策的人。這種壓力會倒逼司機主動遵守規則，形成風險預防的正向循環——每個人因害怕損失而更愿意控制風險，整條道路的安全性和效率才能穩步提升。

制度不是萬能的，但制度如果設計得當，就可以讓一群彼此陌生的人，在復雜而高速的公共道路空間中有序共處。交通規則正是這樣一套系統，它不是憑空生成，而是人們在經驗中提煉出的最省力、最不容易出錯的路徑。當我們站在紅燈前、讓出路權、拉開車距，不是因為怕罰單，而是因為這些制度幫我們提前算好了賬——該慢的時候慢，該讓的時候讓。看似繞遠，實則通達。走得穩，才能真正走得快。（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韓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