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23年4月，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龍某某故意殺人案作出終審判決，改判被告人龍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本案因婚姻家庭矛盾引發，龍某某因妻子石某某婚內出軌并執意離婚，情緒失控將其殺害。案發后，龍某某主動向家人陳述犯罪事實并要求報警，隨后被公安機關抓獲。一審法院認定其構成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二審期間，龍某某家人積極賠償被害人親屬并取得諒解，法院結合自首、被害人過錯等情節，依法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法院認為，龍某某作案后主動告知家人并要求報警，歸案后如實供述罪行，符合《刑法》第67條關于自首的規定，依法可從輕或減輕處罰。石某某婚內與他人建立情人關系，對婚姻破裂及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屬于刑法意義上的“被害人過錯”，可減輕被告人罪責。龍某某家屬代為賠償經濟損失，取得被害人親屬諒解，體現悔罪態度，符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從寬”的適用條件。本案系因家庭矛盾激化引發，被告人無前科，主觀惡性與社會危害性相對可控，法院在嚴格適用法律的同時，兼顧修復社會關系與教育挽救功能。（入庫編號：2023-04-1-177-001，人民法院案例庫：龍某某故意殺人案——被告人有自首情節，被害人對引發案件有過錯，被告方積極賠償被害人親屬經濟損失，取得被害人親屬諒解，可充分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被告人從寬處罰）

二、法理分析一：自首與被害人過錯的法律適用

（一）自首制度的法律意義與實踐價值

根據《刑法》第67條，自首是法定的從輕、減輕處罰情節，其核心在于鼓勵犯罪嫌疑人主動投案、如實供述，降低司法成本并體現悔罪態度。本案中，龍某某作案后未逃離現場，而是主動向家人坦白并要求報警，符合“自動投案”的實質要件；其歸案后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亦滿足“如實供述”的形式要求。因此，法院依法認定自首成立，并在量刑時予以從寬。

需注意的是，自首的“主動性”與“徹底性”是認定關鍵。若犯罪嫌疑人僅因走投無路而投案，或供述避重就輕，則可能影響從寬幅度。本案中，龍某某的自首行為貫穿案發后全過程，且未隱瞞關鍵事實，故從寬處罰具有充分法律依據。

（二）被害人過錯的刑法評價與司法裁量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第22條明確，因婚姻家庭矛盾引發犯罪，且被害人存在過錯的，可對被告人從輕處罰。本案中，石某某長期貶低龍某某經濟能力，婚內出軌并堅持離婚，直接導致矛盾升級。從刑法角度，被害人過錯雖不構成違法阻卻事由，但能反映犯罪誘因的復雜性，降低被告人主觀惡性評價。

司法實踐中，被害人過錯的認定需滿足三個條件：過錯行為與犯罪發生存在直接因果關系；過錯行為具有違法性或違背公序良俗；過錯程度足以影響被告人責任承擔。

本案中，石某某的婚內出軌行為既違背夫妻忠實義務，又激化矛盾引發極端后果，完全符合上述標準。法院將其作為酌定從輕情節，體現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三、法理分析二：賠償諒解與寬嚴相濟政策的司法平衡

（一）賠償諒解的刑事和解功能

《刑事訴訟法》第288條規定，因民間糾紛引起的輕罪案件，被告人通過賠償獲得諒解的，可適用刑事和解程序。盡管故意殺人罪不屬和解范圍，但賠償與諒解仍可作為酌定從寬情節。本案中，龍某某家屬代為賠償，修復了被害人親屬的物質損失與情感創傷，法院據此進一步減輕處罰，符合《刑法》第61條“根據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量刑的規定。

需明確的是，賠償諒解的從寬效果受限于兩點：賠償需出于自愿且實際履行，不得以賠償替代刑罰；諒解需真實有效，不得通過脅迫或利益交換達成。

本案中，龍某某家屬在二審期間主動賠償，且石某某父母出具書面諒解書，程序與實體均合法合規。

（二）寬嚴相濟政策在死刑案件中的具體化

寬嚴相濟是我國刑事政策的核心，要求“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對于因家庭矛盾引發的暴力犯罪，若一律適用死刑或無期徒刑，可能忽視犯罪背后的社會因素與改造可能性。本案一審判決無期徒刑已體現對生命權的嚴格保護，而二審改判十五年徒刑，則進一步考量了以下因素：

龍某某因婚姻背叛產生激憤情緒，屬“激情殺人”，與預謀殺人相比主觀惡性較低；龍某某無犯罪前科，歸案后認罪悔罪，再犯風險較小；通過賠償與諒解，緩和了雙方家庭對立，有利于社會和諧。值得關注的是，法院在裁判中援引《刑法》第5條“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避免機械適用重刑，彰顯了司法的人性化與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