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喬治·胡拉尼（George F. Hourani，1913—1984），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和古典學者。出生于英國曼徹斯頓一個黎巴嫩基督教家庭。曾先后任教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政府學院、密錫根大學近東學系、布法羅大學哲學系以及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1978年曾被推舉擔任全美東方學會會長。其長期從教的布法羅大學在其退休后，還設立了“喬治·胡拉尼專題講座”，專邀著名學者講授近東與阿拉伯歷史、哲學與文化。因其對哲學、古典文明和航海史等領域的研究，尤其是對中東文化的專業洞察力而受到學界廣泛贊譽。

與地中海相比，印度洋是一片和平的海洋。印度洋的西海岸處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下，距離最近的敵人也不過是印度半島西北部的海盜團體。因此，我們發現在這個時代，印度洋的商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有一些也許可信的證據表明，波斯人在薩珊王朝時期曾航行到中國，并與中國有一定的商業貿易活動。現在需要闡明的是，在倭馬亞王朝的哈里發統治時期，這種航行大概是如何進行的，以及阿拉伯人是如何繼承了這一貿易，并在中斷的情況下蓬勃發展起來的。

在 16 世紀歐洲擴張之前，這條從波斯灣到廣州的海上航線是人類使用的最長的定期航線。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成就，值得引起關注。在這一歷史時期，波斯灣和中國之間能夠進行海上貿易，是因為在這條航線的始末兩端同時都有著大型帝國的存在。在 660 年到 749 年這段時期，從西班牙到印度河流域的整個穆斯林世界都在倭馬亞哈里發的統治下實現了統一。接著，在 750 年到 870 年的一百多年時間里，整個除了西班牙和北非以外的穆斯林世界，又在阿拔斯王朝的統治下繼續保持著統一。至于中國，從 618 年唐朝建立直到 907 年唐朝滅亡的這近三百年的時間里，一直維持著統一；尤其是中國的南方地區，在長達兩個半世紀的時間里（618—868）幾乎一直享有和平，未有大規模的戰亂。

《阿拉伯人的大航海》

[英] 喬治·胡拉尼 著

[英] 約翰·卡斯維爾 修訂

孫博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3月

我們對早期波斯航行的了解來自中文史料，這些文獻提到了 “波斯”的船只。中文史料記載的“波斯”人已經被認定為使用波斯語、信仰瑣羅亞斯德教的波斯人（盡管并非毫無爭議），而操阿拉伯語的伊朗裔穆斯林自然而然地被歸類為“大食”（Tashih），即阿拉伯人。瑣羅亞斯德教教徒被阿拉伯人稱為“穆護”（Majū）或“麻葛”（Magian），在穆斯林征服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們構成了伊朗高原居民的主要部分，就如同基督徒在埃及和其他國家那樣。阿拉伯征服者傾向于讓他們從事水手這種較低級的職業。

中文史料的首次記錄來自 671 年，當時中國的僧人義凈乘坐一艘“波斯舶” 從廣州向南航行至蘇門答臘東南的佛逝國（Bhoga，巨港？）。717年，一名印度人跟隨一支由35艘“波斯舶”組成的船隊從錫蘭駛往巨港，其中大部分船只都失事了；最終，這位印度人于720 年抵達廣州，不過是否有“波斯人”同行尚不清楚。727年的一則中國記載描述了波斯人的航行經歷，其中提到他們曾前往錫蘭和馬來亞。文中寫道：“他們也駕駛船只前往漢地［中國］，直達廣州購買絲綢和其他商品。”

748 年，在海南島上發現了一個非常大的“波斯”聚落，同年，又有文獻提及他們與婆羅門和馬來人一同作為“舶主”出現在廣州的河流上。758 年，《舊唐書》中有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大食人和波斯人一起劫掠并焚毀了廣州城，然后他們從海路回去了。”這一大膽而無禮的行為能夠發生，或許是因為當時中原王朝在廣州的力量薄弱，因為當時天子正在全力平息北方突厥人安祿山的叛亂。盡管如此，這次劫掠表明當時在廣州有相當數量的外國商人。這是中國史書中最后一次提到“波斯人”。與此同時，“大食人”也作為一個外國族群的名字出現在中國史書中。

至于阿拉伯一側，則幾乎沒有證據表明最初到達中國的阿拉伯人是何時以及如何到達那里的。710 年之后不久，哈查只（al?ajjāj）征服了信德（al-Sind）。阿拉伯人通過這次征服獲得了兩個重要的港口：德巴爾港（提?）和曼蘇拉港（al-Man?ūrah），從而可以更接近遠東地區。在倭馬亞王朝哈里發統治結束（749 年）之前，一些什葉派穆斯林為了逃避在呼羅珊（Khurāsān）遭到的迫害選擇逃往中國，并定居于中國的一條大河港口對面的一個島上。這是由馬衛集（al-Marwazi）在大約 1120 年所保留下來的傳說，而且他描述說這個群體在后來的某個時期仍然存在，并在中國和外國人之間的貿易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艾巴德派（Ibā?ite）的晚期著作也依據可信的證據記載了一名信奉艾巴德派的商人于8 世紀中葉前往中國的一次航行：他叫阿布·烏拜達（Abu-‘Ubaydah），是一個阿曼人，在中國購買了迦楠香。

繼倭馬亞王朝之后，阿拔斯王朝繼任了哈里發的權位，并將阿拉伯帝國的首都從大馬士革遷往靠近波斯灣的報達（巴格達），這為往來波斯灣的海上貿易帶來了新的動力。根據地理學家雅庫比（al-Ya‘qūbi）的說法，曼蘇爾（al-Man?ūr）非常清楚報達（巴格達）選址的經濟優勢，他曾說過這樣的話：“這是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一個‘島嶼’［Jazīrah］……也是世界的海濱。凡是從瓦西特（Wāsi?）、弼斯啰（巴士拉）、阿瓦士（al-Ahwāz）、法爾斯（Fāris）、甕蠻（阿曼）、葉麻麥（alYamāmah）、白蓮（巴林）和鄰近地方的運抵之物，都可以到這里并在這里停泊。同樣，從摩蘇爾（Mosul）、迪牙兒·剌必阿（Diyār Rabī‘ah）、亞塞拜然（Azerbaijan）和亞美尼亞（Armenia）通過底格里斯河運來的貨物，以及從迪（Diyār Mu?ar）、敘利亞、邊境地區、埃及以及北非［馬格里布（alMaghrib）］通過幼發拉底河運輸的貨物，都可以到達這一終點站并在此卸貨。它還可以成為賈巴爾山區［al-Jibāl］、啞四包閑（I?fahān）、庫爾（Kūr）和呼羅珊等地人們的聚集地。”

幼發拉底河通過幾條可通航的運河與底格里斯河相連，其中納赫爾· 伊薩（Nahr ‘īsa）運河終點是報達（巴格達）。新首都位于美索不達米亞富饒平原的中心，那里的灌溉條件和人口都比現在要好得多。報達（巴格達）迅速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巴比倫”，一個龐大的人口、財富和奢侈品中心，它因此成為中東的商業大都市。這勢必會刺激從波斯灣港口到遠東的交通。烏剌（伍布拉）和尸羅夫（Sīrāf）是海船的主要港口，但內河船只可以將貨物直接運送到報達（巴格達）。正如泰伯里轉述曼蘇爾的言論： “這就是底格里斯河，（藉由此河）我們和中國之間沒有任何障礙；海上的一切都可以通過這條河到達我們這里。

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們還鼓勵他們的阿拉伯和波斯臣民融合成一個講阿拉伯語的穆斯林共同體。因此，當我們查閱 9 世紀阿拉伯人與遠東的海上貿易記錄時，我們發現這些材料提到穆斯林及阿拉伯人的次數遠遠多于提到波斯人的次數。這種變化肯定是逐漸發生的。當然，正如我們所見，一直以來都有阿拉伯人從波斯灣港口啟航；但是，由于伊朗人改信伊斯蘭教，并至少在宗教、文學、官方事務和商業方面采用阿拉伯語，所以這些“阿拉伯（大食）人”的數量現在大大增加了。然而，波斯人在當時的海上生活中還是留下了許多痕跡。在中世紀阿拉伯人的航海詞匯中可以發現許多源自波斯語的詞匯。例如：

balanj：船艙。

bandar：港口。在阿拉伯人使用的許多名稱中都可以找到，例如東非赤道附近的貝納迪爾港（Barr al-banādir），阿拉伯海岸附近的海蘭港（Bandar al-Kayrān）、努斯港（Bandar Nus）、賴蘇特港（Bandar Raysūt）等。只要翻一眼現代地圖冊的索引，就可以知道如今在印度洋沿岸附近仍有許多“Bandar”存在。

布祖格的《印度珍奇錄》提到的許多船長的名字都是波斯式的——這是意料之中的，因為布祖格是伊朗人，他的許多故事都是從伊朗的尸羅夫港船長那里收集的。最后，甚至中國人也稱呼阿拉伯人為“大食”了，這個詞來源于波斯語“塔吉克”（Ta-zik），意為“塔伊（Tayy）部落的人”。

報達（巴格達）的建立并沒有立即帶來與中國貿易的增長。這座城市花了數年時間才建成并成為一個商業中心。在這條航線的另一端，廣州遭到洗劫，這導致外國商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禁止進入該城；在此期間，東京灣（北部灣）成為外國船只的終點站。根據中國史料的記載，廣州于 792 年重新對外開放。此后，我們有一些關于東西方往來的零星證據。據記載，另外一位艾巴德派商人——來自弼斯啰（巴士拉）的納扎爾· 伊本—邁明（al-Na?ar ibn-Maymūn），曾訪問過中國。中國的史籍中還包含了一段由賈耽寫于 8 世紀末的有趣段落，該段文字描述了從廣州到報達的航線；不過，賈耽卻只字未提航行船只的國籍。也許我們也必須將這段航線與同時期布祖格著作中的著名船長“阿伯拉罕”（‘Abharah）聯系起來，而他是第一個定期航行到中國的人。825 年，一支龐大的海軍部隊從弼斯啰（巴士拉）被派去懲治白蓮（巴林）海盜，這群海盜襲擊了來自伊朗、印度和中國的船只。

可以肯定的是，到了9 世紀中葉，已經有定期的船只駛往中國。我們有兩份關于當時航線的獨立記載，分別由伊本· 胡爾達茲比赫（ibn-Khurdādhbih）和《中國印度見聞錄》（Akhbār al-?īn w-al-Hind）的作者撰寫。從現在開始，阿拉伯語的史料來源更加豐富，在繼續敘述之前，對它們作一個說明是有用的。我們可以把這些作家大致地、多少有些粗略地分為兩類：地理學家和旅行作家。

地理學家指的是那些對伊斯蘭世界及其周邊地區進行系統記錄的作家。這些作品提供了有關印度洋港口和海岸的寶貴信息。伊本· 胡爾達茲比赫在他于850年左右寫的《道里邦國志》（Kitab al-Masālik w-al-Mamālik）中記錄了從波斯灣到中國的分階段航程。馬蘇第的《黃金草原》（約947）可以歸類為地理學著作。該書盡管還包含了其他內容，但馬蘇第對海洋、海員及其語言展示出了極大的興趣，并以此為豪。他提供了許多地理和其他方面的信息，其中一些是基于目前仍現存以及早已散佚的早期權威資料，一些是基于他個人的經歷。這位作家曾航行到印度和東非。不過，他的另一本著作《箴言書》（Kitab al-Tanbīh w-al-Ishrāf，約955年）與我們的要談論的主題關系不大。麻合地昔（al-Maqdisi）寫于985 年或986年的著作，講述了自己環繞阿拉伯海岸航行的經歷。在這三部作品之外，其他地理學家也提供了有關地望和其他細節的相關知識，可以用來補充那個時代的海洋地理圖景。這些作品包括：雅庫比撰寫于891年或892年的著作、伊本·法齊赫（ibn-al-Faqīh）與伊本·魯斯塔均撰寫于約903年的著作、伊斯塔赫里（al-I??akhrī）撰寫于約950年的著作，以及伊本·豪卡勒（ibn-Hawqal）于此后不久撰寫的著作。所有這些人的作品，在體例上都屬于相同類型的地理手冊，并且在內容上自由地借鑒了彼此的作品。最后，馬衛集在他大約于 1120 年編寫的著作匯編中保留了一些有關早期時期的有趣細節。

旅行作家的記錄同樣具有很高的價值。851 年，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出版了一本來自商人的報告集，內容涉及從尸羅夫到廣州的海上航線以及印度人和中國人的風俗習慣。這本《中國印度見聞錄》通常被認為是由一位名叫蘇萊曼（Sulaymān）的商人撰寫的，因為書中提到了他的名字。但正如索瓦杰（Sauvaget）教授最近所指出的那樣，沒有充分的理由去支持這一觀點。大約在 916 年，一位名叫阿布—宰德· 哈桑· 伊本· 亞茲德（abu-Zayd al-?asan ibn-al-Yazīd）的尸羅夫居民根據他與尸羅夫商人和海員交談所收集到的信息，對《中國印度見聞錄》進行了評注和增補。在所有旅行作家的作品中，最重要的著作當屬《印度珍奇錄》，該書的大部分內容大約于 10 世紀中葉之后不久完成，但后來又添加了一些內容。傳統觀點認為作者是一個波斯人“拉姆忽魯謨斯的布祖格· 伊本· 沙赫里亞爾”（Buzurg ibn-Shahriyār of Ramhurmuz），為了方便起見，我將簡稱其為“布祖格”。不管他的真實名字是什么，這位作者本人是一位船長。布祖格從尸羅夫、弼斯啰（巴士拉）和甕蠻（阿曼）的其他船長和商人那里收集了一些關于印度、遠東和東非的見聞，尤其是關于海洋的故事。在這本書中，除了充滿奇聞逸事和荒誕傳奇外，還夾雜著一些切實可信的細節，顯得足夠真實。這部作品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貼近當時海上生活的觀察窗口，讓人們更加真切地了解了那個時代的海洋文化。作者在敘事方面很有天賦，他的作品被視為《一千零一夜》中辛巴達故事的重要前身。布祖格的三個故事的譯文見第三章附錄。根據伊本· 胡爾達茲比赫、《中國印度見聞錄》的作者以及同時代稍后其他人的描述，我們可以整理出 9 世紀中葉通往中國的航線。

中國船只的西方終點站是弼斯啰（巴士拉）、烏剌（伍布拉）和尸羅夫。運河上的弼斯啰可以被視為美索不達米亞下游的曼徹斯特，而烏剌則是它的利物浦。盡管弼斯啰是一個巨大的商業中心，但大型海船似乎無法抵達那里，只能停靠在烏剌。弼斯啰是阿拉伯人建立的新城，而烏剌則坐落于古老的阿坡洛古斯舊址上，由霍斯勞· 阿爾達希爾（Khusraw Ardashir）重新建立并一直延續到穆斯林時代。烏剌位于底格里斯河口的運河入口處；但由于該處有一個大漩渦，所以來往船只進入運河是非常危險的。烏剌還擁有造船廠。在阿巴丹（‘Abbādān）附近入海的河口，有一些危險的淺灘，船只經常在這些淺灘上失事。為了防止船只靠近這些淺灘，人們在海中搭建了三個“海舍巴特”，并于上面架設了瞭望塔，以便夜間燈光亮起時，起到燈塔的作用。這些塔還作為信號站，有人在上面守望，以防備來自波斯灣甚至印度的海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