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權轉自:冰點周刊,作者:李新玲
86歲的圖靈獎獲得者約翰·霍普克羅夫特在15個國家工作過,他說:“中國是唯一一個將改善教育作為優(yōu)先事項的國家。”
從2011年起,他每年在上海交通大學工作3個月,講授計算機科學課程。他將課程講義無償在中國出版,唯一的要求是售價在30元以下,讓更多學生購買起來沒有壓力。
2017年北京大學開辦“圖靈班”,他制定培養(yǎng)方案,授課。和他接觸過的不管是教授還是學生,都直接用“約翰”稱呼這位可愛的老人。
2016年,他榮獲中國為作出突出貢獻的外國專家所頒發(fā)的最高榮譽——中國政府“友誼獎”。
近日,北京大學智能學院副院長陳寶權教授與約翰,就年輕人的成長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諾獎獲得者告訴我
他們沒有規(guī)劃
這位世界知名的科學家覺得現(xiàn)在計算機領域競爭太激烈了。
“許多人認為受好的教育是為了獲得高薪工作,可以有好的生活,這不是一個好的規(guī)劃?,F(xiàn)在大多數(shù)學生(學習)是由工作驅動的,這不能怪他們,因為現(xiàn)在的競爭太激烈了?!?/p>
“我與許多諾貝爾獎獲得者交談,詢問過是什么樣的規(guī)劃導致了他們的成功?他們一般都說‘我沒有規(guī)劃’,因為‘沒有規(guī)劃’就是規(guī)劃。”
約翰向陳寶權解釋,“如果一個令人興奮的機會來了,有人會抓住它;如果這個機會不讓人興奮,他們就不理會了。所以學生了解他們自己喜歡什么很重要?!?/p>
約翰回憶,在他所帶的學生中,只有一位沒有拿到博士學位。當時,這名學生提出來放棄博士學位,他力勸“你所要做的就是把你所做的寫出來,我會批準,然后你獲得博士學位,只用一個月的時間”。
但是這個學生說“不”,因為他收到了在科羅拉多州擔任滑雪教練的邀請,并說這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認為他作出了正確的決定,因為如果他獲得了博士學位,可能會從事學術工作,也許會討厭它,不會成功。因為他真正喜歡的是滑雪和當教練?!奔s翰一再強調,“人們應該做的是弄清楚自己喜歡什么”。
回憶自己的成長,他在幾個階段都體會到了興趣的重要性。
“我在西雅圖長大,父母都沒有完成高中教育,但他們希望我有更好的生活。”父母給了他一個寬松的童年。
“我上小學時,早上9點開始上課,下午3點結束,中間還有一個小時做作業(yè),所以下午放學我沒有什么可以帶回家的了。”約翰回憶,“父母告訴我,下午3點放學后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只要按時回家吃晚飯”。
約翰認為這是自己所受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我必須找出我想做什么,然后專注于此”。
來到中國,他看到了中美兩國小學的區(qū)別。
在中國,他看到學生從早上8點開始上課,一直到下午5點半,然后回家寫作業(yè)。晚飯后,有些父母還讓他們上輔導課,“中國的很多孩子沒有機會找出他們喜歡做什么,而這是教育中缺失的重要組成部分”。
約翰說他花了好幾年才理解了中國的一些問題。他看到,中國一直在試圖解決問題,比如“雙減”,讓孩子有時間玩耍和自我探索。但他也意識到,這不僅是教育問題,也是一個文化問題,因為中國父母普遍希望孩子們在學術上成功。
找出你真正喜歡什么
然后專注于此
202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給了兩位計算機專家,以表彰他們“在實現(xiàn)使用人工神經(jīng)網(wǎng)絡進行機器學習方面的基礎性發(fā)現(xiàn)和發(fā)明”。
“一個國家要成功,不能每個人只做應用研究。有些人朝著(看似)瘋狂的方向前進,偶爾他們中的人發(fā)現(xiàn)一些真正基礎的東西,就能創(chuàng)造一個全新的領域,創(chuàng)造數(shù)百萬的就業(yè)機會。”
約翰看來,獲得202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杰弗里·辛頓就是這樣的人。
杰弗里·辛頓
2012年,辛頓的研究改變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方向。因為之前都在試圖基于邏輯進行人工智能研究,但幾起幾落沒有真正進展,而辛頓的團隊采用的是訓練深度神經(jīng)網(wǎng)絡。深度學習從此從純學術研究走向應用。
“現(xiàn)在在農業(yè)、生物學、醫(yī)學、制造業(yè)等許多其他領域都有應用,辛頓的研究取得了成功,導致了整個人工智能研究領域都在使用深度網(wǎng)絡?!奔s翰看來,這就是因為有人做了之前“沒有人認為這是正確的事”。
他認為,這是基礎研究的成果,他把基礎研究定義為“做你好奇的事情”,不同于應用研究。
當然,辛頓的成功不是順利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備受冷落,論文也不能公開發(fā)表。但辛頓一直堅持自己的研究方向。
對此,約翰說:“人只有一次生命,也不必成功,不是所有人都要去獲得諾貝爾獎,很多人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雖沒有成功,(從另外角度)他們也成功了,因為他們有愉快的生活?!?/p>
他說,他總是試圖告訴學生:“你只有一次生命,你應該享受它。獲得教育的重要目的是找出你真正喜歡什么,然后專注于此。”
我從來不讓學生幫我做研究
約翰高中畢業(yè)后,去了西雅圖大學學電子工程,“我知道這是我喜歡的事情。我喜歡玩電路和搭建各種與電子相關的東西”。
相比更有名的大學,西雅圖大學稍遜一籌,但是他認為遇到了很好的老師。當陳寶權問起,他當時有沒有考慮換一所大學時,約翰很堅決地說:“沒有。因為我申請這所學校離家近,住在家里,不用操心吃飯、住宿。沒有財務方面的擔憂?!?/p>
畢業(yè)后他到斯坦福大學讀博士,他上的第一批課程中有實驗課程,這時他發(fā)現(xiàn)“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討厭實驗室,我決定換專業(yè),告訴導師這不是我想要學的。我想要學與數(shù)學有關的東西?!?/p>
后來,他找到了一位數(shù)學導師,并慢慢發(fā)現(xiàn)對閾值邏輯產生了興趣。他還完成了訓練兩個閾值邏輯單元的網(wǎng)絡,這篇論文是相當新穎的。
他說:“我學會了如何選擇研究主題,這就是做研究的重要部分?!?/p>
約翰培養(yǎng)的學生中很多人卓有成就,“如果你讀過我很多博士生的論文,會發(fā)現(xiàn)他們的研究不一定馬上有商業(yè)價值,但他們學到的是如何進行研究,這讓他們有了非常成功的職業(yè)生涯?!?/p>
“我的3名學生獲得了圖靈獎,其中一人還獲得了基礎物理學突破獎,僅次于諾貝爾獎。他們中的許多人是美國國家科學院的成員。
這并不是因為他們在博士論文中就做了突破性工作,而是他們學會了如何進行研究和如何選擇問題。”
約翰發(fā)現(xiàn),他的學生會逐漸發(fā)現(xiàn)有些(最初的)想法不是他想做的,會修改方向,最后,能發(fā)現(xiàn)一些相當重要的東西。
“我從來不讓學生幫我做研究,我的學生幾乎都是3年博士畢業(yè)。因為導師的作用是指導,不能讓學生來幫助導師進行研究。”他說,他只是告訴學生,你要選擇一個讓你最興奮的問題。
中國學生解決問題能力強
但不會提問題
60歲之后約翰在十幾個國家工作過。他看到,中國在過去的40多年高等教育有了巨大發(fā)展。他在康奈爾大學給大一的約200名學生上課,來到中國后,在這里給200名新生教相同的課。
但在康奈爾大學,也許只有兩三名頂尖學生,而在中國,這200名中會有100名頂尖學生?!霸蚴?strong>在美國,學生不一定都去最好的大學,他們也許去家附近的大學獲得良好的教育。但在中國,每個人都想進入前十名的大學。”
他還發(fā)現(xiàn)另一個區(qū)別,中國學生在解決問題方面要擅長得多,例如在計算機科學方面,他們知道如何編程,而美國學生則不是,認為編程不再重要,可以被取代。在美國,學生很好奇,他們會做一些瘋狂的事情,但在中國多半不會發(fā)生。
“實際上,中國的很多學生不會問問題,但在美國,當我教授一門課程時,學生們不斷地提出問題。這提高了課程的質量,幫助我更好地與學生互動。所以有很多差異?!?/p>
最初,約翰嘗試改善中國前30所大學的教學。他慢慢發(fā)現(xiàn),前30所大學只教育了中國大學生的1%。要想改善中國的教育,必須改善分布在各省的1300多所本科大學,影響99%的學生。
“所以我調整了我做事情(的方向)?,F(xiàn)在我正在與每個省份合作,試圖與負責教育的副省長取得聯(lián)系。他們是關鍵的人,可以讓我與大學的人取得聯(lián)系?!?/p>
他認為,“各省有很多好大學,里面有世界級的老師,他們確實有很好的教師,但他們需要幫助。
頂尖大學的教師往往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這樣他們就可以看看世界上的大學正在教什么,并帶回最好的內容。但是一旦你走出頂尖大學,會發(fā)現(xiàn)很多教師不會說英語,他們需要中文的材料?!?/p>
開辟“試驗田”指導中國學生
2017年,約翰在北京大學開設了圖靈班,目標是培養(yǎng)計算機學科的頂尖人才。陳寶權與約翰合作,共同培養(yǎng)學生。
“不同的導師,有不同的研究方向,每個導師又和國外的一些同行有聯(lián)系,構成較大的導師群,學生可以‘科研輪轉’?!?/p>
陳寶權解釋,每個學生可以選3個導師,進入實驗室,這樣能夠輪流了解3個科研方向,這種輪轉能夠幫助學生找到自己感興趣的方向,之后再確定科研導師。
圖靈班,被約翰看作“試驗田”。他參與圖靈班學生的培養(yǎng)方案制定,包括開什么課程。他自己也講一兩門新課,給其他老師示范。
其他老師上課的時候,他要去聽課,觀察課堂效果,給授課老師反饋,提出改進建議。學生的科研交流展示活動,他也來參與,給學生點評、鼓勵。
在擔任上海交大校長特別顧問期間,約翰曾參與引進了十余名高層次學者;他擔任計算機專業(yè)教學評估督導期間,一個月內聽了45堂課。
“對我個人的影響其實非常大。作為大學教師,很多人對于教育角色多少有點模糊不清,一般來說認為還是以科研為主?!?/p>
與約翰共事后,陳寶權清晰理解并認可了“大學老師的第一任務是教學,培養(yǎng)學生,或者大學的第一要務是培養(yǎng)學生”,當然,約翰認為老師也要做科研,這有利于老師了解學科的前沿進展,能與時俱進。
胡振江教授是北京大學圖靈班管委會主任,他說:“約翰幫助中國計算機專業(yè)的教學整體提升,對國家意義重大?!?/p>
圖靈班在大二上學期要上科研倫理課,胡振江認為,這非常重要,要讓學生知道什么是應該做的,什么是不應該做的,抄襲、急功近利,這都是科研大忌。
要用課堂“數(shù)據(jù)”來評估教學
很多人在大學畢業(yè)工作幾年以后,想不起之前在課堂上具體學了什么。
這是約翰常向別人提起的一個調查結果,“那么我們實際上在教學生什么呢?我們教的技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軟技能。我們在教他們如何處理一個項目、如何判斷某件事是真是假、如何與他人溝通,這些都是軟技能”。
約翰舉例,中國許多大學正在建造兩種類型的建筑,一種是教室,另一種是教職工的辦公室和實驗室。他建議,“為什么不在建造一棟建筑時,下面兩層是教室,第三層和第四層是教職工的辦公室和實驗室,而且在第一層放一個咖啡店。教職工下樓去拿咖啡時,會偶遇學生并與他們交談,這是教職工和學生之間的互動。”
他發(fā)現(xiàn),有很多事情與環(huán)境有關,比如讓教職工保持辦公室門敞開。這樣,當學生經(jīng)過時,他可能會順便進來。如果你關上門,就有點發(fā)出信號的意思——“別打擾我”“我很忙”。實際上,教職工和學生需要互動。不僅在課堂上,很多教育是在課堂之外進行的。
人工智能時代
軟技能更重要
1986年,約翰榮獲圖靈獎,對計算機和人工智能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力。2020年他的第一個博士生阿爾佛雷德·艾侯(Alfred Aho)獲得圖靈獎,獎勵他在編程語言實現(xiàn)和算法設計方面作出的卓越貢獻。
但是對于“人人談AI”,約翰卻有一份超然和冷靜。他說自己不用Chat GPT,因為自己大部分時間都在與人交談,或者發(fā)郵件。
同時,他認為現(xiàn)在的技術還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當然這項技術將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要關注如何合理分配由AI創(chuàng)造的財富。
AI賦予教師、教育什么樣的新角色?對陳寶權的這一問題,約翰這樣回答:“如果回溯200年,學習數(shù)學并不是必要的。如果生活在農場,你需要知道的就是如何種植作物,以及一些關于天氣的知識;當制造業(yè)出現(xiàn)時,人們必須知道如何測量、計算,等等。
當我上學時,我被教授的是事實。而現(xiàn)在,(教師)不需要教學生這些,只需要教他們如何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因為可以從互聯(lián)網(wǎng)上獲取許多事實?!?/p>
他說,注意到一些教師會在黑板上寫下一個定理,然后開始教授如何證明。其實學生可以從互聯(lián)網(wǎng)上找到證明過程,老師應該教的是定理為什么重要,它有什么用途?如果想要證明它,需要哪些關鍵思想?
過去歷史課上講授的歷史事件以及戰(zhàn)爭發(fā)生的年份、誰是戰(zhàn)勝者等,現(xiàn)在這些都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學生應該被教授的是戰(zhàn)爭的原因是什么,戰(zhàn)爭有什么后果。
“教育一直在隨著時間變化,而AI將使這種變化更大。但是AI可能無法傳達像理解、反思事物這樣的東西。軟技能會變得更加重要?!?/p>
約翰思考更多的是:“如果工作消失了,如何教人們做其他的事情,比如如何享受生活?教育可能包括讓學生去旅行看世界?因為工作的概念大約在200年前才被創(chuàng)造出來,它可能會消失?!?/p>
“未來,不再只是在學術研究中,也許體育課程中會有3個不同的導師和3個不同的研究課題。你會被要求玩3種不同的運動,比如網(wǎng)球、排球、高爾夫,看看你喜歡哪一種。這可能是教育的一部分,幫助人們學習如何玩各種運動,以及確定他們喜歡哪一種?!?/p>
他希望:“人只有一次生命,每個人應該去享受它。教育的目的就是幫助人們擁有一個愉快的生活。”
-每日教育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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