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上午11時05分，禹州市120急救指揮中心接到一通電話。

電話那頭，一位母親聲稱女兒有焦慮、抑郁病史，拒絕服藥且出現攻擊行為，請求將患者強制帶走治療。

27分鐘后，禹州市中醫院的急救車呼嘯而至。

隨后發生的畫面令人震驚：醫護人員竟用手銬將這名年輕女子當街拷走，全程被路人拍下并上傳網絡。

5月17日，據極目新聞等媒體報道，禹州市衛健委的通報承認“采取不當約束措施”，對當值醫生謝某停職、工作人員高某某辭退。

但一紙輕飄飄的通報，在監控視頻的鐵證面前顯得如此蒼白。

先說那副锃亮的手銬。

手銬從何而來？這個核心問題被通報刻意回避。

根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手銬屬于嚴格管控的警用器械，僅限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監獄、海關等執法部門配備使用。

急救車上出現手銬，只有一種可能：醫院長期非法持有警械。

如此違法行為，就此輕輕放過？

更值得警惕的是，通報稱“經在場家屬同意采取臨時性強制措施”。

卻對“家屬同意”的真實性只字未提。

在安徽淮南張坡案中，正是以“家屬同意”為幌子，將維權工人當成精神病強行關押22天。

事后家屬堅決否認曾表示同意。

涉事醫院對謝某、高某某的處罰，也暴露出熟悉的“臨時工”邏輯。

翻閱近年案例會發現，“棄卒保帥”已成行業標準操作程序：

2024年長沙陽光醫院被曝欺詐收治時，處理結果是“頂格罰款5萬元”。

2025年天津胡某舉報重婚反被強制注射藥物案，最終以涉事護士離職草草收場。

更荒誕的是海城市寧寧心醫院案例。

該院通過行賄400萬元取得醫保定點資格，長期偽造病歷騙取醫保基金。

案發后僅醫院被取締，受賄的衛生局副局長唐輝獲刑，而每天經手虛假病歷的醫生們卻全身而退。

這種追責模式，本質上是在鼓勵系統性作惡。

中國精神病院的野蠻生長史，為此類事件提供了溫床。

2013年，全國精神專科醫院僅787家，到2020年暴增至1544家。

其中民營醫院占比從33.93%飆升至43.37%。

擴張背后是驚人的利益鏈。

成都京西醫院與勞務中介合作，按“拉人頭”數量支付10%回扣。

長沙陽光醫院甚至篡改病歷，將輕癥偽裝成重癥以騙取更高額醫保報銷。

“產業化運作”正在催生不斷膨脹的黑色產業鏈。

自2002年起，廣西向某無證經營“土洋院”長達13年。

他的營收方式，是通過拘禁精神病人敲詐家屬。

2024年北京朝陽某托管中心違規收治200余人，暴露監管失守。

一旦醫療場所淪為利益掮客，“被精神病”就成為最便捷的創收手段。

每個公民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張坡”“胡某”。

中國精神衛生體系的根本矛盾是什么？

是在“社會危害性”這個模糊概念下，醫學判斷讓位于行政需求。

是以“家屬同意”為由，剝奪當事人的自我辯護權利。

陳淼盛，原石油化工研究院工程師，因被認定在工作期間精神狀態不正常，被單位強制送進精神病醫院。

13年后，陳淼盛病死院中，其妻訴訟索賠144萬元卻一審敗訴。

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說：

一切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

醫療機構手握診斷權、“執法權”、拘禁權，卻缺乏有效制約。

《精神衛生法》的強制醫療程序淪為橡皮圖章。

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手銬異化為街頭執法工具的荒誕，更是整個收治體系淪為“合法綁架者”的悲劇。

要斬斷黑色產業鏈，需要三把手術刀：

其一，嚴格落實《警械管理條例》，對非執法機構持有手銬的行為追究刑事責任。

其二，建立精神病強制收治糾紛的司法審查制度。

其三，對全國1545家精神專科醫院開展資質復核，重點清查“三無醫院”（無獨立診斷能力、無專業醫師團隊、無合規治療記錄）。

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今天拷在別人腕上的手銬，明日鎖住我們每個人的自由。

如果任由急救車的警笛變成拘禁的前奏，診斷書淪為剝奪自由的判決，我們每個人都站在懸崖邊緣。

記住江西李宜雪家屬的控訴：“診斷沒有家人簽字”；

記住江蘇楊某在徐州大腦醫院遭受的7個月電擊折磨。

這些聲音在提醒我們，

捍衛精神障礙患者的權利，就是在守衛文明社會的底線。

最后，禹州這事不該就這么算了。

除了當地衛健委的自查自糾，更要查查手銬的來源是否合法。

查查涉事醫院過往的收治記錄是否存在類似違規。

查查“家屬同意”的簽字是否真實自愿。

不徹底追責的制度性漏洞，只會讓悲劇一再重演。

暴力披上白大褂，是醫療倫理病了，還是權力監督病了？還是整個社會病了？

我看到的，不只是個別醫院的墮落，更是一個將精神疾病污名化、將患者工具化的畸形生態。

暴力既源于某些醫療機構將診療異化為創收的產業邏輯。

也折射出社會對精神障礙群體的系統性歧視。

從我記事起，人們便將行為舉止異于常人者稱作“瘋子”。

如此語言暴力比手銬更冷更硬。

它把復雜的精神疾病簡化為一個充滿貶義的標簽。

將患者從“病人”直接貶斥為“非人”。

仿佛貼上標簽，就可以理所當然地剝奪其基本權利。

長久以來的污名化，不僅助長了醫療機構濫用強制收治權的底氣。

更成為阻礙患者尋求正規治療的隱形屏障。

數據顯示，我國有超過1億人受各類精神障礙困擾，但就診率不足10%。

其中社會歧視造成的病恥感是關鍵因素。

要消解這種歧視，得先從語言開始。

把“瘋子”這個詞徹底扔進歷史垃圾堆，就像我們不再用“麻風鬼”稱呼麻風病人那樣。

還要讓公眾認識到，抑郁癥、焦慮癥等疾病，與感冒發燒同樣屬于醫學范疇。

是的，治愈頑疾，既需要刮骨療毒整頓醫療亂象。

更需要重建尊重生命尊嚴的社會共識。

否則下一個被手銬帶走的，可能就是“不聽話”的你我，或者我們的家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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