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版自序

拙著《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1861—1884）：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及《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黨爭”為中心的探討》，200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刊行，迄今已歷19年。此番得以發行簡體增訂版，完全是一個意外的驚喜。容此先向促成此事的推手——“新史學&多元對話系列”叢書執行主編譚徐鋒先生，致上最誠摯的謝忱。若非本身也是晚清民國政治史研究者的譚先生青眼有加，筆者自忖稍嫌冷門的這兩本舊著，很難得到如是增訂再版的機會。

《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1861—1884）：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及《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黨爭”為中心的探討》兩書所討論的，是筆者用以觀察1861— 1898年晚清政治史的一條路徑，即派系政治。事實上，19世紀后期以降，派系就是同時代人用以描述時局政情的重要元素，并非后人歸納形成的分析架構。在過去百年以來，晚清政治史，或云廣義的近代政治史研究成果，所以較少由此一角度切入，主要原因或即在于一手史料，特別是官方檔案相對浩繁，為相當一段時期的研究者提供了極豐富的研究材料，創造了廣大的選題空間。事實上，直至今時，這種情況基本無甚改變。問題在于主要依靠官方檔案建構的研究內容，要達到連點成線、連線成面的研究效能，也許不失充分，但要觀照平面現象之下的底流，官方檔案就未必足夠了。這是因為官方檔案中呈現的，較多是一種具體的“結果”或狀況，相對缺乏提供一件史事發展“過程”的線索。就像筆者常舉例，在官方檔案中看到的奏折內容，也許能讓研究者了解上折子官員對所陳奏事情的立場或主張，但這樣的立場或主張究竟如何成形，背后有些什么樣的發展過程，就未必看得出了。然而，研究者若能妥切地善用其他史料，例如上折子官員的私人文集，特別是一般都會收入其中的折稿，亦即所遞上的奏折原稿，將之與官檔中的奏折內容對照，其有所增刪的部分常常就是事件發展過程里最精微、最能“說故事”的關鍵；掌握這些關鍵環節，研究者對該歷史事件的理解，也才能變得更“立體”。

前所例舉的私人文集，當然只是其中一種類型，余則包括私人日記、書信、年譜及形態多元的各種私家筆記，筆者將它們統稱為私家史料。這些私家史料，即使是占比最大的私家筆記，多數也都屬當事人或至少是當代人記當代事。那些內容，無論是一手記述，或二手聽聞，一定程度而言，也具備準回憶錄式的性質。結合官書或檔案使用，往往才是讓一段史事“活”起來的方法。以治中國史的學者來說，主攻中古史，尤其唐宋之前時代的學者，便多深諳此道，主要因為中古史之前的一手檔案，幾乎毀絕殆盡了，研究者無不“上窮碧落下黃泉”地求索可堪支援的私家史料。相較之下，近代官方與一手檔案保存之完整，使近代史研究圈成了古代史研究者眼中奢侈的樂園；可惜的是，也正由于同樣的原因，數量恐不亞于官方檔案的近代私家史料，長期未得系統性整理及有效運用。

但很幸運的是，從2002年起，隨著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成立，巨大的清史編纂工程啟動，此后以迄今日，圍繞支持此工程之稀見史料紛紛編輯校刊付梓，不啻中國，乃為全球漢學界最可推重之集體成就。這也使得無論就史料之豐碩可參，抑或由此而經營出的研究成果，皆已非筆者當年成書時可相比。借此謹向中國近代史研究先進們過去多年來累積之成果深深致意。

筆者常用《黃帝內經》揭橥中醫藥調配原則的“君、臣、佐、使”，來比喻歷史研究工作里包括官方檔案及各種私家史料的角色定位。沒有一味中藥，是靠單一藥材便可制就，而是多種藥材依其重要順序，妥適結合，完善其相輔相克效應的產物。任何一項歷史議題的處理，不也是如此？

因著早年對晚清史的高度興趣，筆者自1990年代初進入研究所后，便以晚清派系政治的研討，作為歷史學徒養成歷程中的工作重心。拙著《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1861—1884）：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及《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黨爭”為中心的探討》，也就是以那段時期所做的工作為基礎而寫成的。要理解派系政治的結構與運作，官方檔案顯然無法提供充足資源，這便使筆者將心力更多地投入各種私家史料的長期閱讀爬梳。這么些年來，不時看到有閱眾發現筆者著作對私家史料，尤其是各類筆記書的高度仰賴，輒輕予嗤詆，似乎認定若非通篇引證盡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或臺北故宮博物院，就不堪入流，或只配稱為掌故。其實，筆者一貫強調，在晚清派系政治上投入心力，絕不代表筆者認為這就是晚清政治史的全貌，而是希望借此構成一塊拼圖，讓整個晚清政治史的圖像能拼得更完整，理解與詮釋也更有機。

作為一個歷史學徒，筆者總是不斷提醒有機會共聚為學的朋友，所謂歷史，從來不是“過去發生的事”，因為那些事在發生的當下，就永遠成為過去，再也無法重現。我們所認知的歷史，是一批受過歷史學專業訓練，謹守學術紀律，整理排比各種遺址、器物或文字記錄，找出其時代意義的史家，對我們想理解的那個時代所形成的“論述”。就像著名史家王笛先生所說：“對于‘歷史’這個詞，我認為也有兩種含義，或者說有兩種歷史。第一種歷史，就是過去的一切事情，過去了就過去了，永遠不復返，永遠不能完整地再現。而第二種歷史，其實就是‘講故事’，就是講人類的過去，講人類與這個世界的關系。”因此，我總是告訴朋友們，人類文明史上，少數絕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之一，就是有所謂“‘絕對’‘客觀’的歷史”。此所以筆者每當于書肆看到類似以“這就是（或這才是）真正的某某史”為名的歷史類書籍時，從不取以觀之，因為由那樣的書名，便可知撰寫者對歷史的本質毫無概念。

此所以20世紀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卡爾（Edward H. Carr）曾說：“歷史是歷史學家和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和‘過去’之間無休止的對話。”晚清政治史當然也是如此，而筆者對晚清派系政治的投入，及所以在拙著中大量運用各種私家史料資源，也基于同樣的認知與期許。

如前所述，筆者兩部拙著，基本初成于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前十年。其時所能讀到乃至運用的私家史料數量，遠不及今日，這當然使筆者當年經營自己的工作成果并形成理解時，不免受限，更別說還必然囿于平庸的史才。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卓越先進姜鳴先生曾指出，石泉先生的《甲午戰爭前后之晚清政局》與拙著，“所使用史料均屬初級，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誠然中肯。也因如此，個中出現錯謬或史料誤讀，也難可盡免。就這些部分，事實上，過去多年來，曾對拙著賜予教正和評論的方家，尤其是姜鳴、馬忠文、譚伯牛等幾位先進，筆者尤感受益。也因如此，本次擬將兩著增訂再版時，譚徐鋒先生便詢以是否將配合過去十余年來稀見史料的紛紛刊行，與對拙著具參究性之研究觀點進行一定之增刪補正。如此做，當可使拙著與時俱新。但經考慮后，筆者仍決定在正文中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內容，特別是過往學界先進所曾指正的部分。筆者認為，這才是對曾不吝賜教的師友應有之尊重，也免于取巧之嫌。但凡曾經先進們教正的部分，筆者選擇在腳注中加入相關說明，既利于讀者見其辨正之梗概，也向曾就該議題賜教的師長做出商榷或回應。

筆者所以在年少時期，即對晚清政治史產生深厚興趣，后來更進一步聚焦派系政治此一核心課題，小說考據名家許晏駢（高陽）先生，應該是最重要的影響源。老實說，筆者一向認為純以小說家歸類許氏，并不適切，蓋在其令人稱道的歷史小說作品—尤以涉清代宮廷、官僚與派系者為最多—以外，許氏尚有為數不亞于其小說之考據論著行世。個中內容，除對其小說結構具指導作用，也高度展現許氏出身晚清仕宦名門—浙江仁和許家—的家學淵源。許氏述及自幼即在以宮闈舊聞為床頭故事的環境中成長，耳濡目染，從而形成他日有機會結合文史家學，以探童年聞問的基礎。其歷史小說如此，其考據之作亦如是。與許先生之因緣，雖只是當年臺灣榮總病榻上，因抽痰危急而不能言語，但仍殷殷抱拳相勉時的一晤，而他的功力與靈感，卻啟迪了一名年輕學徒向近代史探求更多可能的心志。在筆者心目中，已故的他永遠是一位學院外的偉大史學家。甚而，筆者亦常向師友自陳，所以選擇晚清政治史，特別是以派系政治議題為投身之屬，原始立志便是為了一定程度讓史學界能以更符合專業學人應有的高度看待許先生。即使透過日后自己所下的功夫，在某些問題的詮釋上，與許先生有所分歧，或得出迥異的拙見，仍無改于斯。此番兩部拙著幸得增訂再版的因緣，筆者仍盼能借此與讀者訴說昔日原委，再次向他致敬。

《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1861—1884）：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與《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黨爭”為中心的探討》，200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刊行時，承蒙筆者指導教授林能士先生，與幸得長期追隨受業的明清史研究大家韋慶遠先生分別賜序，感念平生。遺憾的是，韋先生與林能士師已分別于2009年及2022年辭世。筆者謹將兩位長者當年所賜書序分別保留其中，不敢貿求告慰旅魂，但表筆者將拙著增訂版獻予兩位恩師的至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