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史研究領域全新力作，以多元史料描繪出太平天國興衰圖景，透視太平天國對晚清地方社會乃至近代中國變局的深刻影響。

夏春濤、王笛、黃克武、李懷印、田曉菲聯名推薦。以宏觀與微觀視野相結合，全景式展現太平天國興亡軌跡。

《太平天國再研究》

著者：劉晨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

出版時間：2025年5月

定價：128元

作 者：

劉晨，北京大學博士，“博雅”博士后，現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主要從事清史、太平天國史與中國秘密社會史研究，著有《蕭朝貴與太平天國早期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太平天國社會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合著《中國近代思想通史·第一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上發表多篇論文。

內容簡介

一部太平天國史研究領域的全新力作，全景式展現了太平天國的興亡軌跡。全書從太平天國的統治方略、基層政權建設、社會經濟政策、民俗民習改造、統治區民眾的集體行動等方面探討了太平天國興衰成敗的發展歷程。既著眼于太平天國研究領域的重大問題，又突出既往研究中忽視的非軍事議題，關注社會底層的實踐。書中以計量史學的方法，研究了江浙統治區的田賦、地租和捐費問題，展現了太平天國政權下細節豐富、信息翔實的鄉村治理場景。本書通過發掘新史料，研究新問題，重新審視這場深刻影響近代中國的歷史巨變，對太平天國作出了獨特而扎實的研究。

名家推薦/ 精彩書評

研究晚清史乃至中國近代史，繞不開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史研究已持續一個世紀，名家輩出，著述蔚為大觀，而時下仍守此領域者已寥若晨星，劉晨其一也。該書以大歷史視角，結合新資料，對太平天國的興亡軌跡作了新解析，值得期待。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夏春濤

這是一部關于太平天國運動的厚重之作，從政治、經濟、社會及思想文化等多重視角，重新審視這場波及中國十余省的歷史巨變。作者憑借二十年的研究積淀，通過發掘新史料、討論新問題，對這段復雜的歷史做出了自己獨特而扎實的研究。

——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席教授 王笛

太平天國的歷史一直充滿了爭議，作者避免了以往妖魔化與神圣化的書寫，從“非軍事史”的視閾，依賴多元史料描繪出太平天國興衰的內外因素與全局視野，進而公允地論斷其得失。這一本力作改變了我們的認知，并將太平天國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里程碑。

——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黃克武

這是一本關于太平天國運動的社會史和文化史研究力作。其最可貴之處在于作者把研究視角從過去的軍事史和政治史領域，轉向社會底層的日常實踐，展現了太平天國政權下一幅幅細節豐滿、信息翔實的鄉村治理場景。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歷史系講座教授 李懷印

無論回顧過去還是前瞻未來，都必須立足于現在。時代在不斷變化，因此，我們面對的乃是一個不斷變動的過去與未來。正如劉晨所說：“任何學科的發展創新都離不開研究視角的轉換與開拓。”《太平天國再研究》為書寫太平天國史提供了一個轉換和開拓研究新視角的誘人可能。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中國文學教授 田曉菲

本書亮點

1.太平天國史研究領域全新力作，積二十年研究之功的總結性成果。夏春濤、王笛、黃克武、李懷印、田曉菲聯名推薦，崔之清、蒲樂安、田海、菊池秀明作序推薦。

2.宏觀與微觀視野相結合，全景式展現太平天國興亡軌跡。本書從宏觀的太平天國統治方略、基層政權建設、經濟政策，到微觀的移風易俗改造、鄉村政權建設，全面探討了太平天國興衰成敗的歷程。

3.轉換、開拓了太平天國研究的新視角。本書把研究視角從過去的軍事史和政治史領域，轉向社會底層的日常實踐。書中以計量史學的方法，研究了太平天國江浙統治區的田賦、地租和捐費問題，展現了太平天國政權下細節豐滿、信息翔實的鄉村治理場景。

4.對太平天國史研究領域重大問題作出全新詮釋。洪秀全于何時，又是在怎樣的形勢下立意反清的？《天朝田畝制度》是太平天國的“綱領性文獻”嗎？反抗太平天國的“團練”，其實情為何？天京事變是太平天國由盛轉衰的分水嶺嗎？通過重新審視、考辨相關史料，本書作出了一系列突破既有結論的全新的、深入的解讀。

5.通過太平天國，透視晚清地方社會乃至近代中國。本書剖析了太平天國在統治區實行的一系列旨在改造農村社會的經濟政策、建構近代化治國方略的《資政新篇》，以及孫中山對太平天國民族主義遺產的繼承，以至民國時期的“地方自治”風潮等問題，由此反映出太平天國對近代中國變局的深刻影響。

6.發掘新史料，辨析舊史料。太平天國文獻堪稱浩繁，僅各種資料“匯編”，已有數千萬字。本書作者研治太平天國史二十年間，更是通過田野調查，輾轉南北各地圖書館，搜集到稀見文獻近30種。另搜檢未整理的刻本、抄本、地方志、私人文稿等百余種，由此可見本書扎實的文獻基礎。

精彩書摘

一部重構“太史”的力作

劉晨新著《太平天國再研究》即將出版面世，全書凡70余萬言，值得“太史”學界祝賀和關注。有幸承蒙劉君奉賜新著文稿，囑我作序。拜讀之后，心得良多，遂有此篇讀后感言，以答謝和請教劉君。

一、劉君的“太史”淵源

劉晨對太平天國史近乎癡迷。自云：本科期間，就與洪秀全結緣。

曾有白天研究洪秀全、夜間睡夢中仍與洪天王相伴相游的經歷，竟與洪秀全的天啟異夢有些相像。在“太史”研究沉寂多年的年代，劉君特立獨行、刻苦專攻“太史”的治學志向，頗令學界感佩。民國時“太史”研究前輩，如簡又文，人喚“太平迷”；謝興堯，自稱“老長毛”。21世紀，劉晨自號“小長毛”，有人更稱他“小‘太史’公”。證之劉君求學、治學經歷，這些昵稱可謂實至名歸。

劉君研究“太史”歷經艱辛。自進入山東大學歷史系，就投身“太史”學習、研究，辛勤耕耘，稍有創獲。本科期間，曾寫了《亂世梟雄李昭壽新論》，就李昭壽的復雜經歷、叛降清朝原因，以及天國后期派系林立、內部不公等諸多問題，提出了新的看法。

此文雖為習作，但已展現出較好的史學功力。碩士期間，他重點關注蕭朝貴，在碩士論文基礎上，出版專著《蕭朝貴研究》，其中就《天兄圣旨》《天父圣旨》和太平天國早期高層政治，以及蕭朝貴個人命運等議題進行了系統研究；并在《清史研究》上發表了有關水竇村之戰、洪宣嬌的專題論文，引起學界關注，顯示出劉君良好的史學素養和學風，逐漸成長為“太史”研究新銳。進入北大歷史系讀博后，劉君不改初衷，知難而進，將研究重心放在太平天國內部治理及“民變”問題上，寫成50多萬字的學位論文，獲評北大優秀博士論文，最終以《太平天國社會史》為名出版面世，堪稱“太史”、晚清史研究之佳作。著名“太史”專家茅家琦教授撰寫了長篇序言，并題寫書名。此后，劉君筆耕不輟，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于“太史”、晚清史、社會史等領域多有闡發和新見。近期承擔國家社科基金研究項目，拓展至有清一代民變研究，旨在補強清史研究的薄弱領域。2021年夏，經劉君倡議和邀約，在北大召開“跨學科視野下的太平天國與近代中國民眾運動”學術研討會，是為中國太平天國研究會首次在北方召開的“太史”學術會議，當即引起了學界高度關注，也給冷寂的“太史”研究增添了信心和活力。當時正值疫情期間，劉君艱辛勤敏，操持大會，貢獻心力，其組織和協調學術活動的能力，令與會學者印象深刻。

二、讀后感言：嘗試從“非軍事史”視閾探索

這部新著，堪稱劉君20年“太史”研究的結晶之作，也是“太史”學界近期重要的學術創新成果。筆者拜讀文稿，感觸諸多，摘其主要，縷述如次。

(一)別開生面，選取“非軍事史”視閾探究“太史”

太平天國史的主線是農民戰爭史，武裝斗爭是太平天國運動的主體。自太平軍興、發展、衰頹至天國覆亡，主要取決于各階段戰爭的勝負。中外前輩學者，如羅爾綱、簡又文先生等撰寫的多卷本“太史”巨著，都將戰史作為撰述主線，開啟了“太史”研究的先河。簡又文先生曾于1973年出版新著《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在歐美被奉為“太史”研究的經典著作，并于2020年譯為中文，出版面世，其主線仍為太平天國戰史。

這也符合太平天國始終處于軍事斗爭的歷史面相。當然，這些著作都兼顧了天國諸多面相，涉及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治理、對外關系等重要議題，考察和探究了天國興亡的非軍事動因。比較而言，戰史無疑是通史的論述主體，至于非軍事面相的論述則顯得相對薄弱。同時，多位前輩在專史領域辛苦耕耘，成果豐碩，但與通史缺少交集。而且，通、專史著作大多采行陳述史學方法，運用跨學科、多學科方法的著作較少，亟須后學接續努力，嘗試創新與補強。

太平天國運動席卷中國十余省、持續十余載，深刻影響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進程。回首往事，太平天國定都金陵后，頗多中外人士預測，這場運動將會推向全國，推翻清朝。可是，后續發展恰恰相反。

天國軍民經過長期艱苦奮戰，卻最終失敗。

于是，探究這種逆向劇變發生的動因遂成“太史”學界普遍關注的最大議題。長期以來，學界的流行看法是，力量對比懸殊是太平天國失敗的基本原因。但事實表明，直到1862年，太平天國的對手只是清朝。而清朝并不強大，內外交困，十分虛弱；太平天國則新興崛起，各族各地紛起響應。雙方力量對比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樣懸殊。長期艱苦相持的戰局充分表明，雙方在前線基本處于勢均力敵的狀態，彼此都無力迅速消滅對方，結束內戰。

雖然就整體戰略力量對比而言，天國居于劣勢，但劉邦、朱元璋以弱勝強的先例足能被洪秀全等借鑒和仿效。可見，太平天國存在著推翻清朝的可能性。看來，未能實現推翻清朝的目標，主要原因并非力量對比懸殊，而是太平天國自身的失誤和衰頹。這正體現出事物矛盾轉化中外因與內因的辯證關系。

探究天國興亡的癥結，需要全面分析具體的內外動因及其關聯與互動。

劉君新著逾出軍事史的主體脈絡，突出非軍事主題，從政治、經濟、外交、社會和思想文化等非軍事視閾探究天國興衰成敗及其對近代中國變局的影響，可謂別開生面。新著認為，太平天國興亡，始終與自身政治架構、宗教特點、治理能力、理論根基等多種因素息息相關；同時又與洪秀全、楊秀清、洪仁玕、李秀成等主要領袖人物的思想高度及現實抉擇密不可分；還深受中外變局下的各方博弈乃至世界局勢變動的影響。

因此，從這些角度而言，軍事失敗只是天國敗亡的表象，其內在的思想觀念、社會治理、權力結構乃至對外政策的得失利弊，則是其興衰成敗的內因。這部新著試圖從非軍事視閾重構“太史”，難度極大，作者別開生面的創新精神值得嘉許和發揚。

(二)研究方法：問題史學與跨學科方法融入“太史”陳述

檢視前輩學者的“太史”研究巨著，基本采用陳述史學方法書寫“太史”。

通過文獻和實證分析，展現太平天國歷史全貌，為后學提供基礎性的“太史”認知、主要文獻和修史范式，已然成為“太史”研究高峰。如何傳承和創新“太史”研究則成了后學必須面對和破解的學術難題。就方法論而言，除了陳述史學，還有問題史學、跨學科研究等方法可供借鑒和選擇。

于是，將跨學科方法融入“太史”陳述，成了后學亟須思考、探尋的學術嘗試。1980年，筆者奉導師茅家琦先生提議，擬定碩士論文選題“太平天國初期戰史”。進入開題，立即面臨重大難題：若遵循陳述史學方法，只能重復前輩著述，至多在戰史細枝末節考據上做點修正補強，不可能提供學術新見。于是，我精讀了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等幾部軍事學著述，獲得新的理論認知和啟迪，遂嘗試改變陳述戰史的縱向思路，以文獻和實證分析為基礎，融入軍事學理論和方法，改取橫向思路，從問題切入，撰寫了學位論文《太平天國初期戰史研究》。

在前輩研究的基礎上，就初期戰史提出三個重要問題：一、戰略方向辨析；二、戰略指揮演變；三、戰術特點分析。順利通過答辯。隨后，第二章在《中國農民戰爭史集刊》發表。

1981年，再奉師命，參與國家教委項目四卷本《太平天國戰爭全史》撰稿，完成兩卷；10年后受茅家琦先生重托，接任主編，重組團隊，接續完成《全史》撰述。及至2002年，《全史》作為南京大學百年校慶的標志性成果出版，后榮獲江蘇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全史》嘗試將跨學科分析融入戰史陳述，借以深化戰史研究的學理內涵。雖未能盡如人意，卻也消減了炒冷飯的弊病，算是有點創獲。

于是，呼吁學界，組織力量，將多學科方法融入“太史”研究，進而集體撰寫一部融入多學科方法的太平天國史。

為此，我也撰寫了幾篇論文，嘗試從思想史、政治學、制度學、結構史等視閾專題考察“太史”及洪秀全思想，試圖拋磚引玉，推動新銳群體接力攻關，擔當和完成這項學術嘗試。

可是，隨著“太史”冷寂、后學銳減，本人事務繁冗，水平和能力有限，至今未能遂愿，頗感抱愧和遺憾！劉君這部新著，既按照問題史學的脈絡、分專題研究太平天國的不同面相，又汲取、融入計量史學與多學科方法，不失為重構“太史”的重要嘗試，并將助推“太史”研究邁向新里程。

新著精心選取攸關天國興亡的四個重要專題：洪秀全早期思想、太平天國統治方略、民心向背與民變、太平天國權力格局與社會失控，對應太平天國興盛衰滅四大階段，書寫了一部以問題史學為主線的“新太史”。

同時，針對各專題的具體內涵，又提出若干重要問題，以文獻和實證分析為基礎，融入跨學科方法，推出諸多學術新見，從不同面相展現了“新太史”復雜多變的樣貌。如洪秀全早期思想，新著從“丁酉異夢”切入，改變學界流行的二元解讀——將異夢簡單視為真實或謊言，并從新的視角深度分析夢境特點與洪秀全的各種加工，認為異夢故事主要來自1860年以后太平天國刊行的文獻，為了印證洪秀全的神性，各種文獻必然摻入洪秀全后期的各種加工，與當時的原始情況有所不同。

關于統治方略，新著列舉了“天下一家”“農村政治”“著佃交糧”“反孔非儒”“移風易俗”“應變十策”“中興謀劃”等七個重要制度和政策議題，運用跨學科方法全景式展現太平天國基層治理規劃、成效，以及廢棄傳統信仰、強推拜上帝的新思想。

這些既具問題意識又融入跨學科方法的研究，力圖復原洪秀全異夢故事、基層治理方略與實踐的歷史場景，使讀者獲致新的學理認知，表明運用新方法的嘗試取得了良好的學術成效。

(三)史料建樹：發掘新史料，辨析舊史料

經過幾代前輩師長的艱辛搜求、整理和考訂，“太史”文獻資料極其豐富，涉及中外官私收藏，堪稱近代各大歷史事件之最。前輩開創和推進了“太史”研究的繁榮昌盛，與他們豐厚扎實的史料基礎相輔相成。

后學若治“太史”，必須研讀浩如煙海的巨量史料，積累和厚植“太史”研究的基本功。客觀而言，“太史”的冷寂，原因較多，但對巨量史料的敬畏，也是后學止步不前的重要考量。

劉君學研“太史”，初心不渝，多年潛心閱讀和考辨已有史料，盡力發掘稀見的新史料，并進行田野考察，調查遺址遺跡及收集口述資料。從本科開始，輾轉南北，曾赴北京、南京、常熟、蘇州、廣西等地圖書館、檔案館、高校古籍書庫，查找和搜集新的“太史”史料，充實了個人的史料數據庫。

檢視新著，經作者發掘、考辨并利用的重要新見史料有：太倉《避兵日記》、吳江《黃熙齡日記》、杭州《再生日記》、紹興《劫難備錄》、蘇州《胥臺麋鹿記》和《避兵十日記》、常州《蒙難瑣言》、桐鄉烏鎮《寇難紀略》等近三十種，基本都是當時的史事實錄，彌足珍貴。此外，還搜檢刻本、刊本百余種，地方志百余種，私人日記文稿百余種，以及“一檔”、臺北故宮博物院等機構所藏涉及“太史”的原始檔案。

而且，作者認真借鑒前輩治史傳統，悉心利用太平天國文獻、清宮檔案和其他各類官私著述，筑牢文獻和實證分析的根基。新著的幾千條注釋和幾百種征引文獻，即可佐證其厚實的史料功底。

由于清政府的刻意銷毀，存世的太平天國史料主體為清政府官方檔案及清朝文人私家著述。長期以來，限于治學的政治和認知環境，頗多“太史”學者認為，清方官私文獻充斥著地主階級文人對太平天國的污蔑詆毀，因此，諱用有損太平天國形象的史料記載；即使是現場實錄，也閃避擯棄，惜未挖掘和利用其中真實可信的記載；出于治史環境和條件的自我設限，收窄了“太史”研究的空間。

早在20世紀50年代，多位“太史”學者曾圍繞常熟為太平軍所立“報恩牌坊碑”的序文展開爭論。有人認為“報恩牌坊”是民眾感懷李秀成的“輕徭薄賦”政策而立，有人則認為這是錢桂仁等叛將指示鄉官刻意諛頌李秀成的作品。當時，就有學者指斥“太史”研究中選擇性引用和解讀史料的不良學風。

祁龍威教授撰文批評說：“凡是有利于太平天國的資料，不論它是否真實，便一律當做可靠的根據而把它渲染起來；凡是和這個觀點相反的，便當做‘地主階級的污蔑’而在排斥之列。”龍盛運教授亦指出：“片面美化太平天國的傾向必須反對，因為它不符合客觀事實，不能正確地揭示規律，不是科學的態度。

但是強調或者只看見缺點，也是不對的。”“對當時的缺點應具體地、有原則地進行分析，實事求是看問題。”可是，這些質疑和批評并未在學界引起重視。及至20世紀80年代，學界又出現了太平天國政權是農民政權還是封建政權、曾國藩是否賣國等問題的爭論，多位學者參與其間。

其實，產生歧見的重要原因，是雙方擇取了對太平天國和曾國藩褒貶不同的史料，并由此得出截然相反的論斷。

可見，堅持客觀理性地擇取和利用史料是“太史”研究邁向正確方向的重要前提。“太史”史料主體是清方及其文人的著述，更須投入巨量時間和精力進行梳理和考辨。唯有不預設立場和忌諱，才能去偽存真、發掘出諸多反映歷史真實場景的內容。其實，那些身處戰亂、清貧的基層書生(如村鎮塾師)的記載，只是親身苦難經歷的實錄，涉及雙方官兵及地方團練、土匪的苛政劣行，其評判標準則是現場痛苦遭遇和感受。

所以，他們批評太平天國并不代表擁護清方，指斥清政府也不一定就支持太平軍。故而只是如實記敘了太平天國統治區爆發的多次民變，并認為太平軍及地方基層政權的橫征暴斂是激起民變的主因。

新著認真辨析和擇取了多篇被學界冷遇或棄置的私家著述，以多發性的史實為依據，通過系統性實證分析，建構真實可信的證據鏈，并制作圖表，成功發現、分析和解讀了被史家忽視的新的重要專題——天國民變，著力研究“反抗反抗者”，從新的面相拓展“太史”的研究領域，助力“太史”研究的守正創新，啟動重構“太史”的學術嘗試。

(四)布局考量：“內史”“外史”結合，兼具大歷史觀視野

前輩“太史”巨著的布局，堅持太平天國的主體性定位，聚焦陳述太平天國興衰存亡的歷史進程和經驗教訓，重點在太平天國自身史事、人物的研究和記敘，凸顯了“內史”的特色。

新著既堅守以太平天國為主體的“內史”論述，又兼顧與太平天國興亡攸關各方的“外史”考述，主要是清政府、團練、西方列強(包括傳教士)、底層民眾等四個方面。只有內外兼修，緊密結合，方可助力研究貼近歷史真相，重建各方博弈互動的動態歷史場景，展現“太史”研究的全局視野。

以團練為例。

太平天國時期的團練成分復雜，定位多變。新著將其劃分為三類。

一是由土豪惡霸、地主士紳組建，如長洲徐佩瑗、松江金國鈞、金匱縣蕩口鎮華翼綸等控制的團練，為數最多，衣食、軍械自給，一般成員為當地農民。

二是清朝官員組織或領導的練勇，如江南團練大臣龐鐘璐、常熟知縣周沐潤、吳縣知縣沈錫華等控制的團練。練勇主要由屬地農民與清軍潰勇混合組成，直接聽命于清政府。

三是太湖流域的槍船武裝，如元和縣周莊鎮費秀元、吳江盛澤鎮孫金彪、平望鎮鐵沙鍋、無錫太湖金玉山、震澤嚴墓鎮卜小二、嘉興新塍鎮吳連升、新市施麻子等，其成員大都是賭棍嫖客、游手無賴。太平軍攻占蘇浙后，這三類團練開始結合，形成一股能量可觀的敵對勢力，嚴重威脅天國統治。

新著細致分析清政府組織團練、天國應對團練的史實，提出了第四類“平民團練”的案例。通過田野考察與資料搜集，考述了浙江包立身、沈掌大與“蓋天王”三大民變事件，揭示社會底層游離于清、太之外的第三方勢力，具備“平民性”“自保性”“集團性”等三大特點，左右所在區域的政治走向。新著認為，這是天國后期農村治理不良、軍紀廢弛的結果。

此類“平民團練”發動的民變，嚴重擾亂了天國統治區的政治秩序，威脅地方治安，進而對太平軍抗擊中外敵軍的戰爭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

此外，新著還由外而內，內外結合，深入考述天國官方組建的地方武裝：一是招撫團練，徒有天國武裝名號，保留原建制和指揮體系，實際獨立自保；二是隸屬鄉官局的局差、差役；三是自立自辦團練。這些太平軍自辦的“團練”，協助軍方，維持新占領區治安和秩序，具有權力交替和過渡時期的政治特征。可見，新著對太平天國后期團練的考察和研究，較前人更加全面深入，多有創獲和突破。

茅家琦教授曾期勉后學，要走出“14年(1850—1864)”的思想束縛，以廣闊的視角觀察太平天國歷史。新著深獲啟迪，嘗試從大歷史觀考察和研究“太史”，關注“太史”的前延后續，涉及太平天國興起前鴉片戰爭引發的歷史大變局、太平天國覆亡后的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重大事變，借以長程觀察太平天國的多重面相。如通過考察包立身民變案例，透視晚清社會結構，進而論證地方加速軍事化、鄉紳階層與紳權擴展、平民精英勢力崛起、宗教異端團體增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和社會現象，預示傳統中國正在呈現崩潰趨勢。

新著還與外國學者展開對話，質疑孔飛力等漢學家普遍持有的“紳權擴張說”。

作者立足史實，論證太平天國有意遏制紳權的政策與實踐；太平天國覆亡后，清政府則延續遏紳趨向，“意在約束并重新壓縮已被釋放的紳權，激發了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的新一輪角逐”。

新著延展歷史時程，認為“清末十年民變、教案等群體性事件的大量涌現預示著紳權的爆發，清政府的最終覆亡也與清末新政時期政府權力在鄉村社會的落敗有一定關聯”。因此，作者兼具大歷史觀視野，長時段考察晚清時期政權與紳權的博弈，提出與外國學者不同的新見，值得學界認真反思和持續探究。

(五)重大史事：守正創新，再研究，新詮釋

“太史”研究早已是學界公認的史學高峰。

新著知難而進，嘗試守正創新，勇于承擔“太平天國再研究”的艱巨工程，堅守和傳承前輩的優秀成果，力圖補缺補強，提出新的詮釋和論述，借以展現“太史”研究的新高度。

關于洪秀全早期思想，新著重新研究了《定乾坤詩》《金鳥詩》《述志詩》等詩作，通過背景分析、文風比較，認為這些詩作很大可能出于洪仁玕偽造，刻意塑造洪秀全胸懷大志、蓄意反清的先知先覺的領袖形象。

關于言人人殊的金田起義日期，新著通過細致深入的考訂，認為起事初期存在“團方”“扯旗”和“團圓”三個前后相繼的階段，并無同日起義之事。太平天國文書所謂“金田起義”，則是泛稱、統稱，代指太平天國運動的發端或者起點，不涉及具體的時間和實質意義，也不似有學者提出的“金田起義”被太平天國看作由一系列活動和斗爭聯結而成的過程這一觀點。這些考證與論述，學界見仁見智，各有評判，但作者的再研究精神和實踐值得鼓勵和提倡。

關于太平天國的治理能力與民變，新著著力尤深，成果新穎。作者在系統性實證的基礎上，運用社會學、經濟學等多學科方法，對史實進行分析和解讀，將跨學科分析融入史事陳述，使讀者由事及理、獲致更深刻的學理認知。

以常熟、昭文民變為例，新著以大量數據和圖表比較太、清雙方的田賦地租負擔，涉及漕糧、地丁銀、附增雜費、銀錢比價等數據，由此提出符合史實的論斷：“太平天國治下常昭農民的負擔總額已接近或超過清朝，所以論斷常昭占領區農民的經濟負擔相對繁重并不為過。”因此，民變四起的主因是太平天國并未改善清方苛政，致使民眾不堪重負。民變嚴重削弱和動搖了天國統治根基，加速了天國敗亡。

長期以來，學界聚焦太平天國高層內部矛盾和斗爭的研究，考證翔實，成果豐碩，再研究難度極大。

新著嘗試追本溯源，認為自建教立會以來，太平天國內部權力格局一直動蕩不定，權力沖突貫穿始終，本質上是高層二元體制所致，即洪秀全雖貴為天王，但楊秀清、蕭朝貴先后利用天父、天兄傳言迅速獲得超越天王的權威，由此衍生太阿倒持、名實紊亂的二元體制，鑄成高層權力沖突的禍源。

新著通過文獻和實證分析，指稱天京事變不過是太平天國初期高層錯綜復雜的權力斗爭擴大化與最血腥的表現形式，而且之后太平天國也一直被內爭困擾。

太平天國后期，中央與地方關系呈現出離心割據局面。統兵將帥劃地自守，擅支糧餉，貽誤軍機。高層則呈現洪姓宗室與異姓諸王的權斗沖突，李秀成、李世賢、林紹璋與洪仁達、洪仁發、洪仁玕等相互傾軋。即便是“舊日深交”的李秀成與陳玉成，隨著各自權勢擴張與資源分配差異，關系也轉趨惡化。

雙方圍繞皖北、蘇南地盤相互掣肘，致使二次西征失敗、安慶失守、陳玉成被俘死難。太平天國晚期，內耗延伸至基層政權，導致苛政虐民，引起民間社會強烈的恐慌與失控。在各種負面因素交相催化下，天國即便取得了某些重要軍事勝利，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敗亡。

新著嘗試推進天京事變再研究。作者從史料辨析與考訂入手，梳理了太平天國、清政府、文人日記與外國人記載四部分的關鍵史料，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筑牢論據。再聚焦楊秀清的性格、行為，全程考察和重建天京事變的歷史場景。新著認為，在這場慘烈內訌中，洪秀全無論是暗處操控，還是公開聲討，都展現了高超的政治手腕與對局勢的把控，最終除掉了所有威脅自身權柄的政敵，應對事變負有主要責任。

新著質疑天京事變是天國盛衰分水嶺的論斷。作者從兵員數量、疆域控制進行量化分析，認為天京事變并不具有轉折性意義，真正具有實質意義的轉折應在1860年以后。

至于學界關注的太平天國精神危機，新著指出：“太平天國的信仰危機不是由天京事變這一歷史事件造成的，還與政局紊亂、政治腐敗、政權體制以及宗教的局限性和時效性等因素有關，這是積重難返的惡果，而且精神上的影響需要經過一定時空的積聚方能完全顯現。”新著對天京事變再研究投入甚多，研究理路和流程多有創意，雖然對事變過程的考述未必一定真確，但求實求真的治學精神難能可貴。

新著從三個方面重新審視并評價太平天國。首先是性質：天國政權具有兩大特點，主要沿用中國歷代王朝舊制，基本目標則是反對清朝壓迫、嘗試向西方學習并在后期武裝反抗外來侵略。其次是軍紀：太平軍后期軍紀的確大不如前，新加入的捻軍、天地會軍等紀律松弛，燒殺劫掠，給百姓造成巨大災難，留下了極為惡劣的印象。

與清朝控制區相比，天國狹小的占領區更加混亂和動蕩，幾至民窮糧盡。部隊常因饑餓而潰散，軍紀因就食而廢弛。新著認為，清軍是蹂躪江南的禍首，與太平天國后期吏治窳敗、軍紀敗壞造成的惡果相互疊加，致使江南戰禍空前慘烈，并留存了極度慘痛的集體性歷史記憶。

最后是農民戰爭的歷史宿命：太平天國運動的結局既是宿命，也具備了諸多新的歷史特點，是中國從古代發展到近代特殊環境下的產物，肩負著過往不曾有過的歷史任務，亦無法擺脫舊式農民戰爭的基本特點。

這些評價和論述傳承和吸納了前人優秀成果，并融入作者的獨立思考和研究，展現了新意和創意。

(六)失敗內因：綱領、制度、政策再研究和新發現

新著虛心借鑒和融匯前人研究成果，持續探究天國失敗內因，力圖發掘其“失敗的種子”。在制度層面，“太平天國要么在不改變舊制度前提下取代現存權力機構，要么動員農民推翻舊士紳而徹底顛覆現存制度，但它均未做到”。

在社會、經濟政策層面，將地主與佃農均推向對立面，由此釀成糧食危機。天國根本沒有掃蕩禮制和禮教，反而反復過度渲染。洪秀全等主觀上并未萌發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自覺意識。太平天國高調反孔非儒，目的是推翻孔子的權威地位，但卻接納了儒學的大部分思想底蘊。“儒家思想與基督教思想、民間宗教思想共同構成了太平天國意識形態的主要源頭”，拜上帝教則是“中西合璧的新式宗教”。

新著再研究《資政新篇》，認為這是“太平天國版的英美式基督教國家治理方略”，是拜上帝思想的第二次本土化、中國化；并質疑《天朝田畝制度》與《資政新篇》相互割裂的看法，認為二者在根本制度上一脈相承，突出了中央集權、政教合一、獨尊上帝。

洪秀全并不完全贊同《資政新篇》，表明其不具備綱領性文獻的地位。洪仁玕入京主政后，發生了思想蛻變，“原先的閃光思想逐漸被忠君、迂闊、保守的思想取代，那些切中時弊、富有時代氣息的政見逐漸被洪秀全的政治和宗教主張同化”。

這些系統性的再研究，給讀者帶來新的認知和思考，也給“太史”園地增添了生機和活力。

三、展望與期待

新著再研究和重構“太史”，成一家之言。筆者頗多贊佩，但也多有質疑與商榷之處。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錯綜復雜，涉及太、清、列強三方，內、外因，軍事與非軍事因素等，而且這些原因各時段呈現不同的交集轉化。新著所列專題雖然悉心考論，但難以兼顧多種因素的影響和互動。

因此，再研究正在路上，后學同道尚需努力，重構“太史”任重道遠。

重構“太史”是一項世代接力、循序漸進的重大學術工程。如何將多學科方法融入“太史”陳述，尚需先從專史入手，如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思想史、生活史等，推出“太史”專史系列；之后，才能融會縱橫、貫通興亡，完成重構“太史”的世紀工程，開創“太史”研究新局面。

致敬新著！致敬劉君！讀后感言，有感而發，或有錯謬，謹祈劉君及師友批評指教。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崔之清

于2024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