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僅是關于過去的故事。

在上一期“聚落·場所·人”，作為社會學家的陳映芳解讀了近代學者徐兆瑋一則史料。以讀者的視角觀之，陳映芳不是歷史學家，但是在她的青年研究、城市研究等文章中又總能讀到一種歷史感，對諸多研究話題都有“何以如此”“何時如此”的理解。

這或許與她本人早期接受過歷史學訓練有關。1982年，她從江蘇師范學院（現蘇州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留校在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當助教，同年到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舉辦的中國近代史青年教師進修班。在那里，她開始了一段獨特的學習經歷。本文為她對當時老師們的回憶，他們中雖然有的受到許多關注，但是整體上，他們那代歷史學家是被知識人或知識分子史研究忽視的。

1982年秋進修班學員與清史所部分老師，攝于張自忠路三號院。照片中的老師：前起第二排左一李文海，左二胡繩武，左四戴逸，左五林敦奎；第三排左一陳亞蘭，左二凌力，左四王道成；第四排右一林克光。前排左二為陳映芳。（由本文作者供圖）

聚落·場所·人：當代人棲居于網絡之上，通過編碼、指尖、屏幕與世界取得聯系。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就此“不接觸”。當我們感嘆起“人離不開社會”時，既是在說人的行為受社會規則、習慣影響，無法抗拒，也是在說人生活在某個地點：它載著我們某段經歷的記憶、某次與家人告別或重逢的情緒、某組抽象的符號，凡此種種，將人與地點聯系起來。與人失去聯系的，或者從未有過聯系的地點，才是“非地點”（Non-Places）。我們把專欄叫作“聚落·場所·人”，專欄由社會學家陳映芳撰寫。凡添入其中的文章，均有關人的聚落和場所。

本文為第十篇。

“聚落·場所·人”往期推送：

撰文｜陳映芳

從“學二代”的心愿說起

偶然間曾讀到一篇文章，是旅日學者毛丹青追念他的母親，中間一段文字觸動到了我。

離開北京前，我到中國歷史研究院，拜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夏春濤所長，替我母親表示了感謝，感謝大家對她的愛戴與敬重。我跟夏所長說：“我是名副其實的學二代，我有一個責任，這就是要把上一代學人的治學風格與情感傳承表達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學問的學與情。這不僅僅是我母親一個人，最近我正在聯系其他的好友學二代，依據相同的訴求，建立一個圈，打造出一個群像，讓學問與學人都立體起來。” （毛丹青 | 我們是學二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網站，2024年3月3日）

“學二代”一詞如今已不鮮見，但毛丹青這里表達的，與通常的各種“二代”意義不盡相同。他為自己標上“二代”之名，顯然不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出身，而是為了讓人們看見他們的父母——通過“打造出一個群像”，讓世人更多地了解他們父母一代的學術與情感。作為子女，這樣的愿望不難理解。可是，學者的研究活動、學術論著等本是社會的公共產品，對一代學人的思想、傳統的繼承或反思，難道不是文化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人們都應該關心的事業嗎？

毛丹青的母親劉志琴（1935-2020）是一位歷史學家，主攻明史，生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出版有《晚明文化與社會》《商人資本與晚明社會》《晚明史論》《張居正評傳》《改革家是怎樣煉成的》等頗具影響力的著作。就知識界世代而言，她或許可以被歸入上世紀50、60年代成長起來，70年代末開始直接推動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恢復、創立及發展的一代，也是實際培育、并深刻影響了“后文革”時代成長起來的幾代學者的一代人——他/她們就是我們的老師輩。而中國社科院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它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在我們當初求學的年代里，那是一個多么令人向往的學術殿堂啊。

京城里的老師們

1982年初，我剛從江蘇師范學院（同年更名為蘇州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留校在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當助教。春夏之交時，我的指導老師段本洛教授告訴我，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即將舉辦一個為期一學年的中國近代史青年教師進修班，他已經向人大歷史系的王汝豐老師推薦了我。王老師是段老師的云南大學學長，那次正好路過蘇州，特地來看望段老師。

好消息來得如此突然和意外。不過那時候的大學就是這樣的，年輕人會有各種機會，被學校用公費送出去培訓、進修，那種被老教師期待、被學校上下重視的環境中，人就像是被各種力量推著在往前走，雖然我們其實是少年時期的基礎教育和文化教養被嚴重耽誤的一代人。那是一個萬物蘇醒不久、人們對未來充滿信心的時代。

中國人民大學在“文革”中曾被整體撤往江西余江的“五七學校”，1978年得以復校。1982年秋至1983年夏，受教育部委托，人民大學同時舉辦了十幾個青年教師進修班。我們住的宿舍樓里，熱熱鬧鬧的全是二十幾歲到四十來歲年齡不等的進修教師——除了七七、七八級剛畢業的年輕助教，還有不少是“文革”期間大學畢業的中青年教師。從我們班的同學看，生源來自全國各地。雖然學員們大多不是來自著名的重點大學，但那一年清史研究所對我們這個班的重視程度，如今回憶起來我都覺得有點難以想象。

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那種體驗可以用不無夸張卻很真實的“激動”來形容——除了得以近距離觀看一個個神圣符號般的、宏大的國家建筑外，還能夠密集地見到那么多著名的學者，那以前我們多只在各種教科書、學術論著中見到過他們的名字。加之清史所本部就在張自忠路三號院，即原來的鐵獅子胡同一號（“鐵一號”），那是曾經的段祺瑞執政府的原址。出入于清史所的資料室，讓我們有一種穿越于近代與現實之間的奇妙感覺。

進修班有規范的課程安排和考試要求。清史所自所長戴逸先生開始，老師們或者為我們講授專業課，或者為我們作專題講座。《中國近代史》這門主課，自秋季學期開始一直持續到第二年春季學期的4月中旬，先后由戴逸、林敦奎、李文海和胡繩武四位老師分段主講。另一門專業課《中國近代經濟史》則是從人大經濟系請來的全慰天教授上的，講了一個學期。

戴逸（1926年9月10日-2024年1月24日），于曉靜攝于2011年3月29日。

在兩門主課之外，還有每周一兩次專題講座，主講老師除了清史所和人大歷史系的老師以外，當時幾乎所有在北京的中國近代史專家都被一一請來給我們講過課（有的老師還連續講了兩次），授課老師有李華、王思治、徐藝圃、龔書鐸、黎澍、桑咸之、張革非、林言椒、王道成、王慶成、賈熟村、尹福庭、曾黎力（凌力）、程虎嘯、林克光、陳亞蘭、劉耀、陳慶華……當然我們知道，那主要是因為清史所在歷史學界的地位，尤其因為有戴逸老師的學術聲望和好人緣。記得有次還請來了胡繩先生，那時他是中共黨史研究室主任，并擔任了憲法修改委員會的副秘書長（新憲法于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學校將他的報告安排到了大禮堂，以便人大師生參加。胡繩在開場白中特意解釋道：最近我確實很忙，但是因為是戴逸先生出面邀請的，那我就不好意思推辭了。

也因為有如此特殊的學習條件，那時在我們班的教室里，經常有清史所、歷史系和外面學校的一些研究生過來聽課和參加討論。

北京史跡調查

除了上課、討論和聽講座，進修班的另一項活動是參觀歷史現場。北京本是清代和近代史上許多重大事件的發生地，自不必說。除了北京城內的重要場所外，有一次清史所還特意組織我們，坐一輛大巴車去了位于河北遵化境內的清東陵。到了1983年春季學期的最后一段時間，清史所又專門為我們安排了一次外省市游學，先去了承德避暑山莊，然后再到大連、旅順，再從海上到威海、青島。除班主任林克光老師領頭外，王道成、胡繩武等幾位老師也曾隨隊出行，在現場給我們講解清廷的政治史，還有北洋海軍及甲午戰爭等的詳細歷史。

因為是由清史所出面聯系，以學術考察之名，我們常常能享受到一些特殊的待遇，進入到當時并不對公眾開放的場所。記得有一次在頤和園里參觀一個園子，那兒的工作人員看到王道成老師，很高興地說，“啊，是王道成老師來了！”王老師是頤和園研究的專家，想來他的著作是里面的工作人員培訓必讀的吧。而那次在承德避暑山莊一個星期，我們居然被安排在山莊景區里面的招待所。每天傍晚游客離開后，我們一眾同學就在山莊里面四處游蕩，萬籟俱靜中的湖光山色，影影綽綽的宮殿、游廊，讓人有不知今夕何夕的魔幻感。那時正值電影《火燒圓明園》拍攝期間，避暑山莊附近那個已經搭好但還沒被一把火燒掉的圓明園景，自然也成了我們的參觀地。

《火燒圓明園》（1983）劇照。

北京是文化、學術的中心地，很多學者應該在那兒學習、進修過，但是能像我們那樣，把北京城及華北地區當成了教學實踐現場的，想來不會很多。今天我們多聽說過“歷史人類學”“歷史田野”等概念及方法，而我們當初在清史所進修期間，還真的實踐了一次京城歷史的人類學考察——北京近代史跡大調查。

最初是李文海老師（時任清史所副所長）提出的建議，他說可以考慮讓學員們對北京的近代史跡作一次實地的調查研究。這個提議很快被所里采納，人民大學出版社表示如果調查報告出來，他們可以出版。就這樣，所里老師們先擬出了一個調查點的參考目錄，讓學員們自主選擇。所里讓王道成、林克光、孔祥吉三位老師具體擔任了我們的指導老師。我自己因為那時正對辛亥革命史充滿興趣，就選擇了“黎元洪故居”“袁世凱迎賓招待所（南北和議時用以接待南方代表團的招待所）”和“汪精衛謀炸攝政王地點”三個題目。汪精衛一行革命黨人當初打算用炸藥暗殺攝政王載灃，通行的說法是在銀錠橋，但學界有不同意見，所以清史所老師希望我們能考證一下（后來我的調查結論是在攝政王府旁的一座無名小石橋下，此觀點得到了所里老師們的認可）。而黎元洪在北京的故居，就是中國社科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所在地，我們班的學員們都曾去過。

黎元洪宅邸院墻（王道成、林克光、佟洵主編《京華史跡攬勝》第423頁）。

清史所老師們之所以讓我們投入這項活動，原因之一，我覺得應該跟清史研究的一個傳統有關，即對具體史實的考據，這或許可歸為“小學”傳統吧。我理解這是史學研究，尤其是京派學術的基本功之一。另外，在短短一學年的難得的進修過程中，這樣的實踐也可以讓我們走出人民大學及清史所，到北京城中的各個檔案、圖書機構去搜尋第一手的歷史資料，并嘗試歷史田野的調查方法。

那以后的一段時期，我們全班學員興致勃勃地開始了這項調查活動。后來戴逸老師在給《近代京華史跡》寫的“序”中介紹說：“……他們不辭辛勞，朝出暮歸，足跡遍布了古城的每個角落，對革命史跡、文物遺存、宮殿苑囿、王公府第、名人舊居、梵寺古剎、會館商號、茶樓酒肆、陵墓壇廟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掌握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他們或者披閱清宮檔案、圖書冊笈，或者訪問皇室后裔、耆年宿學，在調查和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了這批文章。”這樣的贊譽，讓我們羞愧難當，但從中也能感受到當時老師們對我們這些學員所給予的肯定和期望。事實上我們的每一篇報告都是經過幾位指導老師的修改潤色而成的。不僅如此，為了提高報告的整體質量，幾位指導老師和所里其他老師還親自操刀，加入了作者隊伍中。至2008年，清史所又一次出版該書（《京華史跡攬勝》上、下），其中增加了不少篇幅，僅戴逸老師自己就身體力行地寫了三篇（《北京的廟會》《安徽會館和后孫公園》《圓明園與大觀園》）。有師如此，吾輩何其所幸。

林克光、王道成、孔祥吉主編《近代京華史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7月。

王道成、林克光 、佟洵主編《京華史跡攬勝》（上、下），黃山書社，2008年6月。

“在自己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如何可能？

回到前面提及的“學二代”有心為父母一代打造群像的話題。

毛丹青的話對我的觸動，不只是它勾起了我的許多回憶——我們的內心深處其實都是有一批老師的群像的。更是因為它讓我聯想到，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學術界，有關中國知識分子史、思想史，以及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史的研究成果，多到不可勝數，堪稱跨學科的一門顯學。研究對象從古代士紳群體到“五四”一代、民國時代的知識分子，甚至80年代開始進入文化/學術界的學者群體，都不乏被專門研究和介紹的。可是，有一個群體、或者說是一個時代的學者，似乎是缺席的——與劉志琴女士同時代的學者們。雖然他們中有些象征性人物被高度關注，也能看到他們子女和子弟的一些追憶文字，但整體上，他們是被公共的知識分子史所忽視的。

毋需否認，國內這些年的知識分子史研究，多少存在著某種“隔代親”的現象。也許是因為離得太近了，反而不易認識；也許是因為我們還不知道在公共語境中如何講述私性的記憶，且怯于辨認自己的學術淵源、反思自己的學術人生。而客觀上，我們的老師們在理論和方法上多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他們的學術生涯中有很長一段時間被政治運動所耽誤，在精神上甚至肉體上曾遭遇種種磨難。即使親近如父母、恩師，我們對他們的了解，也多存在著時空的、觀念的種種阻隔。另外，我們曾自以為是地認為，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干擾都只是他們那一代的命運，我們再不會遇到與他們相似的困境；現實中，不無悖論地，在致力于建構理想的傳統士大夫和近現代知識分子群像的同時，當下的學者似乎更愿意將學術思想的代際進化視為理所當然。

然而時代倉促，現實本身是最好的教材。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那個時代的老師們，再次成為我理解人生、反觀自己學術生涯的重要參照。

最近我重溫在清史所時的聽課筆記，讀到戴逸老師在為我們做的一次專題講座（題《史學漫談》）中，他曾講到上世紀60年代史學界一次次的劫難，以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建史學的迫切性，還有新時期歷史學科發展的規劃和目標；他還講到了清史所研究力量青黃不接的具體情況，以及他對年輕人學術抱負和研究能力、研究熱情的肯定；關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和當時的一些新思潮新方法，他表示他堅信馬克思主義，同時明確說道：馬克思主義不是排他的、停滯的，應該鼓勵年輕人進行探索；涉及如何把握理論與事實的辯證關系，他鼓勵我們一定要讀有思想內容的書，讀一流的名著；具體到如何做研究，他反復叮囑我們出成果“寧可少些，但要好些”，他甚至詳細地跟我們講述了應該怎么做資料卡片、寫論文如何斟酌文字——我第一次知道“推敲”二字的具體出典，知道王國維關于做學問的人生三階段論（即“三種境界論”：“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就是在那一次講座上……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國楨，字靜安（庵），又字伯隅，號禮堂、人間、永觀、東海愚公等。

在那個文化學術一片荒蕪的年代，帶著身心的創傷，那些從各地農場回到城市不久的老師，自覺于身負的文化使命，就是這樣堅毅地回到了大學的講壇上，并努力開拓一個又一個的學術新領域。如果說當代中國真有人做到了“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孩子）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魯迅語），那么，在我的心目中，我們時代的老師正是那樣的一群人。

只是，我仍然會想，他們自己，到底經歷了怎樣的艱難歲月？他們又是如何能“在自己身上克服這個時代”（尼采語）的呢？在當下，了解他們的人生，對我們自己、對年輕的人們，是多么的重要。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陳映芳；編輯：西西；校對：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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