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拒絕錢鐘書，她翻譯《荒原》。

她把一生賭給了一個詩人。

這些事，一件就夠讓人記住一個名字，她做了三件。

她是個漂亮女人，也是個危險的女人。

沒人知道，這個坐在哈佛講堂最前排、穿著旗袍的女孩，會把艾略特的《荒原》帶進中國，她叫趙蘿蕤，1912年生于浙江。

家里信教，講英文，吃西餐。

父親是清末的鄉紳，母親彈鋼琴，她五歲識字，七歲讀莎士比亞，13歲那年，她站在燕京大學的草地上，和一群比她大三四歲的學生一起考試。

監考老師說，這個小女孩的作文像個二十歲的女詩人。

第二年，她考上了燕大英文系，那時的燕京，不缺才女，但趙蘿蕤是最特別的那個，不是因為成績，而是因為她“不像學生”。

她穿帶花邊的旗袍，畫睫毛膏，走在操場上引來男生側目。

她的寢室里有一整套英文原版小說，《呼嘯山莊》《福爾摩斯》《簡·愛》，還有一本注解極多的《荒原》，旁人只覺得晦澀，她卻翻來覆去地讀。

“艾略特讓人絕望，也讓人警醒。”這是她在日記里寫的第一句話。

那時，中國大地剛從軍閥混戰中喘口氣，北平知識界正流行海德格爾與馮友蘭，趙蘿蕤卻迷戀上了“無意義”的現代派。

老師戴望舒說她瘋了，她笑，說：“瘋正好。”

她20歲時考入清華研究院，是全場最年輕的學生，教授說：“德語你零分啊。”她點頭：“我會英文。”他們說：“那你去讀艾略特吧。”

沒人想到她真的去了，她翻譯《荒原》時只有23歲。

在北平的出租屋里，一個冬天，她燒炭取暖、裹毛毯，在打字機上反復敲打那幾句： “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它讓丁香從死地蘇醒。”

這是中國第一版《荒原》，她刪掉了五行注釋，加了八行腳注。

她說：“不是誰都讀得懂，但必須有人做。”哈佛教授邀請她赴美，艾略特請她共進晚餐，她去了，穿的是一件絳紅色絲絨旗袍，在場的都是男人，都是批評家。

她拒絕了錢鐘書，嫁給了沒人要的陳夢家

她太聰明，聰明到沒人敢追，燕大的男生都怕她，有人送詩，有人送花，沒人敢多說一句話，只有一個人不怕，錢鐘書。

那年兩人都在清華研究院讀書。

錢鐘書寫詩、引經據典，用英法中三語寫十四行詩送她，一共七首，每封信都用毛筆寫，夾一朵剛摘的玉蘭。

趙蘿蕤看完后，只說了一句：“太匠氣。”

真正吸引她的，是另一個人，陳夢家，一個窮得叮當響的古文字學者，住在借來的房間里，穿舊長衫，整天研究甲骨文。

長得倒是好看，眼睛狹長，鼻梁挺，像舊時的江南戲子。

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圖書館的地下閱覽室，趙蘿蕤走進去，看到一個人坐在角落，翻的是西周銅器銘文的拓片。

沒人知道他們怎么走在一起的，她不說，他更不會說。

后來才有人知道，陳夢家從沒追她，是她主動提的，他們結婚時，連喜宴都沒擺，她父親差點氣昏過去，趙蘿蕤不在乎。

她說：“他長得好看。”朋友說她瘋了，她說：“瘋一點才有趣。”

婚后，他們去了西南聯大，那是最窮的日子，趙蘿蕤不再是“才女”，她是一個家庭主婦，清晨燒火做飯，上午洗衣做湯，中午送飯進山，晚上翻譯書稿到深夜。

她手上起繭，背上生瘡，沒人再記得她翻過《荒原》，她也不提。

她說：“我嫁了一個不賺錢的人，但我知道他腦子里有金子。”她賣掉自己的嫁妝，一件法國香水瓶，換成了字典和拓片紙。

陳夢家寫詩，她校對，他研究青銅器，她抄錄資料，她把自己藏起來，用沉默支撐一個男人的事業。

她從一間瘋人院出來，用76萬字對抗命運

她失去了陳夢家，不是離婚，不是背叛，是突然倒下，沒有告別，他倒在講臺上，手里還握著講稿，送去醫院不到兩個小時，沒了。

那年，趙蘿蕤54歲，她一下子癱了。

三天三夜沒吃飯，第四天開始自言自語，鄰居說她瘋了，有人把她送去精神病院，她在病房里待了九個月，出來時，頭發花白，說話不多。

沒人知道她這九個月經歷了什么。

她沒講過，只說了一句：“我還活著。”她搬去了一個南城的小屋，墻上發霉，地板吱嘎響，她一個人住，窗戶糊著舊報紙，桌子上放著一疊厚厚的稿紙。

她開始翻譯《草葉集》。

不是重拾翻譯，是重新開始，從第一行抄寫開始：“我歌唱自己， 我用我靈魂所歌唱的。”她說：“我不想歌唱別人了。”

沒人理解她為什么選這本書。

惠特曼是美國的詩人，長詩瑣碎、口語化、毫無韻律，不像詩，更像街頭囈語，但趙蘿蕤認定了，她說：“這個世界，有太多人裝，惠特曼不裝。”

她把稿紙釘在墻上，一張一張貼，像畫一樣。

每段翻譯都用三種顏色修改：黑色是初稿，紅色是刪改，藍色是重譯，屋里沒有空調，夏天40度，她用臉盆裝冰水，把腳泡進去。

她說：“熱也得翻。”

有一段實在譯不通，她跪在地上把整段詩重新拆句，把動詞、主語、句式，用鉛筆標出，像做中學語法分析。

整整76萬字，她用了12年。

她說：“我不求出版，我要翻出來。”那年她79歲，眼睛開始模糊，她靠著放大鏡查字典，有人勸她歇歇，她說：“再不做，就來不及了。”

十二年過去，她完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草葉集》譯本。

無刪節，無簡化，按原序排版，她沒寫長篇譯者序，只在扉頁寫了一句話：“這是我對世界最后的回答。”這本書后來在芝加哥大學出版。

登上《紐約時報》頭版，出版社來信，她沒回復，她已經不再寫信了。

她和陳夢家，救下了一批沒人記得的青銅器

趙蘿蕤這一生，有兩個“寶貝”，一個是文字，另一個，是銅，不是她自己的銅，是她和陳夢家在北平那些年追著搶回來的銅器。

沒人記得她干過這事，但她確實做過。

事情要從抗戰前說起，北平陷落那年，城里的古董商開始變賣文物，有人偷偷把戰國青銅器賣去天津租界，準備出海。

陳夢家當時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他知道這些東西一旦流出去，就再也回不來了，他去找趙蘿蕤，說：“你能不能陪我走一趟？”他們坐上慢車，去天津。

在一家酒樓的后巷里見到一個外國人，拿著三件青銅器。

一個鼎，一個壺，還有一件“獅子湖”，“獅子湖”，是春秋晚期的重器，失傳百年，曾記載在《禹貢圖考》里。

陳夢家不說話，趙蘿蕤問價。

對方要黃金，整整一千兩，她沒有錢，只有一件南洋回來的珊瑚項鏈，是母親的嫁妝，她脫下，放在桌上，說：“換這件。”

對方猶豫了一下，答應了。

他們用口袋把器物包好，連夜回北平，沒有登記，沒有獎勵，沒有人寫文章稱贊，他們只是把東西送回博物館。

國家博物館重開，“獅子湖”被放在展廳正中，趙蘿蕤去看了。

她站在玻璃外面，看了半個小時，一句話不說，有人認出了她，悄聲問：“趙老師，您還翻譯嗎？”她說：“我不翻了。”

“那您還寫嗎？”她笑了笑，說：“寫得太多，心就會亂。”

那天，她戴了一頂舊帽子，穿一件淺灰的外套，像個普通老人，她坐了一會兒，慢慢起身，走出了展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