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地主，救了一個地下黨，不是投誠，不是變節，是正面沖撞。

那年他站在田頭，看見朱玉和被麻繩捆著，被人押著往深淵里帶。

他沒有轉身，他往前走了。

1947年，月塘圩

所有人都怕趙元和，他不是軍官，不是特務，卻讓整條鄉村夜不閉戶，帶著“還鄉團”回來的時候，穿著從死尸上扒下的軍大衣，手里握著繳來的短槍。

他不講理，他找人。

誰和八路有瓜葛，誰和共產黨說過話，他就抄家、吊打、活埋，這年是1947年，月塘圩悶得透不過氣，誰都不敢出門，連狗都不叫了。

郭良知在地里，他是地主，照理說不該怕趙元和。

可他怕，他不是怕死，他怕連累了別人，因為他藏過人，他送過米，他不說，但趙元和要查，他就危險了。

這天，他扛著鋤頭走在黃土路上。

熱氣從地里往上冒，玉米已經熟透，梗子歪著，遠處一群人走來，兩個拖，一個推，中間一個人麻繩反捆，嘴角帶血。

郭良知一眼認出來，朱玉和，農會干部。

那一刻，空氣像炸了，他本能地低下頭，往路邊走，他不該出聲，出聲就完了，可他停了，朱玉和也看見他了。

眼神像釘子，穿過兩行人，釘在他身上。

趙元和走在后頭，正掏煙袋，他看見郭良知，眼一亮，咧嘴笑了，“喲，良知兄，稀客啊，這大熱天還下地？”

郭良知笑著點頭，“自家地，閑不住。”

他眼神往朱玉和身上一掃，又迅速移開，趙元和笑著說：“今兒抓到個硬茬，嘴硬得很，不見棺材不掉淚。”

說著，一腳踢在朱玉和腿上，朱重心不穩，跪倒在地。

郭良知聽見膝蓋砸地的聲音，沉悶、鈍重，他臉上沒表情，心里卻像被刀剜了一下，趙元和走近，把煙遞過來：“抽一口？”

郭良知接過，點頭：“辛苦了。”他一邊抽，一邊腦子里轉得飛快，這人不能死。

那是一根麻繩。粗，扎手，勒進肉里，朱玉和被綁著，靠在一棵樹下，人群散開去喝水，只有一個還鄉團的人蹲在他旁邊抽煙。

趙元和和郭良知說話，離得有點遠。

郭良知遞過去一個西瓜，笑著說：“地頭摘的，正新鮮。”趙元和咬了一口，瓜汁流到嘴角，他舔了舔：“還是你會過日子。”

郭良知沒再說話，他走過去，把另一半瓜放在朱玉和腳邊。

看似隨意，手一抬，袖子里一把短短的剝麻刀，落在朱的腳旁，朱玉和動了，他看見那刀了，可他沒立刻拿。

他低頭，肩膀輕輕一顫，沒人看得出，郭良知看見了。

那是害怕，也是遲疑，他知道，一旦逃跑，被抓回來，那不只是死，是酷刑，是折磨，是生不如死，趙元和注意到了。

“你們以前見過？”他笑著問。

郭良知笑了笑：“鄉下地頭上，誰不認識誰。”趙元和笑了，他信了，也沒在意，他不知道郭良知的弟弟是縣里參議員，侄子是這個鄉的長官。

他以為自己能掌控一切。

朱玉和終于動了，他的腳，緩緩把那把剝麻刀往身后踢，然后，他開始割繩子，風吹起來，樹葉沙沙響，沒人注意這邊，趙元和還在啃瓜。

突然，繩子松了一截，郭良知突然對他說：“快跑，我后臺硬，他拿我沒辦法。”

趙元和回頭一看，朱玉和已經站起來，他愣了一下，隨即大吼：“站住！”可已經晚了，朱玉和拔腿就跑，像脫了韁的馬，沖進田壟。

趙元和抬手拔槍，“你敢開？”郭良知吼了出來，擋在他前面。

趙元和瞪著他：“你什么意思？”“我弟是縣參議員。”郭良知一句話，像石頭砸下去：“你敢動我一下試試？我讓你這個小隊長坐牢坐到死。”

趙元和收手了，他沒再說話。

半天，咬著牙丟了一句：“你護得住他一時，護不住一世。”郭良知回頭，那人影已經沒入田野深處，沒人追，沒人敢追。

朱玉和跑了，郭良知站著沒動，周圍人都看著他，誰都知道這事不對勁，但沒人說話，趙元和把剩下的瓜摜在地上，啪地一聲，紅瓤四濺。

“行啊，郭地主，夠義氣。”郭良知沒說話，只是看著他。他

知道趙元和不敢真動他，他背后那一層關系，是刀，也是盾，可他也知道，這事沒完，那天晚上，他回到家。

堂屋黑著，只有廚房那盞煤油燈亮著。

他一進門，老婆低聲問他：“人救出來了？”他點頭，她沒再問，郭家是地主，可不是“惡霸地主”，他們家從他祖父起就讀書，講究家風。

地多，是實情，

但他們不打人，不逼租，不收高利，鄉下人給他們起外號，叫“郭善人”，可這個外號救不了命，第二天，趙元和帶人來找他。

不是找事，是找茬，他們站在門口，說要搜房，說有人藏匪，說郭良知“態度可疑”。

郭良知沒擋，他讓他們進，甚至讓他們查糧倉、查柴房，他們什么都沒查出，可他們臨走時撂下話：“你這姓郭的，別以為有個弟弟就能橫著走。”

郭良知沒回嘴，他知道，趙元和是在試探他，也是在給他上“記號”。

他不能出聲，也不能躲，幾天后，縣里來人，不是官，是參議員，也就是郭良知的親弟，他帶來一個消息：“鎮上傳話，說你插手了‘政治案件’，要你寫說明。”

“說明什么？”郭良知坐在椅子上，茶都沒碰。

“說明你跟那個朱玉和沒關系。”

他看著弟弟，語氣平平，“那年冬天，八路從北邊下來，凍得不行，是朱玉和帶人來我家借的糧，那年我就說了，這人，得救。”

“可你是地主。”這句話，像一巴掌，打在臉上。

郭良知點了根煙，沒說話，是，他是地主，可不是所有地主都該死。

1949年，政權變了，“還鄉團”散了，趙元和跑了，有人說他逃去了上海，有人說他死在路上，沒人查，郭良知沒有跑。

他還住在老宅里，可他知道自己逃不掉。

土改來了，村里貼出大字報，點名郭家是“地富分子”，斗爭大會一場接一場，有人被剃頭，有人被拉去游街。

有一晚，郭良知被拖出去，他沒說話，也沒反抗。

有人往他頭上潑墨水，有人踢他膝蓋，一個人突然站出來，是村里小學教員，他說：“郭良知救過人，他救過我們地下黨。”

這時，一個人從人群后頭走出來。

臉瘦，身材高，脊梁挺得直，他一開口，全場安靜了：“我叫朱玉和，那天要不是郭良知，我已經死了。”他一句話不多，卻像雷劈。

接下來的幾天，村里人開始議論。

有人記得，郭家確實施過粥、放過糧，有人說，抗戰時，郭良知幫過八路，還有人說，那年收租，他主動減了租，不少人都受過他的恩。

這些聲音傳到了鎮上，鎮上又傳到了縣里。

1950年秋天，縣政府派人來查實，一封接一封的證詞送上來，全是手寫，最下面簽名的，有朱玉和，也有幾十個村民。

年底，郭良知平反，“開明地主，曾有重大革命貢獻，不予追究。”

1980年，月塘圩口立了一塊碑，灰石，粗礪，上頭刻著八個字：“良知永存，浩氣長存。”朱玉和站在碑前，沒人說話，沒人嘲笑，沒人反對。

因為大家知道，那年，在田頭出手的人，不是別的，是這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