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一曼被捕，不是因為她失敗，而是因為她替別人擋了一槍。

她倒下的那一刻，沒想到這只是更殘酷的開始。

她撐了九個月，沒人撐得住那種酷刑，但她撐住了。

腿部中彈，她沒有喊出聲音

1935年11月，東北下雪了，槍響在三道溝響起，趙一曼護著突圍的戰士，在冰雪中回頭，右腿中彈，一聲悶響，她跪倒在雪地里。

鮮血染紅褲腿，她沒有喊，不是咬牙硬撐，是來不及喊。

子彈割斷了她的腿筋，她倒在雪里，被凍僵的雪灌滿傷口，幾分鐘后她昏迷了，她身邊的人還在逃，她知道自己會被抓，她沒掙扎。

只是用盡最后力氣，把貼身的通訊本撕碎，塞進嘴里咽下。

那是組織名單，絕不能落在敵人手里，她不是被背叛抓住的，她是替別人擋了命，日軍很快趕到，俘虜她的人看著她的軍裝、傷口、還有殘存的紙屑。

偽濱江省警務廳的外事股，不審普通人。

他們專門審共產黨員、抗聯干部、地下聯絡人，審出來，就殺，帶頭的是大野泰治，三十多歲，他是日方專門留在東北的情報軍官。

只抓核心，不管士兵，他認出趙一曼不是小人物。

他說：“把她帶回哈爾濱，不要讓她死在半路上。”那天晚上，趙一曼從昏迷中醒來，天花板是鐵銹色的，鼻腔里有血味和煤味混在一起。

她不知道自己在哪，但她知道自己還沒死。

她試著翻身，發現腿已經抬不起來，然后她看見了墻角的刑架，那不是用來嚇人的，那是專門給不說話的人用的。

她閉上眼睛，緩了口氣，她知道接下來是什么。

第一次審訊，她咬掉了自己的舌頭

哈爾濱的冬天像刀，趙一曼傷沒好，就被抬進了審訊室，兩只腳綁在凳子上，腿傷處血水滲出，她冷得發抖，但沒說話。

大野泰治沒急，他遞了杯熱水，說：“你叫什么名字？”

她沒接，他說：“你是抗聯的干部，我們知道你叫趙一曼，東北抗聯三軍，負責聯絡和情報轉遞，你說出來，我可以讓你少受點苦。”

趙一曼看著他，一句話也沒說。

那天的審訊持續了兩個小時，沒有鞭打，沒有烙鐵，只是坐著說話，大野泰治不是想立刻打破她，他是想讓她自己崩。

但她沒崩，他換了方式。

從第二天起，她每天都被帶去審訊室，腿傷剛剛結痂，走兩步就裂開，警察拖著她，一路留下血跡，烙鐵是第二周用的。

燙的不是手心，是肩膀，一次一次，一點一點往骨頭逼。

直到第三次電刑的時候，她的右手當場痙攣，手指抽搐著像枯枝，皮膚被燒焦，冒出焦糊味，她昏過去五次，每次醒來都在凳子上。

每次醒來，她的眼睛紅得像要裂開，牙齒幾乎全松了。

有人看不下去了，有個警察說：“她真的不說？她瘋了吧。”大野泰治說：“她知道太多，不能死。”趙一曼知道自己還不能死。

她用的方法，是控制自己的身體。

她把舌頭咬傷了，不是咬斷，而是讓它不能發音，她寧愿被當作“說不了話”，也不想哪天在昏迷中漏了口風。

那段時間她每天被灌水，嘴里塞著藥棉和辣椒水。

辣到無法呼吸，傷口灌鹽，用的是她自己腿上的槍傷，刑訊人員直接把蘸鹽的木棒插進傷口里攪動，然后潑上辣椒水。

她的傷口開始化膿，腿腫得像木樁。

大野泰治親自來看，說：“你不說話，這條腿就保不住。”趙一曼笑了，她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們害怕了。”

電刑后她還活著，日軍開始害怕了

1936年6月，趙一曼的身體開始發黑，不是凍的，也不是病，是電擊留下的焦痕，一條一條，從手腕到脖子，再到胸口。

她不再走路了，被兩個人抬著去審訊室，再抬回來。

她已經撐過了半年，日軍不敢信，那年日本軍部剛從德國買了新一代的電刑裝置，“高壓低流”，不會立刻電死，卻能讓神經系統紊亂，痛到休克。

大野泰治專門申請了這批設備，用在趙一曼身上。

他需要她“開口”，哪怕一句，可她什么都沒說，每次通電，她全身抽搐，牙床咬到出血，最嚴重一次，她兩只眼睛充血，幾乎失明。

醫生報告：“此人長時間遭受高壓電刑，心跳不穩，視神經受損，但尚未喪失意識。”

“尚未喪失意識。”這句話，把審訊組全嚇住了，大野泰治知道趙一曼身體撐不住，但她的精神沒垮，她連一句胡話都沒說。

電刑之后，她不再痛苦地哭喊，她開始唱歌。

每次醒來，她就在牢房里小聲唱《義勇軍進行曲》，聲音沙啞，破裂，但一句一句唱到底，有人開始害怕她。

有警察值夜班時被她唱哭。

護士韓勇義原本是偽軍家屬，常年配合外事股做登記，她偷偷在趙一曼的藥水里加了退燒藥，趙一曼知道，但沒說話，只是點了點頭。

她開始策劃逃跑。

趙一曼告訴看守董憲勛：“你還是不是中國人？”董憲勛當時沒說話，第二天卻給她帶來一張紙條，是外面抗聯留在哈爾濱的聯絡圖。

韓勇義和董憲勛背著趙一曼逃了，但只逃了兩天，只差20里，她們就自由了。

她被押上了火車

她明白了，沒人能再把她救出去，1936年8月，趙一曼已經無法站立，獄中傳言她“快不行了”，但大野泰治沒下殺手。

他在等命令，是殺，還是留？是公審，還是秘密處決？

這是情報部門在觀望的信號，她的存在，成了一種負擔，趙一曼看出了破綻，她不是怕死，是怕沒用。

她開始強迫自己寫字，左手顫抖著一筆一畫。

8月2日清晨，牢門開了，她沒問原因，只說：“把紙和筆給我。”監獄方破例答應，她在白紙上一筆一劃地寫。

“母親沒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那天上午，她被抬上火車，沒有通知、沒有公審、沒有押送公告。

只有兩名士兵押著她，外加一個隨車醫生，她的身體裹在毯子里，只露出眼睛，有人以為是病人，沒有判決，就直接處決。

珠河縣邊上的開闊地，夏風很大。

行刑地點是一處荒地，站著三名憲兵，拿著槍，趙一曼的腳踝腫成球狀，兩只眼睛發紅，嘴唇起泡，她嘗試直起身，失敗了。

于是她就跪著，她開口：“中國共產黨萬歲！”

行刑官舉起槍，她閉了眼，槍正中胸口，她往后仰，整個人慢慢倒下去，沒有掙扎，她死的時候，嘴角還有血。

趙一曼的一生，承載著那個時代的苦難與希望。

她的每一滴血，都在為民族的解放鋪路，她的每一聲吶喊，都成了永遠銘刻在歷史中的英雄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