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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LLO研究結果一文帶你全面了解。

撰文：山頂上的小石頭

根據中國國家癌癥中心公布的數據，2022年我國新發肝癌病例約36.77萬例，死亡病例約31.65萬例[1]。由于肝臟的高代償性，且癥狀上缺乏特異性，患者在初診時往往即為晚期，失去了接受根治性手術的機會。在晚期肝細胞癌（HCC）的一線治療中，雖然靶免聯合的策略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但尚不足以滿足患者的治療需求。

在Ib/II期AK105-203研究[2]中，初步證實了安羅替尼聯合派安普利單抗一線治療HCC的療效及安全性。在此背景下，一項由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樊嘉院士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焦順昌教授牽頭的隨機、開放、平行對照III期研究（APOLLO研究）[3]在全國79家中心開展。5月8日，APOLLO研究全文發表于

The Lancet Oncology

圖1：研究首頁

研究設計

作為一項隨機對照、開放標簽的多中心研究，APOLLO研究評估了安羅替尼聯合派安普利單抗一線治療晚期HCC的療效及安全性。

在入組人群上，本研究選擇了未接受過系統治療的晚期HCC患者，BCLC分期C期或不適合接受局部治療的B期，Child-Pugh肝功能分級為A級或B7，并按照2：1的比例隨機分配至：

• 聯合治療組（n=433，安羅替尼：10mg，po，pd，d1-d14；派安普利單抗：200mg，IV，Q3W）；

• 索拉非尼組（n=216，索拉非尼：400mg，po，BID）。

根據是否存在大血管侵犯和/或肝外轉移、基線甲胎蛋白（AFP）（＜400ng/mL vs ≥400ng/mL）及ECOG狀態（0 vs 1）進行分層。研究的主要終點為獨立評審委員會（IRC）評估的無進展生存期（PFS）和總生存期（OS），次要終點包括研究者評估的PFS、客觀緩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緩解持續時間（DoR）和安全性。

圖2 研究設計

所有入組患者每21天為一個治療周期，直至出現不可耐受的毒性或疾病進展。在停止治療后，對患者進行安全性監測，每8周進行一次生存隨訪，直至死亡。當出現不良事件時，研究者可根據方案或標準臨床實踐決定是否調整劑量。具體而言，允許減少安羅替尼和索拉非尼的劑量，但不允許減少派安普利單抗的劑量，因為免疫相關不良事件與PD-1抑制劑的劑量無關；允許因毒性而中斷或中止派安普利單抗、安羅替尼或索拉非尼的治療。

研究結果

1

基線特征

從2020年8月至2023年6月，共有649例患者納入本研究，其中聯合治療組433例，索拉非尼組216例，兩組基線基本均衡。患者的中位年齡為57歲，8%的患者Child-Pugh B級，近一半的患者在基線時AFP≥400ng/mL（49%，n=319），84%為HBV陽性，80%存在大血管侵犯和/或肝外轉移，其中僅存在大血管侵犯的比例為41%。APOLLO研究入組人群的大血管侵犯比例更加貼近真實世界數據，其結果對于晚期HCC患者的臨床診療具有關鍵意義。

圖3 患者基線

2

結果解讀

聯合治療組和索拉非尼組的PFS中位隨訪時間分別為6.2個月和4.2個月，OS中位隨訪時間分別為15.3個月和14.5個月。相較于索拉非尼組，聯合治療組顯著提升PFS及OS。IRC評估的中位PFS分別為6.9個月（95%CI 5.8-8.0）和2.8個月（95%CI 2.7-4.1）[HR 0.52（95%CI 0.41-0.66）；p<0.0001]，疾病進展風險降低48%；中位OS分別為16.5個月（95%CI 14.7-19.0）和13.2個月（95%CI 9.7-16.9）[HR 0.69（95%CI 0.55-0.87）；p=0.0014]，死亡風險降低31%。

圖4 IRC在最終分析時評估的兩個治療組中PFS Kaplan-Meier曲線（截止2023年6月）

圖5 二次中期分期兩個治療組中OS Kaplan-Meier曲線（截止2021年1月）

事后分析顯示，安羅替尼聯合派安普利單抗在大部分亞組中都實現了PFS和OS的明確獲益，尤其是在大血管侵犯和/或遠處轉移以及基線AFP≥400ng/mL的人群中，獲益更為顯著。

圖6 事后分析中IRC評估的PFS森林圖

圖7 事后分析中IRC評估的OS森林圖

安全性方面，兩組中≥3級治療相關不良事件（TRAEs）的發生率分別為50%和48%，其中最常見的≥3級TRAEs主要有高血壓（聯合治療組17% vs 索拉非尼組10%），血小板計數降低（9% vs 6%），中性粒細胞計數降低（6% vs 3%），白細胞計數降低（6% vs 3%），膽紅素升高（5% vs 2%），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升高（4% vs 6%），掌跖紅腫綜合征（2% vs 8%）。免疫相關不良事件（irAEs）方面，聯合治療組的發生率為24%（n=103），≥3級irAEs發生率為6%（n=28），其中13%（n=54）需要使用系統性類固醇激素治療進行管理。

總體而言，APOLLO試驗達到了共同主要終點的有效性閾值。與索拉非尼相比，安羅替尼聯合派安普利單抗顯著延長了晚期HCC患者一線治療的PFS及OS，且安全性可控，并進一步驗證了多靶點TKI聯合ICIs作為不可切除HCC一線治療方案的應用價值。該聯合方案在免疫相關毒性方面的安全優勢，使得在預后較差的晚期人群中保有良好的獲益風險平衡，有望成為潛在的獲益選擇。

參考文獻：

[1]Han B, Zheng R, Zeng H, et al.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 2022. J Natl Cancer Cent. 2024 Feb 2;4(1):47-53.

[2]Ren Z, Xu J, et al. ORIENT-32 study group. Sintilimab plus a bevacizumab biosimilar (IBI305) versus sorafenib in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ORIENT-32): a randomised, open-label, phase 2-3 study. Lancet Oncol. 2021 Jul;22(7):977-990.

[3]Zhou J, Bai L, Luo J, et al. Anlotinib plus penpulimab versus sorafenib in the first-line treatment of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POLLO):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phase 3 trial. Lancet Oncol. 2025 May 8:S1470-2045(25)0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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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醫學界腫瘤前沿

責任編輯：S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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