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翰烽/文

據廉政瞭望·官察室記者近日采訪多地基層干部報道，郭興從事基層紀檢工作多年，他告訴記者，盡管當前高度重視厘清基層履職清單，讓該承擔責任的部門承擔相應責任，避免權責失衡的情況發生。但在具體實踐中，總是需要村、社區有關人員協助執行，因此職責邊界模糊，使得責任范圍外擴。

“比如最近是禁漁期，不可以釣魚，但我們這里水系發達，到處都有河道，即使是漁業部門最基層的單位也無法配備人員到處監督，只能委托村、社區的干部平時幫忙勸導。但村、社區的干部能做到的也只是‘勸導’，因此實際效果可能并不大。”

“現在的村、社區已經不是早年產業單一的生產單元，有的地方還涉及招商引資。基層干部要兼顧安全生產監督、項目建設協調、環保工作落實等等。這些工作責任巨大，但村干部們往往只能發揮人情魅力，靠勸、靠談、靠協商，事倍功半。”

也就是說，在一些基層干部看來：一方面，基層干部手段有限、能力有限，難以達到上級要求的治理效果，即便是追責問責；另一方面，即使一些工作在基層的履職清單外，但由于基層許多工作都需要上級部門支持，基層對上級部門無法“強硬起來”拒絕，只能被動接受。

在基層實踐工作當中，一些基層干部常常會有這樣的無力感。不做不行，上級安排的工作；做也不行，的確是難做、不好做，或者是做不了。

比如農村摩托車、電動車等交通安全，只能是做做勸導工作，人家聽還好，不聽也不能把人家怎么樣，明明知道是無牌無證和不戴頭盔，你村里哪來的執法權或強制執行權。有的時候還只能是為了完成任務，拍個照、上個傳，甚至于這個勸導照片都可能是作的假。

秸稈禁燒也是如此，只能是好話說盡，巡查勸導，但你剛剛走，人家可能又是悄悄地燒，你又有什么辦法。離了執法部門，基層很難強制執行，何況有的群眾還有逆反情緒。

過去，關于移風易俗，為了將大操大辦酒席的風氣整治下去，有的村里動了些腦筋，比如某家在擺酒，就在村廣播里喊，要村民們不去某家吃酒；還有的村干部就守在去往擺酒家的路口，勸導村民不要去吃酒。也只能是如此了。

還有，居民住宅小區存在的飛線充電安全隱患問題，有社區巡查發現的，也有居民業主投訴的，遇到聽勸的業主還好說，人家直接拆除了，但仍有不聽勸的業主，就是我行我素，誰勸也不聽。社區又不能強制執行，只好求助上級執法部門執法，有的會來，有的就不會來，一句話，你們社區自行解決。怎么解決？社區往往無語。

有些信訪問題，明明是一些職能部門領域的事情，不知道怎么七轉八轉，就轉到了村社區來處理，村社區有什么能力處理，還不是只能給人家說好話，勸勸人家不要上訪了，人家給面子就成，不給面子有什么辦法。

畢竟這里面涉及到利益問題。尤其是有些問題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上面又只把責任層層壓到村社區，看似有人在管了，實際上沒人管，因為交給了“管不了”的基層，所以問題就會一直存在著。

層層壓實責任，關鍵要看責任是什么？每一層應該承擔什么責任？如果劃分不清晰，就可能出現層層壓實，層層壓空。尤其是作為村社區，主要還是自治組織功能，自治的，與行政的，還是有巨大差別的。